三尺讲台上的忧思

赵树基认为，这种观点带来的震动将是巨大的，过去的许多东西都得推翻，许多国外企业忙不迭地为不使自己落后而更换市场研究软件，一个企业就要损失几百万美元———这也是赵树基在教学和管理方面提倡傻瓜化的一个原因。如果研究软件傻瓜化了，情况一变，一换模式就马上能用之以新。这样做好处是很大的，或许精确性有所牺牲，但是正如那些极专业的软件是只顾低头拉车的牛一样，牺牲了方向的正确，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赵树基在把书读薄的过程中还“发掘”了一些被淹没的冷门书。

“我买的科学出版社出的一些书，有些是很曲高和寡的。这些依靠国家自然基金出的书，是我国一些老专家学者一辈子的心血，有些总共才印了1千册，5年后还有一半没卖出去。但里面很有一些闪光的东西。有一本书叫《定性指标的量化问题》，是我国一位老专家写的，他说了一个很好的观点：一般的量化指标不能反映真实，比如有三个班级进行卫生评比，一班和二班都非常干净，几乎一样的一尘不染，而三班脏得一塌糊涂。一班有人生怕得不了第一就到二班的墙上按了个大手印，结果评比出来的结果是一班第一，二班第二，三班第三。从这个结果上看人们以为他们互相的差别都是1,其实三班根本不能跟前两个班比……”

赵树基在国内各学校讲课以及写文章时，总是引用这个例子，他努力想让冷门不太冷。

“一个人能够谋生，是一种很感动人的东西”

“我觉得有一个观点必须端正，就是我们不是在教学生们什么高远的理想和一个什么能够在学界标榜的艰深理论，我们是教学生谋生。”

赵树基推着自行车，头发在风中飘，很朴实地说。

“一个人能够谋生，是一种很感动人的东西，就表明这个人对社会，对他的家庭负责了，就表明他成熟了。他从此能够不愧对父母了。我们教学生这样做了，也是在做一个很高尚的事情。”

赵树基说他在教学中灌注了这种良心，让每一个学生为自己掌握一种“

“在教计算机的时候，我不是泛泛让他们了解什么源流、原理什么的，我是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比如我让学生设计出一个买房子的软件，计算出购房投资的回报率，这很难，因为涉及的因素非常多，什么按揭、时间、面积、利息等等，需要用到高等函数等知识，但这是一个很实用的软件，做出来就能拿到市场上去用。这对学生的实际谋生能力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结果全班30几个学生只有5个同学做了出来。

“还有一个实际问题，我也要学生做软件解决，超市在什么时间设多少收银窗口，这里面涉及到超市大小、顾客平均流量、高峰期和低谷期等问题，也非常难。

“凡是希望以后要干一番事业的学生跟我联系得特别多，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是想毕业后找个外企，轻轻松松。我跟他们说，就是同样给总经理复印东西，当你能看出复印的内容有需改进之处，并对总经理这样说：‘这个内容我觉得……’你自己将会有个‘飞跃’。我把我自己在国外时，虽是一个看仓库的，但多次给总经理画出库存、进货以及销售的曲线，使商场的效益大大提高、自己的工资也连升数次的故事讲给学生听……”

赵树基教学生用最简单的软件，比如Excel，做很多实际的问题。这里面有一种很实际的态度，就是你能用最简单的工具因地制宜地发挥。

他让学生们用Excel制作超市收银窗口的软件时，自己也发现了几个难点。就跑去问大学信息系的老师，他们说用这个软件是不可能做出来的，你得用专业软件。赵树基想我可以用，但学生们怎么用啊，那些专业软件用起来是非常难的。结果他整整琢磨了3天硬把难点解决了。

一个学管理的出来能干什么？有许多人是这样的，他们会搞一些策划，对企业夸夸其谈什么方向，但在连麦肯锡这样的咨询巨头都岌岌可危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能永远这样自我感觉良好？赵树基说，“信息时代不要脱离信息，许多学管理的，一叫他们解决具体问题，具体算一个什么东西就傻了。我想叫学生到社会上不要成为只会说不会干的人。”

“课堂教学是高人一句顶一万句的事”

赵树基有一个发现，就是现在的大学生甚至是研究生的语文水平太差了：“我的一些学生的论文都是我一句一句改出来的，满篇的红字……他们的论文一是中心不明确；二是句子太罗嗦。说实话，有一些学生的论文三分之一是我替他们写的。写作水平如此之差，我只能要求他们一些人写些短文我给他们改，提高一下好应急。我其实没有辅导他们提高写作水平的义务，这样做只是凭良心。我这插一句，不仅是我的学生不通，连咱们现在出的书也不通，许多都是在凑字数。

“说实话大学生和研究生们的写作水平低不能怨大学也不能怨高中。在目前的教育模式里，如果他们最迟在初三还没解决写作问题就不行了。到了初三，数学、英语一冲，根本就没时间了。我在替小学老师做事，是他们把问题遗留下来堆到我们大学老师身上。”

赵树基由学生们的语文水平联想到整个中小学的教育制度。他对理科学生如何提高语文水平非常想发言。

赵树基1977年在京西王平村煤矿参加高考，取得了北京市文科第四名的成绩。他是奔着北大哲学系去的，但因父亲问题没被录取，后被调剂到首师大读数理逻辑。

他小时候对语文不感兴趣，在数学竞赛中得了奖后就更对语文不理睬了。但是有一个人改变了他。那是他所在的北京二中的一位老师。这人发表过许多作品，但轻易不教课，因为有很严重的肺病。有一次赵树基他们班的语文老师有事请假，没办法，学校只好让这个老师代几天课。这位老师教起来眉飞色舞，每一个句子每一篇课文都讲得那么有趣，给学生们改作文也改得特实在，教学生如何把意思表达得更清楚，如何使人更感动，句子怎么写力量更大些，去掉哪个词会更精练些等等，完全不像原来的老师那样就是划一条空洞的红线。

赵树基马上就对语文感兴趣了，他说，“真灵验，就那么两天，我就变了。我对同学说，如果语文要这么教，我就不上数学了。”

可惜这个老师只给他们上了3天课，以后赵树基就再也没遇见这样的老师了。这位老师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作家韩少华。

由此，赵树基得出一个极端的结论，“课堂教学是高人一句顶一万句的事。写作水平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思想境界的问题。这是一般语文老师没法教的。语文一定要由高人也即学者或作家来教，一般的语文老师当个助手还可以，千万不要让他们担负着提高一代人的人文水平的重任。”

记者问：“没有这么多高人，你这个教学方法没法实行。”

答：“所以我主张让高人带徒，让没有本事的人不要在关键的行业上。”

问：“那大部分的人不是要失业了吗？”

赵树基又引经据典：“我看过一本书，美国学者奥利弗写的《未来经济状态》，这本书在世界上很有名，它划分了所谓3000年以来人类社会经历的农业、工业和信息三个时代。奥利弗说：‘农民向工人转变不过是力气型之间的转变，而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是从体力型向知识型的转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没有知识必然落伍和失业。但信息时代并不可怕，信息时代并不像工业替代农业那样用机器替代了人，人的工作机会减少了，信息时代并没有减少工作机会，而是增加了工作的机会。但有一个前提，人要适应信息社会。会用他的才智和学习能力。”

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也就是思想水平，是提高写作水平的第一要务。赵树基总结，思想要用语言去组织。思想深刻了，语言和写作自然深刻了。从这点计，提高写作水平一定要找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不能请语文老师。

还有一个很细节的手法赵树基当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来强调，就是“读出声”。

“我十几岁时，觉得自己写作比较苦涩，无意中发现我念出声的句子在我苦思时冒了出来，而且写的过程中总有读过的优秀句式的影子，于是我开始朗诵。我在王平村的矿道中，在井上的小屋里高声朗读马克思和普希金，平均一天读4小时，最多读过8小时。现在《普希金抒情诗选》上所有诗歌我还能背诵……

“我正在看《新定位》，作者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却另辟蹊径，从大脑功能，从心理学角度研究顾客购买和拒绝购买的原因，他发觉这一切决定来自顾客的大脑功能。在研究中作者有一个新的发现，跟传统的说法不同：图像不如文字对消费者影响力大，比如电视，不如报纸给人印象深。画面糊里糊涂就过去了，而文字经久一些。而有声语言比仅在纸上的文字作用更大。也就是说，在图像、文字、语言的声音三者中，后者给人的印象最深，在大脑中保存得也最持久。他说很难理解人们为什么制作广告时要把45％的精力用在图像上，这是一种糊涂行为……这更巩固了我念出声的想法。”

赵树基只是一位普通的大学老师，他与女儿相依为命。他不是什么“名家”，但不停地跟踪本学科最新的学说，提炼出其中的精华，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学生也知道。他希望自己的学生毕业后有谋生的本领，而不是只会夸夸其谈。这样的大学老师有多少呢？

他本来不想接受采访，我说或许对人们有益，他点了点头。采访结束，他一个人骑车消失在风中的黑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