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新主题：流通现代化

nbsp; 通过以上这些具体案例可以看出，流通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着承上（生产）启下（消费）的重要功能，对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结构调整都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1 各种流通企业依据市场供求状况，以大额订单的方式，对商品及其制造商实行优胜劣汰，从而决定生产企业的命运。商业企业或销售商的订单给谁，谁就能够发展；反之，拿不到订单的生产企业或制造商就必定要被淘汰出局。在这种场合，如果商业流通领域的发展长期滞后，必然加剧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产品淤塞、流通不畅，最终导致第一、第二产业的销售困难，随之出现库存积压、成本上升和资金拖欠、银行呆坏账增加，而由于企业之间出现信用危机，必定使得生产企业竞争能力大打折扣。
    应当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结构调整始终是各项经济政策安排的要点，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但是，同人们期待的基本目标，特别是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新时期的总体要求相比，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和成效还远远不够。究其原因，除了某些政策中的缺憾以外，轻视、忽视流通业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也是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
    我们认为，流通业天然具有调整结构所无可替代的重要功能，中国结构调整效果不够理想，同流通业受到轻视、忽视和发展滞后有极大的关系。
    此外，人们对外商进入中国流通业的后果也缺乏应有的警觉，认为这不过是流通业内部的事情，最多不过失去一部分流通业的市场份额，倒闭一批经营不善的商业企业，无伤大局。其实不然。外资进入流通业，受影响最大、最深的并非国内流通业，而是中国制造业。外资企业拥有的巨额订单、大规模采购，虽有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外贸出口的近期作用，但也存在凭借流通业优势和定价优势向制造业终端、乃至向中上游产业链实施纵深控制的战略考虑。外商所给出的批量和价格“订单”，事关众多制造商的销路和生死。因此，壮大国内流通业十分迫切，意义深远。外商果真大规模进入，决不仅仅是中国流通业的命运问题，还将主要牵涉到和控制到中国大大小小制造商们的产供销命脉，直至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中国在对外开放、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也应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就国内流通业和制造业的后续发展，作出独立自主的某些政策安排。
    鉴于现行政策的某些局限性，结构调整迫切需要发挥流通业的作用。尽管在产业政策方面，国家把重点更多地放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但是由于产业主体技术与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通常不可能在一两年或者更短的时期内完成，因此产业政策历来是属于中长期政策。同时，这些旨在鼓励什么、限制什么的各项产业政策，通常是要“花钱的”，为了推行这些政策，政府往往要拿出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力度不够，或者某个中间环节出现了问题，都对产业政策的最终效果产生巨大影响，而这些影响在初期又往往很难看得出来。
    另外，为更好发挥流通业的作用，流通业本身也应当得到同第一、第二产业同样的政策支持。诚如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所说，在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下，流通业应尽快从末端产业向先导产业转变。但长期以来，中国流通业的政策欠帐颇多，远远落后于制造业。而流通业政策的欠缺，特别在买方市场条件下，至少制约了流通业在扩大内需、带动民间投资、加快社会经济节奏方面的作用，同时也限制了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实施，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
    因此，要强化对流通创新，发展流通产业的政策支持。这里所说的政策，不是以往主观随意性很强的“政出多门、自乱其制”之策，而是有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法律依据，相互协调(而不是相互掣肘)、透明度很高、一视同仁的经济政策。例如，设计适应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产业政策当中的流通产业政策；在流通产业政策当中制定规模不等的大中小商业企业政策，批发业和零售业政策，工业企业发展分销体系的政策，物流产业政策，进出口业务政策，高效统一的流通主管机构的设置政策；等等。
    为加快中国流通业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在所有的政策调整当中，最要紧的政策是“放权政策”。一是政府最大限度地放弃以往事无巨细的审批制度。这种缺乏市场经济依据的权力独揽，不仅是贪污腐败的温床，而且是对国内批发、零售业的巨大束缚。二是配合机构改革，最大限度将原有政府职能交由各种民间商业协会承担，推动民间商会组织名副其实地尽快成长，以便在“入世”过渡期，使已经同政府完全脱钩的大量批发、零售企业找到合法、可靠的社会依托，实现平稳过渡。
    重复建设屡禁不止的局面只有流通业强有力的介入才能够被打破。由于计划经济时期造就的放大的自然经济格局远未改变，大而全、小而全、地方保护、自以为是、自成体系，产业结构调整继续排斥市场化的区域分工和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中西部地区新兴的经济增长点不明朗，低水平重复建设，地区之间经济结构严重雷同。
    目前，中西部地区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两种重复建设迹象值得高度警觉。一是相邻地区之间搞“相互模仿式的重复建设”。例如，高估自身的优势而低估劣势，不顾资源、资金、交通、通讯状况和市场需求，纷纷争打旅游牌，不惜加重生态环境破坏，盲目大上旅游项目；个别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曲解“大开发”的含义，不计后果，盲目招商引资，对外来投资项目来者不拒。二是重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曾经走过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而不问销路前景的弯路，在产业发展上搞“尾随式的重复建设”。
    导致以上问题的最直接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受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国“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目前，在不少地区、部门，包括政府政策机构还没有完全转变轻商思想，在结构调整中只求速度、政绩，不求质量、效益，对制造业百般呵护，而不肯在改善流通业环境方面下功夫。在中西部地区，有一种观念十分普遍，即认为“上经济就是上工业”，“上工业就是上（传统）项目”。显然，这种“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思想极大地阻碍了流通业的发展，阻碍了流通业在结构调整中应有的导向

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西部地区更加迫切需要发展商贸带动式的新型经济。
    这种局面仅仅靠现行的各项政策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的，必须要有流通业的支持与配合，要依靠流通业天然所具有的调整结构的功能来改变这些不合理的状况。
    三、促进流通创新、提高流通效能的政策建议
    简要考察流通效能的两大本质之后，全部问题可以归结为积极促进流通创新，使得中国流通业快速发展到足够强大。为此，政策建议的核心是：为提高流通效能，优化结构、减少耽搁与停顿，必须加快用新理念、新技术率先改造流通领域、壮大流通业和实现流通创新的步伐，切实托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在“十五”期间，为中国流通领域的思路创新、体制创新和组织体系创新探好路、开好头，并切实取得突破性进展。
    1、在新时期要突出强调减少耽搁与停顿的重要性，切实完成“第三个转变”，从 提高运行效率和流通效能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流通和流通创新在市场经济当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
    要充分认识流通业在三大产业中的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中国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相比，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偏低。目前，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在60-80%，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40%左右，而中国2000年这一比重仅为33.6%。而其中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更低，除个别年份，流通业占国民经济的产值份额均不足10%，而世界各国这一份额一般都在12%-16%。
    流通业水平滞后于生产制造业的升级和结构调整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工业竞争力提高的一个主要因素，也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以物流成本为例，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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