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新主题：流通现代化

，但流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始终是动力和基础。道理很简单，这些企业是流通创新的主体，同这一进程有着最为密切、不容含糊的经济利益关系。只有产权制度清晰、经济利益前景明确，才可能调动这些企业在流通创新进程中的积极性，而流通现代化也才有切实可靠的动力和后劲。
    目前，社会各界在谈论流通现代化时，大多限于电子商务、连锁经营和物流配送等等具体问题，明显存在忽视流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这一要害问题的倾向。而在产权改革被搁置的场合，流通现代化实际上将被釜底抽薪。
    5、要积极培育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型商业集团，以资本为纽带，实行流通领域资源重组，多元化培育现代大制造商、大批发商和大零售商，为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流通创新，提高流通效能，优化经济结构奠定可靠的微观基础。
    商业资本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历来是最活跃的资本，天然具有伸缩、扩张和转移快捷的灵活特性。在新时期，商业资本（含批发商、零售商和制造商的销售机构）扩张有许多事情可做，但有两件大事最为重要。
    一是大举进入、大力发展现代批发商业，在商业资本当中要抓住“入世”前后的最后机会，注重资本市场运作，实行资产重组，尽快推出中国自己的大批发商、大经销商。外国商业集团之所以规模巨大，诀窍在于一手抓连锁，一手抓批发。因为，谁都看得明白，孤立地吊在传统零售业上，永远也不可能壮大。中国遗漏的批发商空白，十分“耀眼”，如果自己还不“亡羊补牢”，那么按照“入世”承诺的时间表，用不了多久，只能恭手让给精明的外国商人了(准确地讲，外商在l 992年中国有限开放零售业以来，早已打着“零售”的旗号，大做批发生意，填补这一“空白”了)。
    二是进一步改革条块分割管理体制，加快结构调整和资本重组，推出重量级大零售商，开创零售业内含化发展的新阶段。
    20多年来，中国零售业的快速发展和巨大成就始终是主流。目前的突出问题是，传统百货业资源过剩，新型业态发展虽快但规模过小，大型零售商业资本集团过少，国际化、超大型资本集团空缺。面对零售业商业资本过于拥挤、低水平过度竞争和外国商业资本的压力，中国零售商们片面追求外延、粗放、数量扩张的增长势头已经难以为继，亟待开创大型化、集约化、内含化发展的新阶段。在新时期，零售业的繁荣决不可再指望“从一棵白菜到十棵白菜”的平面扩张，商业发展的新阶段具有丰富的内涵，中国工业曾经走过的弯路，商业不可再走。
    “十五”期间，零售业的出路在于结构调整、资本重组，“做大、做实、做强”，借助市场力量，在中国推出举足轻重的大零售商。发展模式和思路应不失时机地进行战略调整。成败的关键不在于各种细节，而在于“对内开放”这一要害。多年以来，零售商们期待着以资本为纽带，对商业资源实行“三跨”重组(即跨所有制、跨部门、跨地区)，尽快形成规模巨大、实力强大、连锁型的重量级商业资本集团。但“三跨”口号喊了多年，成效极小。究其缘由，不是众多小有成绩的零售商们不愿为之，而是无法为之。因为，大大小小的零售商，至今受制于延续了几十年的“条条块块”管理体制及其潜移默化的神秘影响。由于条块体制的掣肘，导致了目前商战中“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被动局面，即商业领域内耗加剧、合作困难、纠纷不断，而向外发展、应对外商则又显得缺少经验和底气不足。
    条块分割、地方保护和隐型限制，违背了资本重组、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客观要求，阻碍了中国零售商们加快市场化、提高资本集中度的步伐，致使本该在现有基础上做大、做实、做强的巨型零售商业资本集团，始终没能及时长大。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向“入世”以后的新形势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国外，而是来自我们自己；不是来自对外开放程度的大小，而是来自“对内开放”的不足。主管部门权力过大，地区之间相互封锁，束缚了零售商们的发展。经验教训是，在现行管理体制下，在不同地区、部门、所有制零售商之间寻求合作的场合，惟恐吃亏导致合作失败的先例数不胜数，而联手成功的先例却非常罕见。中国迫切需要国内规模普遍过小的零售商，按照自愿、平等、互利、双赢(

多赢)目标，进行强强联合、资本重组，尽快提高零售商的集中度(资本领、市场份额、货源份额、利润率等等)。在最为关键的“十五”期间，所有的政策设计，都应紧紧围绕积极鼓励而不再有意无意、情不自禁地限制零售商们实行“三跨”合作。
    6、加快反垄断立法，改变碍流通的条块分割体制和政策， 为促进流通创新、提高流通效能、优化经济结构提供法制保障。
    目前形势下，在所有法律法规当中，反垄断法的重要性应当位居第一，而绝不可以同其他法律法规平起平坐，任何淡化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立法中头等地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1 这是因为，昔日国家、政府垄断型经济，在今天要出台自己的反垄断法，其难度和重要性都不可低估。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入世”’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国外，而是来自国内；不是来自竞争对手，而是来自曾经拒绝市场竞争的我们自己。
    正是由于这一深刻背景，中国国内迄今为止的不公平竞争、限制公平竞争的现象随处可见，许多国内商家，特别是个体、私营商业，并未充分享受到国际条款中规定的“国民待遇”。这首先又是因为国内普遍存在着行政化垄断所造成的。因此，中国以往久拖不决、如今最为迫切的是要亡羊补牢，依法反垄断、反歧视，剔除各种习惯成自然的保护主义，加快“对内开放”的步伐；大幅度剔除行政管制，加快改变迄今为止大政府、小社会、小市场局面。要尽快出台反垄断法，反垄断法中要将行政性垄断、行业垄断作为重点调整的对象。出台反垄断法不仅对国内有利，对促进大中小商家成长有利，而且对开放和维权有利。否则，中国很难依法防范、制裁外商或内商可能发生的垄断行为。
    7、进一步提倡讲诚信、守契约、反欺诈、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合法权益，强化“诚信促销”，为促进流通创新、提高流通效能、优化经济结构排除信用障碍。
    反欺诈在“入世”过渡期显得尤其迫切。随处可见的商业欺诈，伪劣假冒屡禁不止，工商企业信誉度下降，已经对正常的购买行为和正常的企业交往构成极大的威胁。在许多场合，城乡居民就是因为担心上当受骗而拒绝购买的；企业之间也由于防不胜防的欺诈行为而放弃了许多商业机会，正常的商务往来和资金流动受到伤害。因此，在促进流通创新、提高流通效能的近期对策中，要依法严厉打击伪劣假冒，严厉制裁商业欺诈，提倡、鼓励“诚信促销”，信守合同，切实保障消费者的“购物安全”和企业的交易安全，树立中国工商界在国内外的良好声誉和形象。
    为此，要切实改变违法犯罪“成本过低”，打击、追究违法犯罪“成本过高”，“事前规范不足，事后惩处不力”的被动局面。在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入世”过渡期和突出“第三个转变”的过程中，必须讲求市场经济迫切需要的信誉竞争，必须强化事前自律的守法意识，提高对违法犯罪事后惩处的震慑力，必须依法令商业欺诈者付出倾家荡产的沉重代价。反欺诈的要害在于打击职务犯罪、暗中保护和官员腐败，针对商业欺诈集团化、系列化、跨地区等特点，反欺诈必须依法严厉打击幕后的腐败势力。为此，应当进一步鼓励公众参与，完善举报制度，降低索赔成本，抓堵欺诈源头，从严细化法规，确保效果显著。
    8、“十五”期间，对流通产业实施以互联网、连锁经营、 物流配送为基础的现代化改造和流通创新，为提高流通效能，优化经济结构提供现代科技支持。
    按照“四两拨千斤”的投资思路，为了盘活资本存量、控制投资增量，新增投资的重要领域并非制造业，而是现代流通业。如前所述，

《新世纪新主题：流通现代化(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