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奴化教育”留下罪证

  新闻 2003-12-10 10:58:53   

□ 本报记者康 丽       每个人都知道，时间无法倒流，过往不能复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独特的记忆，众人的记忆汇聚起来，就成为国家和民族的集体回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历史不仅是苍茫岁月的简单记录，更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警戒。  ——访日本侵华教育研究专家齐红深 “对于日本侵华罪行的揭露，大屠杀、细菌战、慰安妇都有证据留下来，可是教育是无形的东西，如果没有亲历者记录这段特殊而惨痛的历史，这个损失我们谁都无法负担得起，虽然现在很多人都没意识到。” “现在做这些都有些晚了。年轻的一代不知道过去的事情，亲身经历的老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减少。如果再不把证人、证言、证物保留下来，这将成为一段无法弥补的空白。” 这是著名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研究专家，辽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研究员齐红深的话，他的心血之作《见证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即将出版。他想记录的是日本侵华时期那段特殊而惨痛的奴化教育史，他想留住的是１２００位老人的口述实录和３０００余件历史照片、实物。 “其实，我所做的并不复杂，就是留住这些宝贵的资料，尽量还原当时的情景。” 从教育史志研究到专门的日本侵华教育，从专职的教育厅官员到业余的侵华口述史课题负责人，齐红深在这个领域已经奋斗了将近１０年。此前各种教育史志、教育家评传的编纂书写，近期《日本侵华教育史》的出版，齐红深可谓是硕果累累。但他并不满足，老是感觉到“来不及”，他最希望那套已经拖了些日子的《见证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丛书赶快出版，让学术以通俗的方式得到更有效的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殖民地教育的实质。因为人类总是健忘，新旧更替又是如此之快。难以想象，没有过往或者选择故意遗忘的人怎么会学会建设和发展？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了精神，失去了根，会成个什么样子？  “责任感让我这样选择”  早在１９８４年，齐红深就已经在做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的搜集工作，但那只是为编写地方教育史志搜集口头资料，以弥补档案等文字材料的不足，真正将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史作为独立的研究方向，是在９０年代。 １９９１年，首届日本殖民地教育学术讨论会召开，齐红深一鸣惊人：将伪满洲国教育的本质首次定性为“奴化教育”，在日本学界也引起了轩然大波。此后，中日学者每年都要召开一次日本殖民地教育学术讨论会，但几乎每次都会为一些基本问题争吵不休。虽然中日双方都是根据档案、文字资料开展研究的，但相对于中方而言，日本占有的资料是丰富的，但也是“有选择”的，在卷帙浩繁的资料中，很少有反映教育与侵华战争的关系、教育目的、方针性质的内容。并且，在日方重印的《满洲教育史》、《满洲教育资料集成》中，对侵华教育的描述竟然是“自满洲事变勃发，皇军之果敢的进击，不久即由满蒙之天地扫灭旧军阀之苛政，全满各地乃兴起澎湃之建国运动”！这些都让齐红深触目惊心。即使是日本殖民当局书写的档案，明明能够证明教育侵略的性质，但有的日本学者也想推翻，理由是“档案上记载的只是统治者的主观愿望和设想，并不一定实施”。 有恶意的侮蔑，也有确实发自内心的置疑，面对持“实证”研究路线的日方学者，中方只能以自己有限的资料据理力争，却无法说服对方。强有力的证据在哪里？如果继续这种集体失语状态，“恐怕不仅是民族的尴尬，而且是历史的被动。”虽然作为被统治者一方的中国人不可能留下系统的档案和文字，但总会有其他证据。齐红深想到了另一条通向事实和真理的途径——大量亲身经历过殖民地奴化教育的人的证言证词。教育是培养人、教育人的社会活动，教育方针、政策、制度、教材都必须通过教育的实施者——教师才能开展，通过受教育者——学生才能产生作用，那些亲历者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是最重要的，对于揭示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的状况、性质、效果应该是最有力的证据！也是惟一的证据！ 向来有两种历史，史学家的著作史和民众口头相传的口述史。比起庙堂之上的“正统史家之作”，虽然民家之言似乎难登大雅，但却更具体、更真实、更鲜活。齐红深深切感受到了口述历史的调查与研究不仅是地方志工作的补充和弥补，更是一种延伸。它不仅是历史档案、文献的佐证，更是民心的反映和文化的积淀。但相比于官方档案的妥善保管和世代相传，口头流传如果不经记录、保存、整理，很容易失传。 齐红深突然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如果说，此前他记录那些口述资料只是单纯的资料搜集工作，但痛定思痛回头再看却步步惊心。那些当年日本侵华时期的小学生现在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耄耋之人，如果再不去抢救，再不去记录，这些历史的见证人、活档案很快也将变为历史。  你只能坚持到底  从１９９５年开始，在主持完成“九五”重点课题《日本侵华教育史研究》的过程中，齐红深发起并主持了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亲历者调查。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搜集侵华证人、证言、证物的民间活动。 但在开始调查的时候，齐红深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艰难。没有经费，没有人力，没有时间，他只能一个个去克服。 齐红深自己设计调查问卷，寄给一些他知道的教育界老人。问卷发出去了，却泥牛入海，音信全无。终于，在他寄第四封信的时候，原“法政大学”学生、沈阳教育界的赵老先生来了个电话：你能不能来我这里一趟？ 齐红深说服了赵先生，又通过他联系上了其他原“法政大学”的校友。就这样雪球越滚越大，调查工作有了些起色。 ２００２年，齐红深去采访“一二·三Ｏ”事件的一位当事人，那天沈阳正下着大雪，几乎齐膝深。等他步行１０多里路到达目的地时，耳朵都已经冻僵了。 但有些老人却选择了缄口不言。有一次，齐红深去采访绥中县国民高等学校的一位毕业生，跟随他练了半年鹤翔庄气功，但他却始终不肯谈起往事。齐红深了解这些老人的心理，他们积淀了一辈子的苦难，有的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的恐吓，害怕再次祸从口出，有的认为中日友好是主流，控诉日本侵华罪行有碍中日友好，还有的担心自己在日本的子女遭受日本右翼分子的迫害，怕引火伤身。 这种沉默让齐红深痛苦，也让他感到心力交瘁。选择忘记历史的，不仅仅是日本，还有我们的国人，他不止一次被同胞诘问：你辛辛苦苦，有必要吗？事情都过去了，追究干什么？ 但幸运的是，更多的人在帮助他，支持他。即使是开始不敢开口的老人，一旦对他付出了信任，就无比地热情。 刘守勤，绥中县镇中心小学的一名普通教师，与齐红深只是信件往来，从未谋面，但却骑车跑遍全县，采访老人，动员老人，说服老人回忆。 姚吾越，原伪满洲国教师，帮助寻找每一个他认识的老人，一次次去讲，一次次去动员。 有的老人是在病床上接受的采访，边打吊针边断断续续地讲述，讲到伤心处几乎无法控制，老泪纵横；有的老人本身年老体弱，甚至在采访结束没几天就过世了，但去世前还叮嘱自己的儿孙，等书出版了别忘买一本。保存了几十年的教科书、作业本、照片集、毕业证都贡献出来了，《算术要览》和伪满“掌中世界全图”成了日本奴化教育的有力证明。 在采访过程中，齐红深跟许多老人都成了忘年交，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支柱。按照他们的说法，原来呆在家里只是“挨日子”，齐红深给了他们为祖国为民族继续出力的机会，也给了他们重新生存的动力。老人们给他寄来营养品，向他推荐保健方法，督促他锻炼身体。他们对他寄予了那么深、那么大的期望，如果齐红深生病了，谁来继续这项事业？ 在齐红深采访的千名老人中，年龄最大的９６岁，最小的也已６４岁。他们有的是学生、教员，有的是伪满洲国和伪满政府文教部的官员，还有的是日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抗日战士的后代。有的人一生顺遂，有的人历经各种政治风波，受尽磨难，有的因历史罪恶被判重刑。他们就读的学校从小学、中学到师道学校、大学、军事学校和职业传习所，各级各类学校都有。就在他们的回忆中，日本侵华时期的教育制度、学校设置、培养目标、学校管理、课程教材、军事演习、师生关系都有了详尽的记录，再现了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世界。 尽管老人们的记忆力在衰退，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冲洗，很多细节已经淡化，一些具体的时间和人物也会模糊，但刻骨铭心的记忆内核反而更加凸现，使问题的实质越发清晰。  历史无法忘记  调查到今天，已经有８年了。这是齐红深自己的“抗战八年”。他和他的同道者发出问卷２５０００余份，信件８０００余封，调查和回收了１２００余位老人的口述史料。这些史料是珍贵稀有的，它不仅记录了历史，更深刻地打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原日本“建国大学”学生聂长林，今年已经８０岁了，他在文章中写道：“每天起床后，要列队‘升旗’、‘遥拜’，升的是日本太阳旗和伪满‘国旗’，‘遥拜’也是向日本皇宫、伪满皇宫方向行礼。在《东洋史》中，把日本强夺台湾、强占辽东半岛都说成是‘帮助中国赶走侵略者’。” 原安东师道学校学生，现年７７岁的张鹏云老先生回忆说，国史课只讲满族和东北少数民族史而不讲中原王朝的兴衰更迭，以此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同时把东北从中国历史中割裂出来以灌输这样的思想：“东北向来就是满族等各族独立行使统治权的地区”，如辽、金、后金乃至大清和今天的“满洲国”。 尽管每位老人在回忆时都会强调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本质——这几乎是所有访谈的落脚点。但在口述中，由于讲述者立场的不同，经历的不同，口述也因此呈现出复杂矛盾的一面。 齐红深发现，有的老人尽管经过几十年的拼命挣扎，仍然跳不出原有的框框，抹不去往日的伤痕。在叙述往事时，青少年时代所接受和形成的那一套价值体系，会不自觉地在认识层面、意识层面甚至潜意识层面流露出来。培养对“伪满洲国”的认同感，对日本的敬畏感、亲近感，这是日本侵华教育着力最多的地方，有些老人至今仍未能完全摆脱，在不自觉中就会流露出来。 相较来说，城市成为日本侵华教育实施的重要基地，尤其是那些统治时间比较长的地方，如台湾、旅顺、大连等地，很多孩子从一出生就开始接受“奴化教育”，学日语，唱日本歌，穿日式服装，只知道自己是“日本人”、“满洲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这些孩子长大之后，尽管日军撤出占领地，不再接受奴化教育，但幼时的记忆却根深蒂固，影响其一生。有些老人至今津津乐道于去日本留学的经历，有些人更为日军战败，自己的留学梦破灭而遗憾：不然，现在已经是“伪满”的高官了。还有的老人，几十年没说过日语了，但开放后日本朋友来看望，日语竟然能说得像日本人一样流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的“奴化教育”实在是成功的。就是在２１世纪的今天，还有些年轻人认为，东北的基础是日本人打下来的，无论是经济还是教育。持这种观点的人虽然没有受过奴化教育，但其精神却是不折不扣的奴性体现。 在齐红深看来，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不同于军事占领、经济掠夺，也不同于大屠杀和细菌战、慰安妇这些在可见层面可以物化的有形罪行。它毕竟具有教育的属性。既然是教育，总要对受教育者的思想、认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知识能力产生作用和影响。它对受教育者的伤害是无形的、潜在的、隐蔽的，是内在的伤害。这种影响的烙印经过岁月的磨砺，容易被忽略却又刻骨铭心。从教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日本侵华，我们发现的是奴性教育对生命、人性、人道、人权的摧残和对灵魂的扭曲。 在去日本参加学术会议的过程中，齐红深发现日本人注重历史教学，几乎到处都是博物馆，家家户户都供奉着在战争中死去的先人。相比较而言，我们的历史教学就逊色太多，历史成了高考应试的工具，而不是培养一种全民族普遍具有的精神底蕴。历史不仅仅是历史知识的累加，更应该是人文精神的培养，这是民族传承的东西，也是我们的根。 为了保住这条根，为了留住记忆，齐红深和他的同道者已经自筹经费５０多万元，这里面有他们自己的收入，也有友好的日本人的资助，但是因为经费问题，直到现在，《见证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这部浩大的口述记录还是没能出版。更可怕的是，日本有３０００名学者在研究日本殖民地教育，但在中国却寥寥无几，齐红深害怕自己后继无人，大家都关注当下的实际问题，怎么就是没人注意历史呢？ 惶惑和迷途依然在面前，但事情还得继续下去。冬日的沈阳，萧瑟而苍凉，齐红深像往常一样，清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沈阳的古玩市场、旧货市场。那些小贩们几乎都认识他，专门为他保留着那些旧照片、旧课本。他用高价买下这些别人不屑的小玩意儿，心里才会觉得安宁澄定。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历史真实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