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环境下版权的扩张及其限制
赏，则不是著作权法中合理使用意义上的“个人欣赏”了[9]。
个人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的方式绝大多数体现为对作品的复制，传统意义上的复制依赖于复印机、录音机、录象机等设备，但在网络时代，数字技术可以把绝大多数种类的作品数字化并在网上传播，私人复制不再依赖传统的复制设备而变得容易多了，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认为合理使用的空间大为扩大了。因为版权人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技术措施来防止他人对其作品进行复制，而且在WCT和WPPT中已经确立了对这种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10]。可见，个人使用中的合理使用的适用范围正面临着技术上的挑战。对此，如果缺乏法律的有效干预，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后果：著作权人的权利在网络环境下得到了扩张，而相应地挤压了公众合理使用的空间。所以笔者认为，法律有必要将“合理使用”的原则适当地延伸到网络环境下的数字化作品，以维护公众合理使用数字化作品的权利。
（2）关于图书馆使用
在保护国家资源和传统文化方面，图书馆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图书馆使用在各国版权法中都规定为合理使用。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8项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是否可以借助数字技术把浩如烟海的图书信息也进行数字化复制，并搬上网络以供读者进行远程浏览和实现馆际互借呢？
笔者认为，图书馆进行电子版本仅用于馆藏的复制与传统环境下的馆藏作品的复制只是复制形式上的不同，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此应当包含在合理使用中。但是，如果图书馆把数字化图书用作在线借阅和实现馆际之间的互借，问题就复杂多了。有学者认为，图书馆如果是非赢利的为公众提供网上阅读的方便，可以继续适用合理使用的规定。但是，赢利与否不应当成为判断是否侵权的标准，图书等出版物一经上网，便可供读者任意浏览，这与图书馆借书相比，被阅读的机率大多了，从而影响了传统形式的书刊销售，这将造成对著作权人的不合理的损害，因此属于侵权行为[11]。
参照美国的做法，也许我们会得到一些启示：美国以国会图书馆为代表的许多图书馆都把网上书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已经超过版权保护期的作品，如莎士比亚等作者的作品，可以全文上网供读者在线阅读；另一部分则是仍在版权保护期内尚未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在征求著作权人同意并支付稿酬之前，只有书目、图书简介及相关书评可以上网供公众阅览。如读者想进一步了解图书的内容则需要到图书馆按传统办法借阅。可见，在现有的著作权法体系下，建立数字图书馆，提供在线借阅服务已经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围。
（3）关于远程教育
权利人对其作品的专有权利不应当成为妨碍公民受教育的屏障，因而各国在著作权立法中一般允许为教学目的而自由使用有著作权的作品，但不得用于商业目的。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6项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在网络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大学、中学都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在这些网站上，出现了“名师辅导”、“网络课堂”、“网上论坛”等栏目，而且越来越多的大学已经在网上开展了在线教育，使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聆听老师的授课内容，并能与老师在网上及时交流。这种灵活的教育模式的前景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在这种教育过程中，教材、资料的使用必然会涉及到有版权的作品，那么它是否还能以“教育科研为目的”而继续适用“合理使用”制度呢？美国在1998年通过的《数字千年著作权法》（即DMCA）是通过拓宽教学广播豁免权的范围来实现远程教育对作品的合理使用，当然，在这同时也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如享有豁免权的作品的范畴，使用作品的数量限制等。可以看出，美国DMCA法案一方面已把远程教育纳入到合理使用的制度中，使得版权法不至于成为远程教育的绊脚石；另一方面由于对这一问题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所以他们仍持一种谨慎态度。在中国，远程教育尚处于初创阶段，起码对于那些非赢利的远程教育而言，应当把对作品合理使用延伸到网络空间，让它们有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这对于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体系来说不仅是必要也是必须的。
其次，法定许可的范围有所拓宽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12]是关于报刊转载的规定，也就是关于“法定许可”的规定。至于这一规定是否可以扩大施用于网络环境之下，这是学术界曾经争论的热点问题。在这场争论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对此持肯定态度，如蒋志培法官认为：“在我国著作权法未做出新的规定的情况下，网络上使用作品可以比照报刊转载的现有规定进行一定范围作品（严格控制在现行报刊转载作品的范围内）的转载，不必经过许可，但要支付必要的报酬、注明出处，并不得侵犯著作权人的其他权利。这有利于作品的网络传播、减少纠纷，同时又纠正了网上大量存在的‘白使’作品的违法行为，保护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13]。又如张平老师，“著作权法的修改还有待时日，完全可以在著作权法修改之前给网络服务商一段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对网络服务商的法定许可权可类比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14]。另外，也有学者认为网络条件下推行“法定许可”可以防止不合理、不合情的权利滥用和过度的垄断[15]。
与此针锋相对，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如郑胜利老师认为，“报刊转摘的法定许可是在特殊情况下制定的，当时主要考虑其是一种宣传工具、便于宣传党的政策。如果比照报刊转摘的规定将作品上网定为法定许可”是不合适的[16]。另外版权局许超副司长认为“网络传播与出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将其视为类似于报刊转摘是不对的”[17]。另外，“网络传播是作者的一项权利，如果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可以限制的时候，不能够想当然地作出限制。”又如杨柏勇法官认为：“按照现有法律来理解，不能将网上向公众传播作品理解为一种法定许
这场争论双方各持己见，在任何一方都很难说服对方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解释》阐明了其态度，该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可以看出司法解释明确地支持了上述肯定态度一方的立场，有学者认为这是在平衡涉及网络各方当事人权益以及社会利益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选择[19]。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解释已超出了原著作权法的本意，是不可取的。可见，这场理论上的论战并没有因为最高法院的《解释》而终止，也许《著作权法》的修订能给我们一个更好的答复。
二、复制权
1. 权利的扩张：
复制权是版权人最重要、最基本的权利，通过对作品复制件的控制，作者能充分地行使自己的使用权。数字化和网络技术使复制变得简单易行而广泛存在，这对权利人的专有复制权来说又是一大冲击，于是版权人急于将复制权扩展到因特网上。
当一部作品在网上传播的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的复制行为，它包括作品的所有人将作品数字化后上载到网络上的复制；也包括为了使作品能够被他人访问而由系列网络服务器所做出的自动复制；另外，它还包括访问者在阅读该作品时在自己所使用的计算机中发生的暂时复制。在网络环境下，作者的复制权是否涵盖了这三方面呢？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对第三种暂时、偶然复制的看法更是各持所言。
《伯尔尼公约》第9条规定：“受本公约保护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权以任何方式和采取任何形式复制这些作品的专有权利”。可以看出该条所确定的“任何方式和任何形式”已经涵盖了作品数字化这种复制的方式，也就是复制权可以自然延伸到网络上。
但根据《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如果暂时复制的目的纯粹是为观看作品，或该复制属于短暂的或附带的行为，只要是在作者授权或法律许可使用该作品的过程中所为，缔约国可以通过 《网络环境下版权的扩张及其限制(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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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的方式绝大多数体现为对作品的复制，传统意义上的复制依赖于复印机、录音机、录象机等设备，但在网络时代，数字技术可以把绝大多数种类的作品数字化并在网上传播，私人复制不再依赖传统的复制设备而变得容易多了，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认为合理使用的空间大为扩大了。因为版权人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技术措施来防止他人对其作品进行复制，而且在WCT和WPPT中已经确立了对这种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10]。可见，个人使用中的合理使用的适用范围正面临着技术上的挑战。对此，如果缺乏法律的有效干预，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后果：著作权人的权利在网络环境下得到了扩张，而相应地挤压了公众合理使用的空间。所以笔者认为，法律有必要将“合理使用”的原则适当地延伸到网络环境下的数字化作品，以维护公众合理使用数字化作品的权利。
（2）关于图书馆使用
在保护国家资源和传统文化方面，图书馆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图书馆使用在各国版权法中都规定为合理使用。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8项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是否可以借助数字技术把浩如烟海的图书信息也进行数字化复制，并搬上网络以供读者进行远程浏览和实现馆际互借呢？
笔者认为，图书馆进行电子版本仅用于馆藏的复制与传统环境下的馆藏作品的复制只是复制形式上的不同，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此应当包含在合理使用中。但是，如果图书馆把数字化图书用作在线借阅和实现馆际之间的互借，问题就复杂多了。有学者认为，图书馆如果是非赢利的为公众提供网上阅读的方便，可以继续适用合理使用的规定。但是，赢利与否不应当成为判断是否侵权的标准，图书等出版物一经上网，便可供读者任意浏览，这与图书馆借书相比，被阅读的机率大多了，从而影响了传统形式的书刊销售，这将造成对著作权人的不合理的损害，因此属于侵权行为[11]。
参照美国的做法，也许我们会得到一些启示：美国以国会图书馆为代表的许多图书馆都把网上书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已经超过版权保护期的作品，如莎士比亚等作者的作品，可以全文上网供读者在线阅读；另一部分则是仍在版权保护期内尚未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在征求著作权人同意并支付稿酬之前，只有书目、图书简介及相关书评可以上网供公众阅览。如读者想进一步了解图书的内容则需要到图书馆按传统办法借阅。可见，在现有的著作权法体系下，建立数字图书馆，提供在线借阅服务已经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围。
（3）关于远程教育
权利人对其作品的专有权利不应当成为妨碍公民受教育的屏障，因而各国在著作权立法中一般允许为教学目的而自由使用有著作权的作品，但不得用于商业目的。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6项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在网络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大学、中学都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在这些网站上，出现了“名师辅导”、“网络课堂”、“网上论坛”等栏目，而且越来越多的大学已经在网上开展了在线教育，使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聆听老师的授课内容，并能与老师在网上及时交流。这种灵活的教育模式的前景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在这种教育过程中，教材、资料的使用必然会涉及到有版权的作品，那么它是否还能以“教育科研为目的”而继续适用“合理使用”制度呢？美国在1998年通过的《数字千年著作权法》（即DMCA）是通过拓宽教学广播豁免权的范围来实现远程教育对作品的合理使用，当然，在这同时也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如享有豁免权的作品的范畴，使用作品的数量限制等。可以看出，美国DMCA法案一方面已把远程教育纳入到合理使用的制度中，使得版权法不至于成为远程教育的绊脚石；另一方面由于对这一问题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所以他们仍持一种谨慎态度。在中国，远程教育尚处于初创阶段，起码对于那些非赢利的远程教育而言，应当把对作品合理使用延伸到网络空间，让它们有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这对于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体系来说不仅是必要也是必须的。
其次，法定许可的范围有所拓宽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12]是关于报刊转载的规定，也就是关于“法定许可”的规定。至于这一规定是否可以扩大施用于网络环境之下，这是学术界曾经争论的热点问题。在这场争论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对此持肯定态度，如蒋志培法官认为：“在我国著作权法未做出新的规定的情况下，网络上使用作品可以比照报刊转载的现有规定进行一定范围作品（严格控制在现行报刊转载作品的范围内）的转载，不必经过许可，但要支付必要的报酬、注明出处，并不得侵犯著作权人的其他权利。这有利于作品的网络传播、减少纠纷，同时又纠正了网上大量存在的‘白使’作品的违法行为，保护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13]。又如张平老师，“著作权法的修改还有待时日，完全可以在著作权法修改之前给网络服务商一段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对网络服务商的法定许可权可类比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14]。另外，也有学者认为网络条件下推行“法定许可”可以防止不合理、不合情的权利滥用和过度的垄断[15]。
与此针锋相对，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如郑胜利老师认为，“报刊转摘的法定许可是在特殊情况下制定的，当时主要考虑其是一种宣传工具、便于宣传党的政策。如果比照报刊转摘的规定将作品上网定为法定许可”是不合适的[16]。另外版权局许超副司长认为“网络传播与出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将其视为类似于报刊转摘是不对的”[17]。另外，“网络传播是作者的一项权利，如果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可以限制的时候，不能够想当然地作出限制。”又如杨柏勇法官认为：“按照现有法律来理解，不能将网上向公众传播作品理解为一种法定许
可。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的法定许可是封闭性概念，没有可以再罗列的内容”。[18]
这场争论双方各持己见，在任何一方都很难说服对方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解释》阐明了其态度，该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可以看出司法解释明确地支持了上述肯定态度一方的立场，有学者认为这是在平衡涉及网络各方当事人权益以及社会利益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选择[19]。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解释已超出了原著作权法的本意，是不可取的。可见，这场理论上的论战并没有因为最高法院的《解释》而终止，也许《著作权法》的修订能给我们一个更好的答复。
二、复制权
1. 权利的扩张：
复制权是版权人最重要、最基本的权利，通过对作品复制件的控制，作者能充分地行使自己的使用权。数字化和网络技术使复制变得简单易行而广泛存在，这对权利人的专有复制权来说又是一大冲击，于是版权人急于将复制权扩展到因特网上。
当一部作品在网上传播的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的复制行为，它包括作品的所有人将作品数字化后上载到网络上的复制；也包括为了使作品能够被他人访问而由系列网络服务器所做出的自动复制；另外，它还包括访问者在阅读该作品时在自己所使用的计算机中发生的暂时复制。在网络环境下，作者的复制权是否涵盖了这三方面呢？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对第三种暂时、偶然复制的看法更是各持所言。
《伯尔尼公约》第9条规定：“受本公约保护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权以任何方式和采取任何形式复制这些作品的专有权利”。可以看出该条所确定的“任何方式和任何形式”已经涵盖了作品数字化这种复制的方式，也就是复制权可以自然延伸到网络上。
但根据《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如果暂时复制的目的纯粹是为观看作品，或该复制属于短暂的或附带的行为，只要是在作者授权或法律许可使用该作品的过程中所为，缔约国可以通过 《网络环境下版权的扩张及其限制(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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