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队伍管理现状问题调查分析

难找警察”号召，动用警车警力，在公务时间帮群众搬煤气，修水龙头、送小孩，并且受到了新闻媒体的肯定和宣传。有一位警察因为群众家里门反锁了，帮群众从阳台爬上楼开门，结果失手摔死了，成为单位的模范“英雄”。还有大量警力忙于为上级领导的车队开路，为名歌星的演唱会作保卫，为游乐场所充当看门人。各级公安领导是否应该反思，怎样利用有限的警力和资源，才能对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     2、“全天候待命”是否妥当？按照现行《人民警察法》的要求，警察下班了，还是警察，就算不佩枪，不着警服，不带警察证，如果遇上刑案，同样应该负起警察职责，否则以“逃兵”治罪。有的警察提出：“我们保护人民，谁来保护我们”？相比之下，一个教师下班了，没有责任要教邻居的小孩读书；一个税官下班了，没有责任对街头偷税的小店收税；一个工商局的干部下班了，也没有责任查封一间无牌发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公安机关的某些领导对权利与义务的认识是不足的，片面强调了义务，忽视了对等的权利，为了取得宣传效果，为整个警队戴了高帽。这种脱离实际的唱高调实际上是十分有害的。过多、过高的承诺分散的警力，影响了办案，到头来承诺无法兑现，反而受到更多的投诉。群众投诉警察，使警察的威信降低，降低威信的警察，又更容易引起群众的投诉。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这种循环的结果，就是全社会都认为警察承诺不到位，全社会都对警察不满意。如果能够重新明确公安机关的权利和义务，警察该做的义务一定做到，不该做的坚决不做，公安机关就不会背上沉重的包袱，所受到的投诉也会大大减少。     四、几个问题的思考     （一）对公安“先进经验”的衡量和评估。从公安新闻媒体报道看，公安工作年年出经验，年年上台阶。这些先进经验是怎样产生的呢？笔者的调查结果是：先进经验通常是新上任领导创造的。新局长到任一个新的岗位，首先保持队伍稳定，对前任局长的工作表示肯定，对局内的领导进行调查摸底；第二步，逐步对局内领导班子的分工进行调整，任用一些新的中层干部，对原有规章制度进行修改，对前任局长所创造的先进经验逐步进行淡化；第三步，召集智囊团，以某单位为试点，推出新的先进经验和典型，在各大新闻媒体广泛宣传。第四步，在全局开展政治教育，推广先进经验，并上报上级领导，取得上级领导肯定。由此可见，之所以有“先进经验”，是因为新领导需要有“先进经验”来体现自己的政绩。新任领导要想树立威望，必须推出自己一套新的管理方法。建国几十年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年年在摸索，年年在改革，年年有新经验，各搞各的经验，长期没有稳定统一的工作规范，造成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吃药打吊针的状态，起码不是个健康的人，一个单位长期处于变革之中，内部的消耗更是难以估计。以往事实证明，各种宣传报道宣扬的“先进经验”多数并不能长期维持，换了领导，自然分崩离析。笔者认为，公安工作应从“人治”转向“法治”，应该依靠健全的法律和工作规范而不是某位领导新的“点子”。建立工作规范是一个系统工程。依靠法律，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对各项公安业务进行充分调研，自上而下建立一整套稳定的工作规范。领导如果能够不折不扣把现有的工作规范落实到位，已经是很大的政绩，没有必要每个领导都推出自己新的一套办法和经验。网上调查中，64.7%的民警认为各级领导的水平不高。尽管公安队伍“先进经验”很多，但是领导的总体水平并未得到民警的普遍认同。    （二）作风与文风。公安系统警力从来源可分为三类：一为部队派，二为学院派，三为社会派。目前公安系统的中层以上领导，多数是部队转业干部，沿用了部队的军事化管理。部队作风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队伍纪律严明；二是上下等级森严；三是领导绝对权威。在部队作风要从正反两方面看，一方面，军令如山，令行禁止，保证了公安队伍的战斗力；另一方面,绝对权威也容易结成决策失误。当前公安系统有一种风气：凡是领导讲的，都是对的，下属只要执行，不必问原因。在部队，在战争年代，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在特定时代和政治环境是正确的。但在和平年代，在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安，履行管理社会治安的职责，当前的社会形势是复杂多变的，犯罪分子在暗处，公安民警在明处，因此要不断调整战术，充分发挥公安民警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所谓“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公安领导采取家长式的管理和拍脑袋决策并不能提高工作效率，反而使民警丧失工作积极性。     另一方面，从管理学的角度分析，管理学家斯特格迪尔提出领导行为的结构维度和关怀维度。结构维度强调组织的需要和任务安排，关怀维度强调尊重下属意见。最高的工作效率，就是高结构维度和高关怀维度的结合。因此，领导只有将工作安排和对下属的尊重结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     文风方面，当前一些公安队伍管理方面的文章，大部分出于宣传的目的，内容“假、大、空”，缺乏实际调查数据，往往与实际情况相脱节，影响了队伍管理方针的制定和上级领导的正确决策。每年各单位的年终总结，都是“形势一片大好”。各单位辖区发案年年在下降，治安年年有好转，老百姓却不认账。说假话编假数字的可以成为先进，实事求是的反而受批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提出来“反对党八股”。国家提出从“讲政治”高度抓好数据统计工作，但公安刊物及新闻媒体上仍重复着数字游戏，一些真正反映问题的公安论文，反而无法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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