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

钱负担40％的社会事务，而地方40％的钱负担60％的社会事务。地方靠收费过日子，预算外的政府收费估计7000－10000亿左右。有的地方，收费虽然略有下降，但是罚款特别多，有的地区一年增长了80％。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在这样的收费和罚款下，很难生存，就业机会也很难扩大。
孙宽平（中国共产党中央编译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社执行主编）：
目前提出以人为本，是在20多年改革积累的前提下提出来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农村和城乡之间的差距，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差距，已到了引发出现严重社会问题的阶段。在短期内，到底如何落实“以人为本”发展观和改革观的问题，我认为关键在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
六、树立“以人为本”改革观要重点解决好“三农”问题
晓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提两点具体建议。一是解决“三农”问题，让农民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必须落实土地所有权。集体所有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本来农民是有土地的，集体所有，合作化时被剥夺了。农民没有财产了，怎么能提高农民收入？怎么消灭贫困呢？现在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要还土地所有权于农民，才能把使用权落到实处，才可以使土地流转起来。这是一个打好市场经济基础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就是打破垄断，发展民间多种所有制的银行，包括大量的小银行，合作制信用社，私人钱庄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现在的国有银行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也不会解决，它根本看不上。这也是很大的政策问题。金融体制也应当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同整个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
王景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农村所所长、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我长期从事农村调查，发现有四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
第一，农村转型发展中，无地、失地、打工农民问题正在逐步胶合成的一个重大问题。一是因土地承包“起点”不公平、限制土地调整等原因，造成大量失地农民。二是“新圈地”运动，包括农村土地向非农村住户流转、国家征地、开发区圈占、乡村集体非农化利用、新乡村运动（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用

地等五大因素导致失地农民加速扩大。三是外出打工农民队伍越来越庞大。
第二，外出农民工组织和管理问题凸现出来。失地农民、无地农民、外出打工农民（“新三农”）问题逐渐胶合成一个社会问题，即农民的生存、发展权问题。“新三农”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地位最低，政治参与最少，分享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成果的能力最弱，是一个非常需要帮助和保护的群体。同时，也要看到：无地农民因土地财产缺失而产生人生依附关系，严重障碍社会进步；失地农民因土地产权被剥夺而生怨恨；外出打工出于生存、经济交往、安全保障等多重需要，他们已突破传统的地缘、血缘、业缘关系，在更大的范围内以“老乡”关系为纽带逐渐联合起来。尽管这种联合是临时性的、小规模的、松散的，但是，许多苗头表明，他们比传统农民有更大的活动范围、地域空间及号召和组织能力，这是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
第三，劳务型输出地区农村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劳务输出不仅是农民增收的途径，而且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我2003年12月在江西调查发现，江西农民在本地非农产业就业比例极低，外出农民工的比例之大超出我们的想象。江西全省约1600万农村劳动力，“非典”时期统计，外出打工的劳动力达到480万，占农村总劳动力的30%。但实地调查证实，样本县有42.4%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我们实地观察,凡输出劳动力达到50%以上的农村社区，显现出农户与农户间、农户与社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极不协调：一边是外出打工者家庭修建的越来越漂亮的民居；一边是贫穷的“留守”农民和清冷萧条的农村氛围。
第四，长三角农民工短缺初步显示出农村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农民工短缺在长三角初步显现出来。长期以来，我们看到听到的都是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大量滞留在城。但今年春节过后，长三角确实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现象：浙江湖州织里镇号称中国童装之都，有5700多家童装加工企业，今年有许多业主找不到熟练缝纫工，媒体形容为《招供难过娶媳妇》，《民工也敢翘尾巴》。这里的企业主蹲守在车站争夺熟练缝纫工，成为一道招眼的风景；绍兴县也是著名纺织工业城，今年缺缝纫工1.5万人，杭州媒体报道，这些服装企业主蹲在杭州火车站枪农民工。有媒体说，杭州今年的外来劳动力比往年下降了30%—50%。这是20年来民工第一次短缺，这种现象预示着什么值得关注。我们的初步分析是：劳务输入地企业快速扩张，引起劳动力需求快速增加；劳务输出地经济、社会发展，为农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劳务输入地盘剥农民工的环境仍未根本改变；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加入到返乡创业的行列。无论哪种估计，我们都必须予以关注。农民工结构性短缺的时代正在逐步到来，鼓励农民工外出的政策也应该逐渐调整。

《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