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现代报业家的自我身份认同
重“义”而轻“利”的办报追求，使得中国报业家在对待西方同业者用以吸引读者的煽情主义举措，也大异其趣。不用说《京报》、《大公报》一向以报格高尚而著称，即如《申报》、《世界日报》等需要以社会新闻争取市场的报纸，也很少毫无原则地“黄色”下去，伤及风化。据报人金雄白回忆，他在《时报》曾采写过一起石女离婚案，“那天的庭讯，也实在充满了笑料，因为要求离婚的原告，是浦东一位不识字的农民，出言粗鄙，其中有主要的几句：法官问：‘你怎样知道她是石女？’他说：‘回禀大老爷，小人弄不进去。’听了这句话，连审判的法官也已经有些掩口葫芦了，于是法官再问：‘也许你自己初经人道，没有经验之故吧？’原告又说：‘不，大老爷！这是冤枉的，我请阿妈（母亲）也看过了，她说，生得与她是不一样的。’写法院旁听的口供，照例不应随便窜改，第二天的《时报》上，也当然照登了。在当时各报所刊的新闻中，如此惊世骇俗地秉笔直书，还是创举。当天晚上，《申报》主人史量才见到了陈冷血，因为冷血与《时报》有著密切关系，就皱著眉头问他：‘你今天看过时报本埠新闻中那篇法院旁听的特写吗？是谁写的？’冷血说：．我知道这是金剑花的一位侄子雄白写的，’史量才接著道：‘呀！他姓了金，竟然写出那样的句子，岂非成其为金瓶梅了吗？。金氏的这段记载，透露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诸如此类的黄色新闻在当时报界是“惊世骇俗”、极为少见的，难怪它惊动了史量才。而史量才对黄色新闻的态度则反映了当时中国报人普遍的接受心理，显然对黄色新闻是相当排斥的。锐意追求报纸大众化的成舍我就曾明确表示，赫斯特对于社会新闻的夸张渲染，属报中下品。
中国报业家在职业身份上重“义”而轻“利”的价值取向，并非出自文人自欺欺人的虚伪矫饰，却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一方面由于中国民族报业资本薄弱，尤其是强大的政治压力，难以造就真正实力雄厚的报纸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报业家无法与官僚及其他行业资本家相抗衡，以形成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但他们却可以通过掌握话语权柄成为舆论界的意见领袖，对社会进程发挥作用，以实现言论报国之志；另一方面，与西方报业家多出自商界不同，中国的报业家大都是文人出身，既得益于西学的熏陶，又承续了儒家文化的薪火，在追崇现代职业精神的同时，亦不乏高远的传统人文追求。虽然伴随着近代以来重本抑末观念的冰释，办报赢利已不再是备受社会歧视的降格之举，但是儒家文化植入他们灵魂深处的士人精神却依然左右着他们的价值取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成为其事业追求的原动力。因而，不惟在早期报业家的眼里，办报要么是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要么是实现“改良”或“革命”的手段，即是现代报业家也难以彻底摆脱这种承袭自传统的“工具”意识。他们虽然不再视报纸为政治工具，转而以民间大众为服务对象，极力标举报人的独立意志：而且逐步告别了家庭作坊式的报纸管理方式，积极吸纳西方现代的经营理念与模式。但是，在他们的观念里，即便是报业托拉斯的构想与追求，也多半不是为了垄断后巨大的经济效益，却是为了建造坚固的舆论平台，以实现“言论报国”之志。坐拥旧中国两家销量最大的报纸《申报》和《新闻报》的史量才，并未满足于事业成功所带来的巨大的物质享受，而是不断地利用舆论在蒋氏太岁头上动土，并终因此殒命，所展现的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胡政之主持下的《大公报》，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不顾资金损失频频扩版，谋求生存机遇、维护企业发展自不在话下，以“诤民”身份议论时政、敦促政府改良却是其自始不渝的精神追求。而在成舍我看来，“唤起民众”的启蒙重任才是报纸应当肩负起的使命，所以他极力强调报纸的教化功能。1945年11月20日，《世界日报》载文《我们这一代报人》，公然申明“我们这一代报人，还另有一重大任务，这就是社会风气的转变，和国民心理的改造”。
由此可见，文人身份的自我认同，使得中国报业家在承担社会角色时，表现出与西方同业者完全不同的旨趣和追求。
独立理想与现实阻遏的困惑
大凡投身报业者，都深谙自由之珍贵。即便是那些为传统观念所深深束缚的早期报业家，也无不渴慕自由和独立，只不过由于时代环境所困志愿难遂罢了。汪康年在整个办报生涯中都力图独立，却无法摆脱政治势力的纠缠：英敛之将《大公报》办在天津租界，倒是大胆敢言，抨击清廷弊政了，却避免不了洋股东的处处挟制：彭翼仲和陈范义无反顾以独立言论相抗的结局是被封报捕人。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的政治环境虽未见得怎么乐观，但在军阀混战的间隙，特别是北洋政府试行代议制而产生的宽松氛围，使民间报业因社会巨大的新闻需求，且作为无暇管控的领域，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独立办报的经济条件、社会环境大有改善。所以，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影响的现代报业家一登上报坛，就把自己置于民间立场，打出了独立的旗帜，竭力与政治及财团势力保持距离。《申报》的史量才便自称：“鄙人办此报，现历十年：虽十年来政潮澎湃，敝馆宗旨，迄未偶迁。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顷者格拉士君所谓‘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一语，敝馆宗旨似亦隐相符合。且鄙人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1936年4月1日，《大公报》发表《今后之大公报》，明确表态：“本报经济独立，专赖合法营业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厅或私人之津贴补助”，而其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方针”则无异于中国报人的独立宣言。邵飘萍的《京报》则于1922年10月9日《（京报）三年来之回顾》一文，极力标榜：“愚个人既素无党派关系，更不欲以特殊势力为报纸之后盾。根基薄弱，而言论尚较自由。”成舍我更是以“立场坚定，言论公正”、“不接受津贴”为其始终不变的办报方针。黄伯惠接办《时报》后，也宣称：“《时报》以改良报纸为目的，与任何团体机关营业不发生关系。”[s1显见，以自由之身、独立立场发言成为现代报业家不容置否的角色定位。
然而，险恶的社会现实却使得独立依然是现代报业家可望而不可即的追想。这不仅在于当时中国经济环境不成熟，让报业家的独立大打折扣。社会的急剧动荡难以培养稳固庞大的报业市场，不利于民族报业资本的积累和成长，现代报业家同样常常面临经济上难以为继的局面，因而不得不以暂时放弃独立和自由为代价，以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真正做到洁身自好，完全独立，几乎是不可能的。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李思浩在接受徐铸成采访时提及，段琪瑞内阁为结交新闻界，曾给予王郅隆主办时期的《大公报》及胡政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现代报业家的自我身份认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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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业家在职业身份上重“义”而轻“利”的价值取向，并非出自文人自欺欺人的虚伪矫饰，却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一方面由于中国民族报业资本薄弱，尤其是强大的政治压力，难以造就真正实力雄厚的报纸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报业家无法与官僚及其他行业资本家相抗衡，以形成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但他们却可以通过掌握话语权柄成为舆论界的意见领袖，对社会进程发挥作用，以实现言论报国之志；另一方面，与西方报业家多出自商界不同，中国的报业家大都是文人出身，既得益于西学的熏陶，又承续了儒家文化的薪火，在追崇现代职业精神的同时，亦不乏高远的传统人文追求。虽然伴随着近代以来重本抑末观念的冰释，办报赢利已不再是备受社会歧视的降格之举，但是儒家文化植入他们灵魂深处的士人精神却依然左右着他们的价值取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成为其事业追求的原动力。因而，不惟在早期报业家的眼里，办报要么是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要么是实现“改良”或“革命”的手段，即是现代报业家也难以彻底摆脱这种承袭自传统的“工具”意识。他们虽然不再视报纸为政治工具，转而以民间大众为服务对象，极力标举报人的独立意志：而且逐步告别了家庭作坊式的报纸管理方式，积极吸纳西方现代的经营理念与模式。但是，在他们的观念里，即便是报业托拉斯的构想与追求，也多半不是为了垄断后巨大的经济效益，却是为了建造坚固的舆论平台，以实现“言论报国”之志。坐拥旧中国两家销量最大的报纸《申报》和《新闻报》的史量才，并未满足于事业成功所带来的巨大的物质享受，而是不断地利用舆论在蒋氏太岁头上动土，并终因此殒命，所展现的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胡政之主持下的《大公报》，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不顾资金损失频频扩版，谋求生存机遇、维护企业发展自不在话下，以“诤民”身份议论时政、敦促政府改良却是其自始不渝的精神追求。而在成舍我看来，“唤起民众”的启蒙重任才是报纸应当肩负起的使命，所以他极力强调报纸的教化功能。1945年11月20日，《世界日报》载文《我们这一代报人》，公然申明“我们这一代报人，还另有一重大任务，这就是社会风气的转变，和国民心理的改造”。
由此可见，文人身份的自我认同，使得中国报业家在承担社会角色时，表现出与西方同业者完全不同的旨趣和追求。
独立理想与现实阻遏的困惑
大凡投身报业者，都深谙自由之珍贵。即便是那些为传统观念所深深束缚的早期报业家，也无不渴慕自由和独立，只不过由于时代环境所困志愿难遂罢了。汪康年在整个办报生涯中都力图独立，却无法摆脱政治势力的纠缠：英敛之将《大公报》办在天津租界，倒是大胆敢言，抨击清廷弊政了，却避免不了洋股东的处处挟制：彭翼仲和陈范义无反顾以独立言论相抗的结局是被封报捕人。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的政治环境虽未见得怎么乐观，但在军阀混战的间隙，特别是北洋政府试行代议制而产生的宽松氛围，使民间报业因社会巨大的新闻需求，且作为无暇管控的领域，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独立办报的经济条件、社会环境大有改善。所以，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影响的现代报业家一登上报坛，就把自己置于民间立场，打出了独立的旗帜，竭力与政治及财团势力保持距离。《申报》的史量才便自称：“鄙人办此报，现历十年：虽十年来政潮澎湃，敝馆宗旨，迄未偶迁。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顷者格拉士君所谓‘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一语，敝馆宗旨似亦隐相符合。且鄙人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1936年4月1日，《大公报》发表《今后之大公报》，明确表态：“本报经济独立，专赖合法营业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厅或私人之津贴补助”，而其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方针”则无异于中国报人的独立宣言。邵飘萍的《京报》则于1922年10月9日《（京报）三年来之回顾》一文，极力标榜：“愚个人既素无党派关系，更不欲以特殊势力为报纸之后盾。根基薄弱，而言论尚较自由。”成舍我更是以“立场坚定，言论公正”、“不接受津贴”为其始终不变的办报方针。黄伯惠接办《时报》后，也宣称：“《时报》以改良报纸为目的，与任何团体机关营业不发生关系。”[s1显见，以自由之身、独立立场发言成为现代报业家不容置否的角色定位。
然而，险恶的社会现实却使得独立依然是现代报业家可望而不可即的追想。这不仅在于当时中国经济环境不成熟，让报业家的独立大打折扣。社会的急剧动荡难以培养稳固庞大的报业市场，不利于民族报业资本的积累和成长，现代报业家同样常常面临经济上难以为继的局面，因而不得不以暂时放弃独立和自由为代价，以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真正做到洁身自好，完全独立，几乎是不可能的。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李思浩在接受徐铸成采访时提及，段琪瑞内阁为结交新闻界，曾给予王郅隆主办时期的《大公报》及胡政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现代报业家的自我身份认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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