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现代报业家的自我身份认同
之后来所办《新社会报》“以相当数目的资助”，特别是对胡政之，“我记得在我当财部总、次长的几年间，每月送他三四百元，从未间断过”。不惟如此，新记《大公报》时期，胡氏走总统的“后门”，请蒋氏准予购买20万美元的官价外汇，被人指责接受国民党变相津贴；而据报人龚德柏说，史量才也曾接收过日本人的资助，对此，胡憨珠的说法是，史量才任苏路董事会董事时，曾以董事会名义向日本方面借款300万元，他从中获得15万的佣金，这笔钱成为后来其购进《申报》的主要资金。不管怎样，总是拿了人钱，便失去了说话的底气。经济实力雄厚的两大报尚且如此，别的报纸就更遑论经济独立了。以“铁肩辣手”抒志的邵飘萍由于巨大的用度不可避免地混迹于民初混乱的报界，给人留下了拿津贴甚至“敲竹杠”的口实；就连一向以不依附党派自命，攻击他人收受津贴的成舍我亦难免俗，在经济上也并非白璧无瑕，1925年创办《世界日报》时，他就以在政治上为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贺得霖支援作条件，由贺从东陆银行拨出几千元资助。此外，成氏所办南京《民生报》上连篇累牍的政府公告，实难驱除人们对其与政府关系的某些猜测和遐想。重庆《世界日报》董事会以政府官员为主体的强大阵容，使其“民营”“独立”的立场不攻自破。而据曾任职重庆《世界日报》的毕群回忆，成氏“在重庆的时候，已经和国民党拉上了关系。南京解放后的头几天，我见到范长江同志，谈起成舍我，长江告诉我，接管北京时，查过银行账目，《世界日报》暗中接受的‘贷款’，已经大大超过了报馆的不动产”[IO]。张竹平正是因为“四社”开支浩大，经济支绌力不能承而接受反蒋政权的“福建人民政府”暗中资助，终于将事业毁于一旦。经济独立是言论独立的前提，经济上的依附必然带来言论立场上的软弱和妥协。
更重要的则在于，现代中国社会并未给报业家提供足以获得独立的民主政治环境。中国现代报业的成长恰处于社会的大变局、大动荡时期，前有军阀混战，后有国民党专制，丧乱相寻，政潮起伏，给报业家戴上了沉重的政治镣铐。政治的强大压力，使他们很难真正保持独立，常常煎熬在与政权势力的依违离合之间，无论怎么声称远离党派和势力集团，都不自觉地卷入其中。一再表示“办报应该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的胡政之，尽管对过分靠拢蒋氏颇表不满，但是继张任国民参政员后，从访英、访美、参加旧金山会议，最后以“社会贤达”的名义参加旧政协，他自己也一步步走向政局核心，最后带着十分矛盾的心情参加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反映出对政权力量的趋附。看似独立得最彻底的成舍我则一生都游走于政治人物之间，30年代他欧游的经费就是出自官方赞助，而且多次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任国民党几十年的立法委员。史量才也接受过蒋政府的若干虚职，曾任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自称“非有政治之目的”的邵飘萍则因与“赤俄”走得过近，死于军阀政治的枪口之下，尽管那只是施暴者“欲加之罪”的堂皇借口。张竹平早在主持《时事新报》时就因欲与桂系李宗仁接触，且同情胡汉民，为蒋介石所不满，欲禁该报。后又因与“福建人民政府”联系得罪了当局，庞大的“四社”集团在政治胁迫下倾刻瓦解。
中国知识分子的幼稚之处就在于他们总是抱有一种幻想，以为在强权之外，社会舆论可以作为一种约束力量，对当权者实行有效的监督和规谏功能。如果他们对舆论功能尚存疑虑的话，那也只是对其规模大小的考量；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舆论规模宏大，就会产生相应的社会效果。处理政治关系一向游刃有余的成舍我也不免限于此等幻想，所以在欧游回国后，他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创建全国性报业集团上，想借此实现“符离街（英报馆集中地）支配唐宁街（英首相府所在地）”的理想。但是有限的资本无法达成愿望，无可奈何之下，他不得不暂时放下自由的身段，选择了对民间报业来说犹如陷阱般的官方合作，试图借助官方力量实现他的报业托拉斯之梦。重庆《世界日报》成为他办报生涯中最艰难的岁月，显然与政权力量渗入，对其办报无形之中的掣肘不无关系。相较之下，史量才更为直接，竞妄想以“百万读者”对抗蒋政府的“百万兵”；而《大公报》持之以恒地坚守“文人论证”，冀求的无非也是舆论的影响力。
但事实证明那只是报人的一厢情愿。坐拥旧中国两家销量最大报纸、执新闻界牛耳的史量才，可谓势力雄厚了，但仍逃不过被暗杀的命运。追求独立的理想，还是屈从于现实？在专制政治挤压下报业独立空间的萎缩，为冀望言论报国的现代报业家带来了难以挣脱的角色困惑，使他们身陷于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矛盾困境。尽管如此，他们都没有绝望于现实，却依然胸怀济世热忱，坚守着最基本的伦理底线——不沦为政冶的传声筒，尽可能地以独立报人的身份发声立言，并始终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因之，在专制动荡的现代中国，才不至于造成民众的彻底“失语”，由文人论政而造就的舆论浪潮，才能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其特定的历史作用。现代新闻职业伦理与士人精神的混淆
经济独立终归是为了立场的独立。而惟有立场独立，不趋附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或政治势力，养成独立舆论，才能使报纸真正成为“社会公器”，与政权势力相抗衡。因而．西方现代新闻职业的基本伦理精神——客观公正，亦为中国现代报业家所极力推崇。但是，或许是由于中国报业家的理解偏差，更大的可能是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刻浸淫，使得他们对这一西方观念作出了某些实用理性的变通。同样为维护公正，西方报人以不偏不倚的“中立”相标榜，无非是想躲开繁复的政治纷争和利益角逐；而中国报业家则一反西方同业者对现实政治的冷漠态度，非但关注政治，且总能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申明不参加任何党派的成舍我所办报纸便经常明显地呈现出某种颜色；“理想境界中挟带有明显的‘左倾’色彩”的邵飘萍‘121，甚至一度倾心马克思主义学说，热烈注目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大革命前后的历次爱国运动中冲锋陷阵，给运动有力的舆论支援。芷如他在1918年10月5日《京报》发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所揭橥的办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所为作也。”代表民意，干预政治成为其不竭的精神追求。所以包天笑才断言“邵飘萍最初就是一个喜欢搞政治的人”一13]。胡政之对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客观公正”的理解比较到位，正如他所言：“对政府既没有亦步亦趋的必要，更没有与其必不一致的企图，一言以蔽之，便是‘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而且是对任何党派，也都采取同样的态度。”『1刚但是，面对严峻的现实，他却极力强调报纸之责任和报人的天职，坚称：“办报要有原则，政治是灵魂，对国家社会提不出主张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现代报业家的自我身份认同(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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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则在于，现代中国社会并未给报业家提供足以获得独立的民主政治环境。中国现代报业的成长恰处于社会的大变局、大动荡时期，前有军阀混战，后有国民党专制，丧乱相寻，政潮起伏，给报业家戴上了沉重的政治镣铐。政治的强大压力，使他们很难真正保持独立，常常煎熬在与政权势力的依违离合之间，无论怎么声称远离党派和势力集团，都不自觉地卷入其中。一再表示“办报应该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的胡政之，尽管对过分靠拢蒋氏颇表不满，但是继张任国民参政员后，从访英、访美、参加旧金山会议，最后以“社会贤达”的名义参加旧政协，他自己也一步步走向政局核心，最后带着十分矛盾的心情参加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反映出对政权力量的趋附。看似独立得最彻底的成舍我则一生都游走于政治人物之间，30年代他欧游的经费就是出自官方赞助，而且多次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任国民党几十年的立法委员。史量才也接受过蒋政府的若干虚职，曾任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自称“非有政治之目的”的邵飘萍则因与“赤俄”走得过近，死于军阀政治的枪口之下，尽管那只是施暴者“欲加之罪”的堂皇借口。张竹平早在主持《时事新报》时就因欲与桂系李宗仁接触，且同情胡汉民，为蒋介石所不满，欲禁该报。后又因与“福建人民政府”联系得罪了当局，庞大的“四社”集团在政治胁迫下倾刻瓦解。
中国知识分子的幼稚之处就在于他们总是抱有一种幻想，以为在强权之外，社会舆论可以作为一种约束力量，对当权者实行有效的监督和规谏功能。如果他们对舆论功能尚存疑虑的话，那也只是对其规模大小的考量；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舆论规模宏大，就会产生相应的社会效果。处理政治关系一向游刃有余的成舍我也不免限于此等幻想，所以在欧游回国后，他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创建全国性报业集团上，想借此实现“符离街（英报馆集中地）支配唐宁街（英首相府所在地）”的理想。但是有限的资本无法达成愿望，无可奈何之下，他不得不暂时放下自由的身段，选择了对民间报业来说犹如陷阱般的官方合作，试图借助官方力量实现他的报业托拉斯之梦。重庆《世界日报》成为他办报生涯中最艰难的岁月，显然与政权力量渗入，对其办报无形之中的掣肘不无关系。相较之下，史量才更为直接，竞妄想以“百万读者”对抗蒋政府的“百万兵”；而《大公报》持之以恒地坚守“文人论证”，冀求的无非也是舆论的影响力。
但事实证明那只是报人的一厢情愿。坐拥旧中国两家销量最大报纸、执新闻界牛耳的史量才，可谓势力雄厚了，但仍逃不过被暗杀的命运。追求独立的理想，还是屈从于现实？在专制政治挤压下报业独立空间的萎缩，为冀望言论报国的现代报业家带来了难以挣脱的角色困惑，使他们身陷于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矛盾困境。尽管如此，他们都没有绝望于现实，却依然胸怀济世热忱，坚守着最基本的伦理底线——不沦为政冶的传声筒，尽可能地以独立报人的身份发声立言，并始终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因之，在专制动荡的现代中国，才不至于造成民众的彻底“失语”，由文人论政而造就的舆论浪潮，才能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其特定的历史作用。现代新闻职业伦理与士人精神的混淆
经济独立终归是为了立场的独立。而惟有立场独立，不趋附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或政治势力，养成独立舆论，才能使报纸真正成为“社会公器”，与政权势力相抗衡。因而．西方现代新闻职业的基本伦理精神——客观公正，亦为中国现代报业家所极力推崇。但是，或许是由于中国报业家的理解偏差，更大的可能是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刻浸淫，使得他们对这一西方观念作出了某些实用理性的变通。同样为维护公正，西方报人以不偏不倚的“中立”相标榜，无非是想躲开繁复的政治纷争和利益角逐；而中国报业家则一反西方同业者对现实政治的冷漠态度，非但关注政治，且总能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申明不参加任何党派的成舍我所办报纸便经常明显地呈现出某种颜色；“理想境界中挟带有明显的‘左倾’色彩”的邵飘萍‘121，甚至一度倾心马克思主义学说，热烈注目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大革命前后的历次爱国运动中冲锋陷阵，给运动有力的舆论支援。芷如他在1918年10月5日《京报》发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所揭橥的办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所为作也。”代表民意，干预政治成为其不竭的精神追求。所以包天笑才断言“邵飘萍最初就是一个喜欢搞政治的人”一13]。胡政之对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客观公正”的理解比较到位，正如他所言：“对政府既没有亦步亦趋的必要，更没有与其必不一致的企图，一言以蔽之，便是‘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而且是对任何党派，也都采取同样的态度。”『1刚但是，面对严峻的现实，他却极力强调报纸之责任和报人的天职，坚称：“办报要有原则，政治是灵魂，对国家社会提不出主张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现代报业家的自我身份认同(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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