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现代报业家的自我身份认同

，起不了作用，光是想赚钱，又有什么意义？”：一s-所以，《大公报》一贯秉持着文人论政、文章报国理念，言人所不敢言，恰如1926年9月1日《本社同人之旨趣》所宣示：“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以舆论敦促政府救亡建国，走现代化之路。正是因为介入政治太深，终招致“小骂大帮忙”之嫌。而最终以身殉职的史量才则把“对政府尽舆论之刍荛，对国民尽贡献之责任”作为办报的重要方针。“九一八”事变后，《申报》打破当时报界的政治保奇状态，积极支持抗日运动，联络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发表了大量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推行不抵抗政策的文章，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影响。即使走赫斯特黄色报纸道路，政治上素来谨小慎微的黄伯惠，也偶露文人本色。1932年6月27日，《时报》发行到一万号时，他在《时报万号》一文中表示：“对于报纸，一以普及人民之智识为职志”：“对于国是，一以国家人民为重，而无其他特殊之主张。”
　　
　　由士而仕，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在封建国家权力结构中发挥政治功能，以匡助国君，替天行道，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最为理想和最为规范的自我角色认同。很显然，这种传统士人伦理，在现代报业家的精神世界中仍然依稀可辨。只不过，有别于传统士人的入仕途径，现代报业家试图以在野身份通过舆论干预的间接方式介入政治，实现与士人相同的人生抱负；而进言对象亦由封建君王，转而为当权的政府。从骨子而言他们还是传统文人，对国族命运和文化传统的现实关切，深深地渗透于他们的报业活动之中。所以他们虽然借用西方现代语汇，所表达的却是亘古以来生生犹存的儒家伦理精神，因而也就有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出了研究室就人监狱，出了监狱就人研究室”的豪气。邵飘萍为了坚守正义，一生中三次入狱，多次流亡，最后坦然以向军阀的枪口。成舍我常对编辑和记者们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负责任，打官司、坐牢，归我去。”18为此他“坐牢不下二十次”。抗战结束，经历多年离乱之后，成氏依然锐气冲天，1945年11月20日《世界日报》发表《我们这一代报人》，坚称“发动全国舆论，正视辜实，自由思想，自由判断”，是他们这一代报人“今后在政治上应尽的责任。”史量才则妄想以“百万读者”与蒋氏的“百万兵”相抗，虽不免暴露了其在政治上的幼稚，却也难掩文人忠于最高儒家伦理的情怀。1943年10月21日，胡政之在重庆大公报编辑会议上的一段讲话很有代表性，可以看做是报业家对自身政治参与意识的理性认知和普遍共识：“我们的报纸与政治有联系，尤其是抗战一起，我们的报纸和国家的命运几乎联在一块，报纸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可谓达到了极点。但同时我们仍把报纸当作营业做，并没有和实际政治发生分外的联系。我们的最高目的是要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事业做而不单是大家混饭吃就算了事。”[1，]究其实，是为了实现文人的言论报国之志。传统文人的历史使命感与报人职业伦理精神的纠结混淆，充分反映出现代报业家深受欧美思想影响，又囿于传统文化运思的巨大矛盾。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在于现代中国始终贯穿着深重的民族危机，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大大激发了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救世精神。理智上，现代报业家不会不清楚“客观”、“中立”之于报业生存的重要意义：但是从情感上，他们又无法抛却儒家文化所赋予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俞”的社会使命。所以，他们只能在传统与现代的对决中矛盾、调试、抉择，走向未来。
　　
　　综上所述，尽管有别于以传统文化为知识主体的早期报业家，接受西方报业思想洗礼的现代报业家展现出了新的职业精神和追求。正如专家所言，新记《大公报》的“四不主义”“是中国资产阶级舆论界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f20=。但是，细加玩味，就会发觉为现代报业家所交相引介的所谓西方理念，却被注入了深厚的传统精神内涵。尽管这些报业家大都只是早年接受过传统教育，在新式学堂完成中等教育者，可能会因中西合璧的教育内容而对传统文化并未偏废，但怎么看他们都均非饱读经书出身，却因袭着如此沉重的传统重负，依然为“中体西用”的价值观所困锁。也正是缘于此，使他们在面临传统与现代的种种两歧性选择时，总不免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矛盾与困惑，在激烈的心灵挣扎之中蹒跚前行。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现代报业家的自我身份认同(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