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人才流动：研究范式的演进与重塑

史上的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等殖民帝国的海外移民不能被视为传统意义上的Diaspora，所谓的“海外英国人”概念即使成立，也无法诠释近代以来的诸多跨国人才流动现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大批流向美国，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是英国化学家约翰·波普尔前往美国从事研究，并在那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英国议会愤而提出不信任案，内阁险些因此倒台。英国皇家学会在描述这种现象时首先使用了BrainDrain（人才流失）这一概念，它形象地反映了工业经济时代人才的一元性特征，即“人”与“才”的不可分离，同时准确描述了当时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非此即彼的冷战思维和患得患失的基本心态，故而很快流传开来。
　　
　　但是，这一概念也面临着理论困境：一是概念本身的异化。尽管这一概念最早产生于发达国家，描述曾经的殖民帝国在人才跨国流动方面所面临的窘境：但大批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现实更贴近这一概念所表达的意象，因此后来主要用来描述发展中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流向国外（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现象。它一般包括两类：一种是过渡性流失，最终还要在适当时机回国：另一种是永久性流失，不打算回归故土。这一描述基本反映了冷战时代国际人才流动的主流，但主要是立足于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的处境。二是意识形态化。BrainDrain“无疑适应于当时冷战世界的两极结构以及发达与不发达的南北互动关系”：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这就注定了无法对国际人才流动问题进行严肃的经济学、政治学或社会学分析，必然会依据意识形态的需要肆意切割、夸大、歪曲和自圆其说，并很快演化为发展中国家人才流向发达国家的一种政治性表述（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当时苏东阵营的怂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的相关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Bhagwati向发达国家讨要“人力资本流失税”的天才式幻想。
　　
　　实际上，Diaspora和BrainDrain两种研究范式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一是都有着非常显著的受害者心态。Diaspora本身就隐含了对故土的眷恋及现状的不满，而英文中的Drain、汉字中的“流”与“失”更是逼真地诉说了背井离乡的漂泊之痛。二是都重点探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单向度人才流动，BrainDrain本来是用来描绘发达国家的人才流出，却戏剧性地变成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某种道义谴责。三是最重要的，都只能对跨国人才流动现象提出某种自我认同的解释，却无法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因为在工业经济时代，人才流了，也就失了，至少多数是不回国了，流出国（通常特指发展中国家）往往是“人”、一才”两空，而流入国（通常特指发达国家）不仅获得了人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无偿或低价攫取了弥足珍贵的资本价值。问题在于：既然如此，为何广大发展中国家没有就此关上闸门，反倒是打开国门、扩大开放的越来越多了呢？
　　
　　知识经济时代：跨国人才流动的新态势
　　
　　冷战的藩篱被拆除，为欧美地区蓄势已久的全球化进程扫清了障碍，并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形成了不可阻遏、相互促进的两股浪潮，即全球化和信息化。藉此，知识经济形态开始萌芽，并对已经成型的工业经济形态带来了新的演进契机与挑战。就跨国人才流动而言，有以下几点值得高度关注：
　　
　　1．跨国人才流动的方向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一方面，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才流动现象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加剧。尤其在一些计划、半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破、国内市场化的制度环境尚未形成、产能转换面临种种障碍等，使得人才作用发挥的空间不大甚至缩小，转轨初期出现的大规模人才外流先后在中国、印度等国家上演，发达国家俨然成了发展中国家人才的“收割机”。另一方面，大批的发达国家也面临着日益加剧的人才外流压力。欧洲《2003年科技指标报告》显示，在美国工作的欧洲籍高级研究人员有75%宁愿继续留在那里。可见，以（老）欧洲为代表的人才跨国流动态势“打破了人才外流只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神话”。
　　
　　2．跨国人才流动的方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工业经济时代的“人”与“才”合二为一，人才流动本身具有某种刚性，流动的结果必然是非此即彼，不可能实现所谓的“兼容”。因此，如何留住人才也就成为了工业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使命，各种各样的留住人才的方法被发明出来，尤其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人事”一词便产生了。无论是程序性的设障（如档案、户籍关系等），还是柔性的文化训导（如企业文化建设），都力图通过强化部门忠诚，降低人才流出的概率。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技术精英们得以活灵活现地将无形的才智有形化。同时，全球网络平台的形成使得人才信息的搜集与传递更为便捷，成本大幅度降低。“人”、“才”开始分离，以往有形的国际人才流动开始无形化，人才的“柔性流动”成为政策设计的重要考量。
　　
　　可见，“‘人才外流’之说只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一种表象，不足以准确涵盖当今条件下的跨国人才流动的全部”。而Diaspora研究范式充满悲情的诉说与呼喊同样无法阻止大批人才的流出与滞留国外。随着经济知识化进程的加快，才智的经济特性进一步凸显，各类人才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寻找宽广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发展平台成为所有人才必须面临的根本性问题。这就要求基于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基本规律，引人人力资本的概念和研究方法，重新建构跨国人才流动的研究范式。
　　
　　人力资本国际流动的研究范式
　　
　　在农业经济时代，作为主导性的生产要素，土地所遵循的是自然规律，劳动者不仅被无序地散布在不同的地理空间，而且只能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传承知识和技术。无疑，知识和技术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劳动者的地位与角色也是卑微的，只能被动地面对各种自然性变化，跨国人才流动也不例外。在工业经济时代，近代科学的发展促使很多科技开始从隐性走向显性甚至系统化，但知识技术与劳动者的结合逐渐让位于其与劳动工具的结合。此外，劳动者获得知识技术（成为人才）需要承担各种有形成本，主要包括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两个部分，而投资的主体很可能不是人才自身，而是所属的经济社会组织，流动过程中必然面临着多元投资主体与一元收益主体之间的矛盾问题。而知识经济是以现代科技为核心，建立在对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与应用基础上的新型经济形态。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是创造知识、传播知识、应用知识

《跨国人才流动：研究范式的演进与重塑(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