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我国金融体系出现“融资功能衰竭”风险

，H股筹资同比少增30.16亿美元。新数据还显示，今年1—9月份，沪、深两市股票共成交32182亿元，同比减少17275亿元，下降34.9％。股票交易印花税累计收入为244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6.9％。截至9月末，两市流通市值为15178亿元，比去年末减少910亿元。
其次，中国股市“政策市”的特征明显，政府调控股市机制进一步得到强化。股市在暴跌700多点、流通市值被蒸发掉5000亿之后，终于在10月22日“国有股减持暂停”利好消息刺激下，产生报复性“井喷行情”，个股几乎全线涨停，涨势历史罕见。这再一次表明，中国股市依然是“政策市”，在股市的涨涨跌跌背后，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着，那就是政府的政策调控。长期以来，市场一直认为中国证券市场是政策市，而当股指跌到1500点处出台这样的消息无疑又让市场出现了政策性护盘的看法。而就在国务院公布的国有股减持办法仅仅实施了几个月后，就突然改变，无疑让投资者对未来将出台的政策难以把握。而随着中国与国际市场的逐渐靠近，中国上市公司独有的股本结构问题将更加突出，不论采取什么方式解决，仍将会对二级市场产生不小的冲击。
再次，上市公司的诚信受到严重质疑，投资者的理念与信心遭受重创，需要长时间的恢复。此次股市下跌中，因银广夏等问题股而蒙受重大损失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并未得到应有的保护与赔偿，甚至连诉讼请求都得不到受理。相反，银广夏却在地方政府的“呵护”下，宣布重组、“改嫁”。中国股市的诚信与公信受到严峻挑战与质疑，真正的投资理念将很难再在市场上树立起来。
第四，大量委托理财资金、银行信贷资金在股市暴跌中沦为“不良资产”，券商出现“生存危机”。据统计，截至8月底，全国已有1/3的证券营业部出现亏损，不亏的盈利状况也大大下降，券商的三大业务经纪、承销、自营和资产管理都令人担忧。任由市场下跌，将可能引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资本市场关系到民众民生，更紧紧连接国家的金融体系，我国证券公司从成立以来，一直就不规范，证监会目前也正在加大这方面的规范工作，比如当前突出的上市公司委托券商理财问题，已经导致相当多的券商面临挤兑困境，而券商与各大银行间的关系更可能引发银行系统原已存在问题的大暴露。
与此同时，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的发展面临极大挑战。在一个由政府政策调控的股市里，“专家理财”究竟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将受到人们的质疑。
第五，警惕股市拖累银行。鉴于国外证券市场波动给银行体系的稳定造成严重后果的教训，有专家学者指出，要防止“因股市资金链断裂而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据资料统计，前几年，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大大超过了GDP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其中的货币供应量主要流入了股市，这部分违规银行资金也存在着变成隐性不良资产的风险。此外，我国国有银行体系存在的巨额显性不良资产、微观经营管理基础很不牢固、农村金融体系不牢固、金融体系监管滞后等一系列问题，所有这些都是诱发金融危机的隐患。
3、国债发行过度与使用效益低下
1998年，国债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可谓是出足风头。从发行数额上看，内外债共发行6590.7亿元，创下历史新记录；从发挥功能看，国债承担了拉动经济增长、防化金融风险的重要使命，成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共促经济增长的有力结合点，国债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应当说，积极财政政策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发挥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于GDP增幅的贡献率，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也在1.5－2个百分点的区间。
三年间，长期建设国债共发行3600亿元，共安排国债项目6620个，在银行贷款和地方、企业自筹资金配合下，总投资规模24000亿元。到2000年底，累计完成投资15100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的63％。
国债投资成果显著，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效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1998年以来累计发行的3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直接带动地方、部门、企业投入项目配套资金和银行安排贷款约7500亿元，对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大作用。
——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加快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1998年以来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改善了粮食仓储设施状况，极大地缓解了粮食仓容长期紧张的矛盾，明显提高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保障中央粮改政策的顺利实施。
——加快了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升级，利用国债资金实施了一大批技术改造、高科技产业化、装备国产化项目，有力地配合了国有企业改革工作。
——促进了地区生产力布局调整和优化，推动西部大开发迈出实质性步伐，在安排国债投资时，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2000年以来，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
——加强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促进了可持续发展。
——改善

了人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社会事业发展。在国债投资的带动下，极大地调动了各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用电条件。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应当看到，连续近二十年的国债发行，使得我国国债未清偿额逐年增大，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我国目前的国债规模是否适度，其资金使用效益究竟如何？
衡量国债规模是否适度的标准应该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国际通行的几大指标，如国债负担率、国债依存度、国债偿债率等；二是要有质量指标，即国债使用效益，此类指标较第一类指标甚至更为重要。
——国债规模膨胀过快，累积风险加大
首先来看债务负担率指标（政府债券余额/国内生产总值）。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国债规模呈加速累积趋势。1994年以来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即债务负担率（政府债券余额/国内生产总值）为5.08%，1995年为5.71%，1996年为6.29%，1997年为8.12%，1998年达到10.3%，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大致相当。国债余额的快速累积会给经济运行带来两方面的风险。一是使财政失去偿债能力。国债本息是需要财政偿还的，一旦超过财政偿还能力，会影响政府信誉，影响社会稳定。二是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国债具有挤出效应，国债规模越大，说明从私人部门抽取的资本越多，因此累积余额过大会影响私人部门的发展，影响经济按比例发展。目前我国国债规模虽仍处在可控阶段，但是余额累积风险也容忽视，特别是不能产生效益的国债或是用于消费化的国债余额累积风险更不能忽视。要注意保持国债规模的适度性，防止债务累积过大所出现的风险。?
然后是债务依存度指标（政府的债务收入/财政支出）。国债依存度是反映政府还债压力大小以及政府财政支出对债务收入的依赖程度的指标。债务依存度过高，表明财政状况脆弱，财政运行面临风险度提高。
有关数据表明，我国债务依存度呈不断上升趋势，1981年为4.02%，1990为6.02%，到1998年上升为29.65%。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上升速度更快，1981年为7.07%，1990年为16.5%，到1998年则上升为71.12%。从国际上看，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的警戒线为15%—20%，中央财政的警戒线为25%—30%。我国90年代中期以来，两项指标在不断高出国际警戒标准，中央财政一级已超出标准1倍。国家财政支出对债务的依赖度太高，政府还债压力日益增大。
再来看国债偿债率指标（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国债偿债率表明一定时期财政收入中有多少用来偿还国债，它直接反映国债所引起的财政负担，国际上通常认为不超过10%为安全区域。
我国80年代不存在还债问题，从1986年起，开始偿还陆续到期债务，但偿债率较低，约维持在0.3%—1.20%之间。进入90年代，随着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膨胀，加之债期较短，还本付息负担剧增，1990年为3.88%，1995年为12.44%，1997年为21.04%，1998年为23.86%。这一比例早已超过10%的警戒线

《谨防我国金融体系出现“融资功能衰竭”风险(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