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电子商务立法到中国的电子商务政策法律环境
一、国际电子商务立法的最新动态与我国面临的形势
全球电子商务立法，是近几年世界商事立法的重点，电子商务立法的核心，主要围绕电子签章、电子合同、电子记录的法律效力展开。从95年美国犹他州颁布《数字签名法》至今，已有几十个国家、组织和地区颁布了与电子商务相关的立法，其中较重要或影响较大的有：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96年的《电子商务示范法》和2000年的《电子签名统一规则》，欧盟的《关于内部市场中与电子商务有关的若干法律问题的指令》和《电子签名统一框架指令》，德国97年的《信息与通用服务法》，俄罗斯95年的《俄罗斯联邦信息法》，新加坡98年的《电子交易法》，美国2000年的《国际与国内商务电子签章法》，等等。
上述电子商务立法虽然国家不同、时间各异，但总体来看，各国国内的电子商务立法却有着三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特征：第一、迅速。从95年俄罗斯制定《联邦信息法》及美国犹他州出台《数字签名法》至今，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已有几十个国家、组织和地区制定了电子商务的相关法律或草案，无论是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还是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对此反应都极为迅速。尤其是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更起到了先锋与表率的作用，及时引导了世界各国的电子商务立法。这种高效的立法，在世界立法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第二、兼容，在电子商务高速发展并逐步打破国界的大趋势下，电子商务立法中任何的闭门造车不仅是画地为牢，更会严重阻碍电子商务与相关产业的发展，所以，各国在进行电子商务立法时，兼容性是首要考虑的指标之一。并且，也正是这种兼容性的要求造就了电子商务立法中先有国际条约后有国内法的奇特现象。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在其《电子签名统一规则指南》中就曾指出：“电子商务内在的国际性要求建立统一的法律体系，而目前各国分别立法的现状可能会产生阻碍其发展的危险。”第三，法律的制定及时有力地推动了电子商务、信息化和相关产业的发展。2000年前后席卷全球的电子商务狂潮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两个法律，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的《电子商务示范法》，它奠定了全球电子商务开展的根基，另一个就是美国97年的《全球电子商务纲要》，直接涉及了关税、电子支付、安全性、隐私保护、基础设施、知识产权保护等发展电子商务的关键性问题，为美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在亚洲，马来西亚是最早进行电子商务立法的国家之一，该国早在9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建设“信息走廊”的计划，该计划与其在97年颁布的《数字签名法》呼应，极大地促进了其信息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作为信息产业界后来居上的印度，也不失时机地在98年推出《电子商务支持法》，并在2000年提出其针对电子商务的免税方案，促进了其电子商务和相关产业的持续增长。
此外，在这些国际电子商务立法中，电子商务国际立法还具有边制订边完善、电子商务国际立法重点在于使过去制订的法律具有适用性、发达国家在电子商务国际立法中居主导地位、工商垄断企业在电子商务技术标准和制订上起主要作用等特点。
总之，经过近十年的立法实践，世界各国和国际电子商务立法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些基本原则得到广泛应用，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也已比较成熟。起步较早的国家在完成了针对电子签章和电子交易的相关立法之后，更多地把注意力转移到一些更具体的问题上，如完善交易规则、反欺诈、打击垃圾邮件和查处网络犯罪等，并同时加大了推广国际规则的力度。作为刚“入世”不久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电子商务的立法上起步较晚，还有大量的实际问题和法律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有很多的国际规则需要研究消化，而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任务面前，给予我们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所以及时研究跟踪国际电子商务立法的发展进程及特点，掌握国际电子商务立法的发展趋势，促进中国国内电子商务立法，对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电子商务立法，防止大国对电子商务立法的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电子商务政策法律环境的基本状况
在立法领域，从1999年开始，相关的立法呼声开始出现，2000年人大会上一号提案使电子商务立法成为更多人关注的焦点，在其后的三年多的时间里，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陆续出台。在这一过程中，出台了包括《电信管理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商用密码管理条例》、《互联网站从事新闻登载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全国人大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等在内的多部法律法规。然而，综观这些法律法规，我们却发现，这些法律法规一方面只是围绕着电子商务发展中的一些边缘化的法律问题作出了规定，如基础设施的问题、信息服务的问题、行政管理的问题、信息安全的问题等，而对于电子商务运行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如电子交易、电子签章、电子合同、数据与隐私权保护、消费者保护等涉及交易环节的有效性、安全性和相关方权益保护的问题，却基本没有涉及或涉及的过少。倒是在一些地方法规中，先后针对电子商务中的签章、交易、认证等做出了规定，如广东的《电子交易条例》、上海的《数字认证管理办法》、海南省的《数字证书认证管理办法》等，这些地方法规虽然对于当地电子商务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其地域的局限性的限制还是无法回避的；另一方面，这些法律法规的效力普遍较低，以部门规章为主，法规较少，法律更少。而部门规章等效力低的现实直接造成了其适用范围和力度的不足；还有，虽然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的数量较多，但由于缺乏更高的法律或立法规划的指引，目前我国电子商务法律体系的系统性很差，还没有形成统一、稳定的法律原则，规定之间缺乏必要的呼应和协调，甚至存在着一些冲突和不一致的地方；最后，虽然目前我国围绕着电子商务和网络的一些规章数量不少，名称也各不相同，但其中很多规章的核心内容却基本一致，那就是规定对这个领域电子商务和网络经济活动进行登记、许可等管理。围绕这个要求，作出一些程序上的规定。这样规定散见于对ISP经营、ICP经营、BBS经营、域名管理、网上新闻、网上广告、网上证券、教育网站、网上音像制品、招聘网站管理等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这样的一种模式，基本上是在以往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
下针对传统商务模式的管理办法，不能很好地适应电子商务和网络经济的特性和要求。
在司法领域，1998年以后，相关案例开始增多，涉及的范围开始从北京、上海等少数大城市延伸到各地方省市直至国外，涉及的领域从域名、版权及至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各领域，涉及的侵权形式也从域名抢注、网上转载发展到网页链接、网上不正当竞争与黑客犯罪等多种类型。而随着一些重大相关案例的裁判和一些司法解释的颁布，一些基本原则得到了各级法院的普遍认可，如：对将传统作品数字化属于复制的认定；认为数字化
《从国际电子商务立法到中国的电子商务政策法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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