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走向没落？
bsp; 一个英雄就是一项创新（表现可能是一项技术、一个产品、一个理念或者一家公司）的“象征物”，影响远远超越个人。
柳传志、王选、倪光南、段永基、求伯君等诞生在中关村的第一批企业家的确令人敬仰，他们都在各自领域领时代之先。可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在中关村已经毕露无遗。而在中关村新一代企业家越来越难产的背景下，在北京的中关村之外，在深圳、上海、杭州等地，却开始涌现了一批批新锐人物，他们势头之猛，令中关村尴尬不已。
显然，企业家已经越来越不是主导中关村发展趋势的主角了。中关村依然沉醉在“中国惟我独尊”的慰藉之中，虽然中关村的一些企业家自我感觉良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关村的影响越来越局限在“本地化”，中关村新兴企业家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局限在“村”子之中。这种趋势在进入21世纪之后越发明显，可是几乎没有人为之真正焦虑。漠然和不屑，医学专用着我们的神经。
2004年，美国产业界最热门的话题就是集体担忧：谁会威胁到美国的“科技领先者”的地位？最关键的问题是，下一次“伟大的发明”还会不会诞生在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格莱格·E·布朗迪说，美国的“智能稀释”过程已经开始，这种趋势是不可改变的。风险投资界人士认为，未来技术界的重大变革肯定会产生在美国之外，而美国的创新可能会降到总数的五分之一，恰好与它的人口比率相当。业界巨头纷纷惊呼“狼来了”，他们认为，中国、印度的技术创新资金来源，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支持，但是它们很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听话。最近美国采取的入境政策，严重阻碍了科技界高端人才的进入，反恐战争的负作用降低了美国的创新能力。
当然，从整体上看，从很长一段时期，美国的科研实力依然无可匹敌的。但是，人无远虑，必由近忧。硅谷人思考的是：当越来越多的新思想、技术发明产生于国外的土壤时，美国的经济辉煌还能保持多久？以技术创新发家的美国人，会不会在技术创新的大潮中淹没？
中关村什么时候才会开始提出类似的问题，什么时候才会意识到趋势的严重性，而在整个中关村掀起一场真正的“忧患运动”，以最大的努力挽回颓势，重塑中国创新之都的领先地位，重振当年的雄风？
这是一切问题的首要问题！
揭开中关村的“数字化生存”
面对批评，中关村有关部门自然会十分恼火，他们作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拿出一堆数据，说明中关村的现在并不是如此槽糕，相反而是成绩卓越。讲道理，多少张嘴都说不清，但是，在真真切切的数据面前，怎么能够如此失之偏颇？
的确，在所有的道理中，数据是最硬的道理，在所有事实中，数据是最可靠的论据。我们看看2001年和2002年前6个月的两组数据，其中经常用来说明成绩的主要两个数字：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园区技工贸总收入，都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尤其是在全球高科技面临大衰退的背景下，中关村依然保持强劲增势，实属不易。怎么还会遭遇批评？
然而，数字有时候也会撒谎的，尤其是数字不能说明本质的时候，数字有时候更会误导，尤其是数字本身存在问题的时候。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分析这些标志着中关村成绩的数字。
要综合评价一个科技园区，当然需要建立一个复杂的指标体系。但是，科技园的灵魂就是高科技企业。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来看看高新技术企业。我们惟一的数据就是新批准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而缺乏更多能够反映问题的其他数字，比如关于创新情况，关于新企业健康程度，创新技术含量等等。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这一点，中关村第一成功偶像、联想集团董事会主席柳传志就公开表示，“作为企业，我希望政府明确，到底是想从中关村要经济增长，要GDP？还是想要硅谷？还是说两者都想要？”柳传志的质问可谓一针见血，目标直指政府对于中关村未来定位的思考。这个矛盾不得到解答，中关村的发展问题就无法打开“死结”。
“中关村的问题首先是政府对中关村如何定位。从这几年执行层的举措来看，政府在到底是追求‘中国硅谷’还是以IT产品制造和销售为主之间来回摇摆。”有“中关村村长”之称的段永基无奈地表示：“从中央1999年批复的市委市政府建设中关村园区规划来说，中关村园区无疑要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良好的创业环境，成为对北京市乃至全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推动力的‘中国硅谷’。而这几年的政策似乎仍然倾向于IT产品的制造和销售，追求近期GDP的增长。”政策定位的模糊，直接导致了企业家们制定企业长期发展规划时的不确定性。甚至直接导致了园区发展的方向性错误！
数字化生存的第一法宝
在中国，像中关村这样处于风头浪尖的地方，体现在社会层面最重要的就是政绩，而体现政绩最直观的当然是数字。因此，“数字化生存”是许多人最基本的市场方式。我们来比较一下2001年中关村和硅谷150强的名单（这是两个地方用来标榜成绩、证明自己的第一依据），就会发现一些令人诧异的现象。单从名单的表面看，似乎中关村的表现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硅谷。名单的份量足以让硅谷羞愧，其收入增长数字也足以让硅谷自叹不如！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硅谷依然是中小企业（按照美国的标准）的天堂。除了惠普、英特尔等少数几个巨头外，10名以外的企业都属于名气不大、规模有限的中小企业之列。这种生态特性保证了硅谷持续创新的能力。而中关村虽然只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却已经是大企业（按照中国的相对标准）和跨国企业的天堂，除了联想、方正和四通，还有着无数令人敬畏的跨国公司的名字：诺基亚、微软、惠普、朗讯、爱立信、松下等等。“后发优势”似乎体现得淋漓尽致。
可是，这些是中关村真实的实力吗？这些能够代表中关村真正的内涵吗？这些名字和数字能够证明中关村的成绩？显然，IBM、微软等公司在硅谷业务再大再强，也不会把他们列入硅谷的名单之中，许多日本、欧洲的大企业活跃在硅谷几十年，也同样不可能进入名单。硅谷的“出身论和血统论”没有被中关村所效仿，只要一个公司把注册地选在中关村，就可以马上进入排行榜。而不管你真实的业务是否跟中关村有关，甚至也不管你是不是在真的在中关村办公。因此，只要成功拉来一家跨国公司，中关村的业绩就可以上涨一大截，多么轻松迅捷，而要辛辛苦苦培育中小企业多么缓慢，而且碰上不好的年头可能连增长都难保。其实，这样的数字游戏并不是中关村特有，而是全国一致。这也是为什么各个城市继续下去，必然走火入魔，这样的“数字化生存”究竟能够为我们的高科技发展带来什么？
要数量还是要质量？要技术还是要贸易？要外表还是要内在？要创新还是要规模？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赵慕兰认为，“实际上技术和贸易是并重的，单纯的技术换不成钱，而贸易中如果没有技术含量，那么附加值和新创造价值的比例就会很低，从道理上来讲就是这么简单。”话音之间明显流露出“两者得兼”和“两者并重”的答案。这当然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梦想。这其实是没有作出真正选择的选择，是最糟糕的一个答案。因为两者之间，并不可能并重，而是有着方向性的不同，和本质性的冲突。
中关村在这个问题上不作出鲜明的选择，就不可能真正明晰中关村正确的发展方向，就不可能真正抵达一个以创新为中心的科技园区的理想目标。
追求规模，成为严重影响中关村正常发展的一道“符咒 《中关村走向没落？(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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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王选、倪光南、段永基、求伯君等诞生在中关村的第一批企业家的确令人敬仰，他们都在各自领域领时代之先。可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在中关村已经毕露无遗。而在中关村新一代企业家越来越难产的背景下，在北京的中关村之外，在深圳、上海、杭州等地，却开始涌现了一批批新锐人物，他们势头之猛，令中关村尴尬不已。
显然，企业家已经越来越不是主导中关村发展趋势的主角了。中关村依然沉醉在“中国惟我独尊”的慰藉之中，虽然中关村的一些企业家自我感觉良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关村的影响越来越局限在“本地化”，中关村新兴企业家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局限在“村”子之中。这种趋势在进入21世纪之后越发明显，可是几乎没有人为之真正焦虑。漠然和不屑，医学专用着我们的神经。
2004年，美国产业界最热门的话题就是集体担忧：谁会威胁到美国的“科技领先者”的地位？最关键的问题是，下一次“伟大的发明”还会不会诞生在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格莱格·E·布朗迪说，美国的“智能稀释”过程已经开始，这种趋势是不可改变的。风险投资界人士认为，未来技术界的重大变革肯定会产生在美国之外，而美国的创新可能会降到总数的五分之一，恰好与它的人口比率相当。业界巨头纷纷惊呼“狼来了”，他们认为，中国、印度的技术创新资金来源，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支持，但是它们很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听话。最近美国采取的入境政策，严重阻碍了科技界高端人才的进入，反恐战争的负作用降低了美国的创新能力。
当然，从整体上看，从很长一段时期，美国的科研实力依然无可匹敌的。但是，人无远虑，必由近忧。硅谷人思考的是：当越来越多的新思想、技术发明产生于国外的土壤时，美国的经济辉煌还能保持多久？以技术创新发家的美国人，会不会在技术创新的大潮中淹没？
中关村什么时候才会开始提出类似的问题，什么时候才会意识到趋势的严重性，而在整个中关村掀起一场真正的“忧患运动”，以最大的努力挽回颓势，重塑中国创新之都的领先地位，重振当年的雄风？
这是一切问题的首要问题！
揭开中关村的“数字化生存”
面对批评，中关村有关部门自然会十分恼火，他们作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拿出一堆数据，说明中关村的现在并不是如此槽糕，相反而是成绩卓越。讲道理，多少张嘴都说不清，但是，在真真切切的数据面前，怎么能够如此失之偏颇？
的确，在所有的道理中，数据是最硬的道理，在所有事实中，数据是最可靠的论据。我们看看2001年和2002年前6个月的两组数据，其中经常用来说明成绩的主要两个数字：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园区技工贸总收入，都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尤其是在全球高科技面临大衰退的背景下，中关村依然保持强劲增势，实属不易。怎么还会遭遇批评？
在中关村的“数字城堡”中，我们往往不知如何面对。但是，我们只要仔细看看，就会发现这些数据其实十分虚弱，甚至问题严重。因为这些数据基本上只是简单的几个方面，比如技工贸总收入、税收和出口、企业数量等等。进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网站，也只能得到这些有限的数据。
然而，数字有时候也会撒谎的，尤其是数字不能说明本质的时候，数字有时候更会误导，尤其是数字本身存在问题的时候。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分析这些标志着中关村成绩的数字。
要综合评价一个科技园区，当然需要建立一个复杂的指标体系。但是，科技园的灵魂就是高科技企业。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来看看高新技术企业。我们惟一的数据就是新批准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而缺乏更多能够反映问题的其他数字，比如关于创新情况，关于新企业健康程度，创新技术含量等等。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这一点，中关村第一成功偶像、联想集团董事会主席柳传志就公开表示，“作为企业，我希望政府明确，到底是想从中关村要经济增长，要GDP？还是想要硅谷？还是说两者都想要？”柳传志的质问可谓一针见血，目标直指政府对于中关村未来定位的思考。这个矛盾不得到解答，中关村的发展问题就无法打开“死结”。
“中关村的问题首先是政府对中关村如何定位。从这几年执行层的举措来看，政府在到底是追求‘中国硅谷’还是以IT产品制造和销售为主之间来回摇摆。”有“中关村村长”之称的段永基无奈地表示：“从中央1999年批复的市委市政府建设中关村园区规划来说，中关村园区无疑要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良好的创业环境，成为对北京市乃至全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推动力的‘中国硅谷’。而这几年的政策似乎仍然倾向于IT产品的制造和销售，追求近期GDP的增长。”政策定位的模糊，直接导致了企业家们制定企业长期发展规划时的不确定性。甚至直接导致了园区发展的方向性错误！
数字化生存的第一法宝
在中国，像中关村这样处于风头浪尖的地方，体现在社会层面最重要的就是政绩，而体现政绩最直观的当然是数字。因此，“数字化生存”是许多人最基本的市场方式。我们来比较一下2001年中关村和硅谷150强的名单（这是两个地方用来标榜成绩、证明自己的第一依据），就会发现一些令人诧异的现象。单从名单的表面看，似乎中关村的表现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硅谷。名单的份量足以让硅谷羞愧，其收入增长数字也足以让硅谷自叹不如！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硅谷依然是中小企业（按照美国的标准）的天堂。除了惠普、英特尔等少数几个巨头外，10名以外的企业都属于名气不大、规模有限的中小企业之列。这种生态特性保证了硅谷持续创新的能力。而中关村虽然只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却已经是大企业（按照中国的相对标准）和跨国企业的天堂，除了联想、方正和四通，还有着无数令人敬畏的跨国公司的名字：诺基亚、微软、惠普、朗讯、爱立信、松下等等。“后发优势”似乎体现得淋漓尽致。
可是，这些是中关村真实的实力吗？这些能够代表中关村真正的内涵吗？这些名字和数字能够证明中关村的成绩？显然，IBM、微软等公司在硅谷业务再大再强，也不会把他们列入硅谷的名单之中，许多日本、欧洲的大企业活跃在硅谷几十年，也同样不可能进入名单。硅谷的“出身论和血统论”没有被中关村所效仿，只要一个公司把注册地选在中关村，就可以马上进入排行榜。而不管你真实的业务是否跟中关村有关，甚至也不管你是不是在真的在中关村办公。因此，只要成功拉来一家跨国公司，中关村的业绩就可以上涨一大截，多么轻松迅捷，而要辛辛苦苦培育中小企业多么缓慢，而且碰上不好的年头可能连增长都难保。其实，这样的数字游戏并不是中关村特有，而是全国一致。这也是为什么各个城市继续下去，必然走火入魔，这样的“数字化生存”究竟能够为我们的高科技发展带来什么？
要数量还是要质量？要技术还是要贸易？要外表还是要内在？要创新还是要规模？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赵慕兰认为，“实际上技术和贸易是并重的，单纯的技术换不成钱，而贸易中如果没有技术含量，那么附加值和新创造价值的比例就会很低，从道理上来讲就是这么简单。”话音之间明显流露出“两者得兼”和“两者并重”的答案。这当然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梦想。这其实是没有作出真正选择的选择，是最糟糕的一个答案。因为两者之间，并不可能并重，而是有着方向性的不同，和本质性的冲突。
中关村在这个问题上不作出鲜明的选择，就不可能真正明晰中关村正确的发展方向，就不可能真正抵达一个以创新为中心的科技园区的理想目标。
追求规模，成为严重影响中关村正常发展的一道“符咒 《中关村走向没落？(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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