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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规范:会计准则与审计准则两难选择


请欣赏:《发展与规范:会计准则与审计准则两难选择》

    中国会计视野  作者:飞草  
  当前我国正在轰轰烈烈搞中国的CF(概念框架),笔者认为,中国现在条件不具备搞CF,而且可能永远也不要搞CF了。按照财政部官员的观点,当前我国转轨经济下面临很多特殊的会计环境问题 :如由于缺乏有效的会计信息主体,所以不需要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言下之意,也不需要高质量的会计准则);由于企业业绩评价偏重利润,所以对全面收益不感冒;由于缺乏公允交易的环境,中国企业之间的交易行为实质与西方国家不同;又由于市场经济不发达,公允价值不能得到有效运用,一些新兴业务和技术在中国不流行。中国CF核心是研究与会计环境或支撑环境相适应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事实存在,中国CF就是非常传统的CF,CF必然体现历史成本、收入费用观、稳健性、实现原则,而这些概念与国际会计准则及美国会计准则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在会计准则必然国际化的背景下,为什么要“复古”呢?如果是这样的CF,还不如直接照搬美国前6号CF?一个CF生命至少要10年,中国的CF会有10年的命吗?难道到了2015年,中国还不会实现会计国际化?

  
  在“发展中规范”还是在“规范中发展”一直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一大难题,虽然从理论上讲,发展与规范相辅相成,发展离不开规范,规范也离不开发展,但从实践来看,在不同时期则各有侧重。摸着石头过河,难免不知深浅。当市场需要启动时,发展就是主题,规范退居次要位置;当市场发展出现问题时,规范就走到前台;治理整顿之后,发展又成为首要任务,发展再唱主角。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发展与规范似乎成了跷跷板的游戏。这并不是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我国特殊国情下的特殊任务所决定的 。

  笔者发现,证券市场的“发展与规范”困惑同样出现在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的制订上,一方面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作为规范会计秩序的管制措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主要起到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作用;另一方面,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又要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更充分的相关、可靠信息,发挥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为了实现前者的功能,需要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而为了实现后者的功能,需要保证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可靠性优先下会导致规则性失真(合法性失真),相关性优先下会导致行为性失真(违法性失真),规则性失真与违法性失真存在此消彼长关系,我国经常提到的会计信息失真主要是行为性失真,比较少注意规则性失真,但是准则制订者必须关注规则性失真。

  发展是硬道理,如果是经济发展的初期就突出强调规范,可能导致水清无鱼,不利于经济发展,这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得到了明显的验证,目前我国会计信息失真从侧面反映了在一定时期,会计信息失真是合理的现象,就如偷税、偷渡、走私、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行为层出不穷,这可以说是经济发展初期必然的产物。我们经常提到“经济违法犯罪成本过低”问题,实际上反映了经济发展初期的理性选择:对经济领域违法犯罪不能课以太重的惩罚,这样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容许一定程度的会计信息失真,而这种信息主要是“明的”合法性失真,但我们应该尽量减少“暗的”规则性失真,也就是说,在会计准则和实务改革上,我们仍然可以采取“相关性”优先的原则,支持“相关性”等于支持经济发展;支持“可靠性”等于支持经济规范。

  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的经济后果观实际体现了准则的相关性,在经济后果观下,要衡量会计准则的成本效益,这是一种效率优先的观点;而会计准则的政治程序观则体现了准则的可靠性(笔者的政治观与西方的政治观)不一样,它是一种公平优先观点。发展与规范,实际上也就是效率与公平,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本身是一种行业规范,但准则制订者要平衡两者间背后的经济与政治的考量:既要考虑维护弱者的利益,又要促进经济发展。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优先规范,因此,我们必须确立相关性优于可靠性的观点,实际上,资本主义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就,充分体现了发展优于规范的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政治、经济上,就是对市场经济尽量少的干预。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笔者建议取消《会计法》及《注册会计师法》,让会计和注册会计师少一些束缚。当然,当资本家与企业家过份贪婪时,老百姓实在活不去了,这时政府再出来管制,以平老百姓的怒气,不要让农村只剩下陈胜、吴广时,那就麻烦了。政治家本质是为富人服务,但却总是标谤为民服务,这是政治家的特征。

  当前我国正在轰轰烈烈搞中国的CF(概念框架),笔者认为,中国现在条件不具备搞CF,而且可能永远也不要搞CF了,按照财政部官员的观点,当前我国转轨经济下面临特殊的会计环境问题 :如由于缺乏有效的会计信息主体,所以不需要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言下之意,也不需要高质量的会计准则);由于企业业绩评价偏重利润,所以对全面收益不感冒;由于缺乏公允交易的环境,中国企业之间的交易行为实质与西方国家不同;又由于市场经济不发达,公允价值不能得到有效运用,一些新兴业务和技术在中国不流行。中国CF核心是研究与会计环境或支撑环境相适应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事实存在,中国CF就是非常传统的CF,CF必然体现历史成本、收入费用观、稳健性、实现原则,则可能与国际会计准则及美国会计准则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在会计准则必然国际化的背景下,为什么要“复古”呢?如果是这样的CF,还不能直接照搬美国前6号CF?一个CF生命至少要10年,中国的CF会有10年的命吗?难道到了2015年,中国还不会实现会计国际化?

  在强大的美国FASB面前,IASB好象不堪一击;IASC象一只丑小鸭,FASB是她的白马王子,安然丑闻发生后,这位白马王子很受伤,IASC趁机向内交外困的白马王子大抛媚眼,FASB在社会与政治的双重压力下,同意与丑小鸭IASC联姻,IASC也脱胎换骨,一度成为一位星光灿烂的美少女IASB,可是出身贫贱的IASB终归无法取得已疗好伤白马王子的欢心,这不,则走出安然丑闻的FASB在衍生品会计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的立场,这让IASB很受伤,IASB终于醒悟:她永远是丑小鸭,在白马王子面前,她的出路只有屈服。安然丑闻已经结束了,IASB风光也就不再。世界会计将再次团结在以FASB为领导核心的周围,IASB要想真正领导世界,还是首先要考虑把总部迁到华盛顿,否则,它的发言权会越来越微弱。最好是IASB与FASB重组成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这样国际会计趋同步伐会大大加快,世界都将从中得到受益,除了少数不服输的没落的老贵族外,如IASB主席大卫. 泰迪爵士之流人士。所谓的“原则”优于“规则”之争只不过是会计准则发展史上的一段小插曲,国际会计准则发展的趋势仍是规则导向,俗话说,没有规则,那有方圆?没有规则的会计如何能规范实务,让《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与安然丑闻一起成为过去式吧,这只是会计准则发展的一段美丽错误,走了一小段弯路罢了。在这种背景下,再搞CF还要

必要吗?

  当前我国搞CF面临一大问题是知识存量不够,尽管以葛老为首的厦大学派在中国会计理论上作出一定贡献,但就其本质,只是西方会计准则尤其是美国会计准则的传教士,没有自己独立的观点,更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或提出权威的理论,对于中国会计准则的一些基本理念问题,如发展与规范、公平与效率,根本就没有涉及,而只是看到表面的一些问题。不管是采纳还是不采纳,如果我们不能就公允价值、全面收益等重大理论问题拿出一个说服力的结论依据,则中国CF即使出台也没有任何价值,反而可能会阻挡会计国际化进程,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我认为,当前如果是基于规范考虑,准则制订者仍然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特种行业、特殊业务的具体准则的规范上,而不是基本准则。当然,如果具体准则没有基本准则的灵魂指导,则质量是可想而知的,可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没达成共识,基本准则怎能出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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