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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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选择也称会计选择，是指在既定的可选择域内（一般由各国的会计准则、相关经济法规等组成的会计规范体系所限定），根据特定主体的经营管理目标，对可供选择的会计原则、方法、程序进行定性、定量的比较分析，从而拟定会计政策的过程。

　　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贯穿于企业从会计确认到计量、记录、报告诸环节构成的整个会计过程。会计过程其实就是会计政策的选择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会计政策在形式上表现为企业会计过程的一种技术规范，但其本质上却是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和制度安排。因此会计过程的最终产品——会计信息多半是主观判断的产物，是各个利害关系集团如股东、债权人、政府、企业管理当局等各方利益博弈均衡的结果。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会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将导致企业利害关系集团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和投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结果。所以企业各相关利益集团都很重视和关注会计政策的制定和选择问题。

　　一、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基础

　　企业的契约签订以后，企业利益相关者就要对契约进行监督。在以会计收益作为企业经理报酬奖励方案基础的激励机制中，企业管理当局的会计政策选择对委托代理关系有重大影响。由于会计数据在契约中的重要性及会计政策本身的契约特性，从会计学的角度看，会计政策选择问题为企业代理等契约关系的确立和考核提供了公平合理的衡量基础。因此，契约理论构成了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基础。

　　1、报酬契约。报酬契约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为：（1）若实际利润高于目标利润的上限，经理人员有递延报告盈利的动机以谋求总报酬的最大化；（2）若实际利润处于目标利润的弹性区间，经理人员会使报告盈利达到上限，以即时获得好处；（3）若实际利润低于目标利润的下限，经理人员则可能有“巨额冲销”的动机；（4）如果管理者的报酬契约中包括了认股权，那么管理当局则选择能平滑收益的会计方法，以保持其股票价格的稳定增长。企业管理当局对会计政策的选择是以维护个人收益最大化为企业立场。

　　2、债务契约。债务契约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为：（1）假定其他条件保持不变，企业的负债权益率越高，企业的经理人员便越有可能选择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移到当期的会计政策，如利息费用的处理、研究和开发费用的处理、折旧的计提等会计政策都可帮助企业达到调节收益的目的；（2）如果在某种会计方法下将发生违约行为，管理当局一般会变更会计政策，以避免这种违约行为的发生；（3）企业越是与特定的、基于会计数据的限制性契约条款联系紧密，企业经理人员便越有可能采用可增加当期收益的程序。

　　3、政治成本。政治活动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为：（1）税收。税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减少其现金流量。因此，公司管理人员总是希望通过各种努力降低现实和潜在的税负，包括对现行会计方法的选择和可能出台准则的游说。（2）收费管制。政府机构依据有关会计数据对某些企业的产品价格和收费标准加以限制，受限制的企业一般会游说管理机构和准则制定机构，以便制定出最有利于公司的会计准则。（3）不对称损失函数。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人们对损失、失败的敏感度总是高于成功和收益。因此，政治活动之一就是限制一切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具体地说，大公司的失败或破产会产生一种潜在的政治危机，从而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某一政治机构。因此，政府机构宁可消除高估资产的潜在根源，也不愿消除低估资产的可能。（4）潜在危机的影响。政治家们总是为各种危机寻找“替罪羊”，企业会计信息中的报告盈利往往会引起政治家和管制人员的注意。

　　二、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客观必然性

　　1、从市场经济运作情况来看，市场压力是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必然结果。由于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广泛分离，导致委托代理关系出现，企业管理当局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不可避免。会计政策的选择实质上是保护企业管理当局利益的。管理当局作为资源投入运作的实际操作者，天然具有其他订约体所无法获得的信息优势。来自市场（证券市场、经理市场和监管市场）的压力是对经理人员会计政策选择最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竞争的经理市场和有效运行的监管市场促使经理人员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这是因为理性的经理人员都希望在经理市场上有一个高的人力资本价值，而其又取决于所经营公司的市场价值。同时如果经理人员未能使公司价值达到最大化，该公司将成为被监管的目标公司，一旦监管成功，经理人员往往被撤换。因此，在证券市场、经理市场和监管市场的压力下，经理人员为了达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必然会进行会计政策的选择。

　　2、从会计准则的制定层面看，会计准则制定与完善的渐进性与局限性，为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提供了空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新业务的不断涌现，会计准则的建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再加上对市场机制的过分依赖，致使政府监管力度不够，这为企业实现其目标而运用会计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首先，从会计准则制定的技术上看，假如我们能对一系列会计的基本概念作出严密的定义，再通过恰当的思辨过程，即可得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会计准则，这种会计准则同企业的各类经济业务之间可以形成一一对应的单映射关系，从而使会计实务达到科学、合理且内在一致的完美境界。如果是这样，就不存在企业是否拥有会计政策选择权的问题了。但是，理论与现实往往背离。现实中的财务会计是存在于信息不对称、可能出现市场失灵的非理想的状态下。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不可能对企业发生的每一笔具体业务制定出确切的处理方法与程序，而仅是为人们订立有关契约时所需的会计信息提供一个大致的估计，这就导致实务中各类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方法同会计准则之间不再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单映射关系，而是一种一对多的多映射关系。正由于会计准则的这种不完全性，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提供了空间。

　　其次，企业的会计报告不仅仅是反映企业管理当局、政府、工会及债权人等各利益集团决策的结果，而且会直接影响到这些利益集团的决策行为，而这些行为进而又会对其他集团的利益产生影响，因而，会计信息也就会有“经济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不再是纯技术性的，而是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竞争的政治博弈过程。而且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本身也是这一博弈活动的参与者，并且是有着自己的效用函数的“经济人”。其效用主要表现为自己在通用会计准则制定上所拥有的垄断权与权威性。因此，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为了保证自己效用函数的最大化，必须平衡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害关系，缓解各利益集团对准则制定机构的抵制压力，以保证各利益集团都能接受博弈的结果。显然，放宽通用会计准则中对一些经济业务会计处理的选择空间，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之一。可见面对势均力敌的各相关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谨慎和理性不在于寻求最终答案，而在于折衷——这本质上就是政治过程。因此，即使我们暂时撇开技术性因素不予考

虑，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及由此形成的政治博弈过程亦使得企业被赋予会计政策选择权。

　　第三，从会计准则制定的效率上考察，会计信息是一种具有外在性的公共物品，由于信息用户数量巨大，为了节约用户之间的直接缔约成本，由政府掌握统一制定会计准则可以形成一种规模经济效应。但是，由于各个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企业经营者拥有更多的企业信息。同时，如上所述，政府在会计准则的制定上是一种多方参与的政治博弈过程，需要以“充分程序”来表现制定过程的决策民主性，而且企业这一组织形式的决策速度远快于政府。为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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