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经济与经济伦理

在暑期主办的学术演讲、学术交流会议，开始将西方的经济伦理学传入中国，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眼界。此后，在上海、长沙等地成立了经济伦理学研究机构和课题组；中南财经大学将经济伦理学列为研究生课程；先后在上海、北京、武汉等地举办了多次经济伦理学研讨会；中国学者还参加了多次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有关的研究也开始与国际接轨，集中在“经济伦理学”这一名称之下。这一阶段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经济伦理学方面的专著和译著，发表了许多有关论文。其中主要有：唐能赋等4人合著的《经济伦理学》（1997），叶敦平等4人合著的《经济伦理的嬗变和适应》（1998），胡振平的《市场经济与价值观》，刘光明的《经济活动伦理研究》（1999），陆晓禾的《走出丛林——当代经济伦理学漫话》（1999），万俊人的《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2000）等等。同时，西方经济伦理学著作的译著在我国也有较多的出版和译介［2］（P22-27）。   

经济伦理学在国内外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其成果也比较丰硕，虽未出现世界公认的名著，但其对当代经济、伦理的影响却日益昭显。我国即将加入WTO，在跨越国界的经济活动中，不但会有技术上的竞争，同时也必然涉及许多经济伦理问题，并且在不同的国家和地方又具有不同的特点。经济活动是人们的一种社会活动，它不但有技术方面的问题，也有伦理方面的问题。与伦理学相结合的经济研究就是规范经济学，它与实证经济学一起构成经济学的两大支脉。从这些方面看，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在当代是十分重要的。     

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参考资料。但是，曾被古代和近代学者称之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包括经济伦理学），其真谛应当在理论的指导下到  实践中去把握。我国在经济伦理学的理论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实践性  的应用研究还较为薄弱，还没有象美国那样深入到经济实践之中，经济伦理学虽然不象70年代的美国那样被视为“无稽之谈”，但并没有引  起实业界应有的重视。相反，已被美国批判了  的拿破仑·希尔宣扬“抽象的贪婪”的书，各种讲述“商战谋略”的小册子，仍通过书摊、书店将“丛林法则”广泛传播。这些过时且有害的经济伦理观念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助长了违法犯罪和道德失范。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为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提供理论指导，为我国加入WTO做好理论上的准备，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三、网络经济伦理   

继经济伦理学于80年代中期在美国形成了一门具有合法地位的独立的学科之后，至90年代中期又成立了以建设“世界企业伦理学”为宗旨的，会员包括1000家大跨国公司和500家美国大公司的“经济伦理学协会”，而这时正是国际互联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的时期。同时，由于国际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迅速地扩展了美国等发达国家跨国经营的空间，使跨国公司超越了本国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因而在客观上也要求建立一种适应网络经济发展的国际商务伦理秩序。在这种情势下，网络伦理特别是网络经济伦理很自然地成了经济伦理学所研讨的一个重要课题[2][3]（P66）。   

国外对网络经济伦理的研究虽然时间不长，但已取得了一些值得借鉴的优秀成果。其中研究的主要问题有：（l）网络使用和网络经济运行中所遇到的一些具体的现实问题：如对网络经济主体具体的权利和义务的规范问题，如何防范和抵御网络经济风险问题。（2）由网络经济与其他社会现象的互相联系而产生的诸多交叉性伦理问题：如网络经济伦理问题与其他社会伦理的协调问题，信息网络范围内商业竞争的规范问题。（3）网络经济所涉及的深层次的伦理学和哲学问题：如网络经济伦理形成和发展的现实基础问题，网络经济伦理规范的哲学和元伦理学根据问题，等等[4]。同时，由于国际互联网导致的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为“普遍伦理”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现实基础，世界市场的形成、全球问题（环境、人口、核扩散、霸权主义等）的突出又使“普遍伦理”的建立成为迫切的需要，因而如何建立全球性的“普遍伦理”也成为各国学者研讨的一个热门话题[5]。   

“网络”原是一个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概念。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观点看，不论是经济网络还是其他网络，都是将个人、阶层、组织、集团以一定方式联结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以事实、技术为载体的价值关系、伦理关系。因而，我们在发展和研究网络经济这一新的社会现象时，不仅要关注其中的技术问题，更要重视其中所蕴涵的伦理问题。人们往往将网络经济称之为“注意力经济”，认为谁能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力，谁就能把握更大的客户群；入网的客户越多，网络的增加价值就越大。而要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不仅要靠技术上的成熟，更要靠客户在伦理上（如信誉、安全、善于合作、对客户负责任等）的认可。如果在伦理上不被人们认可，再高的技术也会被人们抛弃。2000年6月，世界著名的网络公司——思科公司的总裁钱伯斯、思科中国区的总裁杜家滨与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等一起，对世界及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进行了一次对话。他们在这次谈话中认为：最好的技术不一定成功，要成功还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价值观念、合理的行为规范和完善的体制、制度。虽然在过去的一年中思科增长了70％，但钱伯斯仍然担心：“如果我们脱离客户或者脱离员工的话，我们就会出现问题。”怎样防止这样令人担心的问题出现呢？钱伯斯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怎样把新的文化灌输给职工。”对于这个“新的文化”是什么，思科中国区的副总裁林正刚先生作了一个恰当的阐述：“新文化就是指适应新经济发展的新价值、新观念。”“价值就是你在这个公司能做什么来帮企业、帮客户、帮你的同事来做好事情……如果你没有这个价值，你就会被调出这个位置。”［6］[7]于东辉、董军在其《中国网络见证》一文的结束语中，在充分肯定200年中国互联网事业的巨大发展和网络创业者杰出贡献的同时，也从伦理的角度对一些骤兴骤消的网络企业作了中肯的批评和劝诫：“我们不想否定资本运作的发展道路，只不过中国的网络企业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过功利、太过偏执、太过不留后路。”“无论在耗费财富还是赚取财富方面，他们都做得不负责任。”“我们期望网络人不再用下作的手段互相诋毁和拆台，网络的市场氛围和谐而健康……我们期望网站们不再通过作弊和说谎来提高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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