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区开展树立正确的地位观集中教育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严有地位。否则，就觉着“等同于普通老百姓”了，就觉着很没有面子。这样的官“看上去挺美”，其实是外强中干，内心虚得很，人民群众对他们也是深恶痛绝。原因很简单，这种官高高在上、目中无人、难以接近，严重脱离群众，既无真才实学，也不会为老百姓办什么实事、好事、真事。
做官先做人，其实并不难。郑培民就是新时期领导干部如何“做官”与“做人”的一面镜子。郑培民当官为政数十年，不管职务发生多大的变化，他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心里时刻惦念着贫困的老百姓，关心着困难的群体，时时处处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心里，千方百计为群众办好事、做善事。看似一件件平凡小事，但却闪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体现了新时期领导干部执政爱民的良好官德。“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是他自觉当好人民公仆的座右铭；“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他求真务实的人格；“老百姓比天大”，是他亲民爱民的朴实感情；“大浪淘沙，警钟常鸣，不忘宗旨，永葆本色”，是他坚定理想信念的操守；“慎独、慎微、慎始、慎终”，“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是他终身践履的党性修养方法。郑培民精神，从本质上讲，是党的宗旨和共产党人先进性的集中体现。还有像焦裕禄、孔繁森等，他们淡泊名利、勤俭简朴，不摆谱、没“官气”，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一心一意为民，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也许他们不像官，但却最受群众拥护和欢迎。总之，领导干部只有堂堂正正做人，才能保持平常心境和淡泊情怀；才会廉政勤政，严以律己，恪尽操守，实现人品和官品的完美统一。
二要正确处理做官与做事的关系，有位更有为。在做官与做事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一段十分感人的话：“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我们一定要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无论担任何种职务、不管身居何处，都把为人民做事、做好事放在第一位。要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惠其民，带头讲政治，带头讲团结，带头抓发展，带头保稳定，带头守纪律。绝不能把官职等同于地位，将做官放在第一位，把升官看得高于一切。否则，一旦得知升迁无望，官位到顶，便很容易堕落到什么事也不屑做、不愿做、不再做，甚至不做好事，转而做坏事。
贞观十年，李世民曾对他的几个皇子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其大意为：人的立身之道，不在荣华富贵，而在本人德行。君子小人从来都不是天生的，一个人做善事就成君子，做恶事则为小人。要避免成为小人，就必须择贤为师，多行善事。苏轼一生，任职无数，大至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小到密州太守、杭州通判、黄州团练副使，无论在何处，不管得意失意，升官丢官，都把做事放在第一，修堤筑坝，兴医办学，易俗除弊，不厌其大，不弃其小，扎扎实实做了许多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好事，所以长期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怀念。由此看来，一个人有无地位或地位高低，人民群众是最公正的评判家，历史是最忠实的见证人。共产党的干部，作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杰出代表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做官与做事关系的认识，与封建官员相比，头脑应该更清醒，思想境界应该更高。古代仁人志士尚且能够“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面对宦海沉浮，表现出宠辱皆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高风亮节，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更应该不计较名利，不患得患失，做到无论担任何种职务，不管身居何处，都把为人民做事、做好事放在第一位。吉林省水利厅厅长、党组书记汪洋湖同志，几十年来牢记入党时的誓言，努力实践党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不变。他曾多次掏出自己的工资，塞到贫困农民的手中，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他曾在一个因水质不好而使许多人天生弱智的“傻子屯”前后抓了３年，带领村里打井、改水田，使穷了几辈子的农民喝上优质水，吃上白米饭；他还跑前跑后为许多有困难的职工解决下岗家属的就业问题。一位职工患肺癌，汪洋湖几次跑到医院，对医生说：“用最好的药，最好的方案，救人第一！”手术那天，手术做了５个小时，他在门外守了５个小时。这位康复的职工逢人就讲：“我能活下来，一要感谢共产党，二要感谢汪洋湖！”汪洋湖曾不止一次地说：“是人民养育了我们，这个本不能忘！我们代表人民的利益，这个法宝不能丢！”一个干部在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当领导，如果能够得到群众的认可和拥戴，被群众认为是一个肯做事的人，一个善于做好事的人，就可以叫做有地位。对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来说，这既是对我们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有地位的最高境界。
三要正确处理知足与不知足的关系，忘我奉献、开拓进取。《老子》中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共产党人时时刻刻都应该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个人的名利地位、生活待遇应该多一些知足，做到役物而不为物役，保持一种高蹈轻扬的人生态度。革命先烈方志敏，他写下《清贫》，全文仅983个字，是他在狱中写的，主要讲他被捕后，国民党士兵认为他是共产党的一个“大官”，想从他那里捞点油水，但是在他身上一个铜板也没搜到。方志敏同志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周恩来总理在建国以后，在生活上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常说：生活上不要那么讲究，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他吃饭很简单，经常是两菜一汤，主食吃普通面粉，不吃富强粉，吃普通大米，不吃小站稻，而且每周至少一顿粗粮。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周总理不吃肉，不吃鱼，不吃蛋，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在中南海，他常常亲自排队买饭。有一次，他买了一碗玉米饭和一碗汤，最后碗里剩下的汤，周总理就用窝窝头蘸着吃完，一点也不浪费。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江苏省泰州区信访局局长张云泉说过，“信念上要与革命先烈比，工作上要与模范人物比，生活上要与困难群众比。”因为工作关系，他每年都要到北京出差几次。在市区住个像样一点的宾馆，每天要花费好几百元，住几天就是几千元，加上吃饭等开支，一趟下来花销着实不小。“这笔钱花在困难群众身上才好！”张云泉总是自带电饭煲，拣便宜的小旅馆住。2001年春，张云泉住进一家小旅馆，房费70元一天，没有卫生间，没有电视。自己用电饭煲煮粥，有时也烧个简单的菜。登记的是地级市政府副秘书长、信访局长，吃住却如此寒酸，会不会是骗子啊？憋了两天，服务员还是悄悄报了警。北京某派出所民警闻讯赶来查了证件，“真的！”民警恭恭敬敬地向张云泉敬了个礼，佩服地说：“像你这样的局长，我还真没见过。”当然也有的领导干部不是这样。如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1999年担任国有大型企业老总后，每年收入数十万元，应该说不算少，但他心里仍不满足，总是与那些暴发的个体户攀比，心里非常不平衡，他曾多次愤愤不平地说：“一个进过监狱的，一个普通开车的，几年的时间就挣了几千万，发了大财，他们有什么能耐，还不是靠我。”攀比带来心理失衡，心理失衡导致私欲膨胀，于是开始大肆敛财，结果在罪恶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因此，我们领导干部在生活待遇上，一定要多跟普通群众比，跟下岗职工比，跟农民工比，要有一种满足感、愧疚感和做好工作的紧迫感。唐太宗曾经对身边大臣说:“我曾说过贪财的人不懂爱财。就说朝中五品以上的官员吧，他们的俸禄地位优厚，一年得到的，那数目已经够多了，如
《在全区开展树立正确的地位观集中教育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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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先做人，其实并不难。郑培民就是新时期领导干部如何“做官”与“做人”的一面镜子。郑培民当官为政数十年，不管职务发生多大的变化，他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心里时刻惦念着贫困的老百姓，关心着困难的群体，时时处处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心里，千方百计为群众办好事、做善事。看似一件件平凡小事，但却闪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体现了新时期领导干部执政爱民的良好官德。“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是他自觉当好人民公仆的座右铭；“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他求真务实的人格；“老百姓比天大”，是他亲民爱民的朴实感情；“大浪淘沙，警钟常鸣，不忘宗旨，永葆本色”，是他坚定理想信念的操守；“慎独、慎微、慎始、慎终”，“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是他终身践履的党性修养方法。郑培民精神，从本质上讲，是党的宗旨和共产党人先进性的集中体现。还有像焦裕禄、孔繁森等，他们淡泊名利、勤俭简朴，不摆谱、没“官气”，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一心一意为民，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也许他们不像官，但却最受群众拥护和欢迎。总之，领导干部只有堂堂正正做人，才能保持平常心境和淡泊情怀；才会廉政勤政，严以律己，恪尽操守，实现人品和官品的完美统一。
二要正确处理做官与做事的关系，有位更有为。在做官与做事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一段十分感人的话：“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我们一定要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无论担任何种职务、不管身居何处，都把为人民做事、做好事放在第一位。要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惠其民，带头讲政治，带头讲团结，带头抓发展，带头保稳定，带头守纪律。绝不能把官职等同于地位，将做官放在第一位，把升官看得高于一切。否则，一旦得知升迁无望，官位到顶，便很容易堕落到什么事也不屑做、不愿做、不再做，甚至不做好事，转而做坏事。
贞观十年，李世民曾对他的几个皇子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其大意为：人的立身之道，不在荣华富贵，而在本人德行。君子小人从来都不是天生的，一个人做善事就成君子，做恶事则为小人。要避免成为小人，就必须择贤为师，多行善事。苏轼一生，任职无数，大至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小到密州太守、杭州通判、黄州团练副使，无论在何处，不管得意失意，升官丢官，都把做事放在第一，修堤筑坝，兴医办学，易俗除弊，不厌其大，不弃其小，扎扎实实做了许多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好事，所以长期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怀念。由此看来，一个人有无地位或地位高低，人民群众是最公正的评判家，历史是最忠实的见证人。共产党的干部，作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杰出代表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做官与做事关系的认识，与封建官员相比，头脑应该更清醒，思想境界应该更高。古代仁人志士尚且能够“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面对宦海沉浮，表现出宠辱皆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高风亮节，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更应该不计较名利，不患得患失，做到无论担任何种职务，不管身居何处，都把为人民做事、做好事放在第一位。吉林省水利厅厅长、党组书记汪洋湖同志，几十年来牢记入党时的誓言，努力实践党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不变。他曾多次掏出自己的工资，塞到贫困农民的手中，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他曾在一个因水质不好而使许多人天生弱智的“傻子屯”前后抓了３年，带领村里打井、改水田，使穷了几辈子的农民喝上优质水，吃上白米饭；他还跑前跑后为许多有困难的职工解决下岗家属的就业问题。一位职工患肺癌，汪洋湖几次跑到医院，对医生说：“用最好的药，最好的方案，救人第一！”手术那天，手术做了５个小时，他在门外守了５个小时。这位康复的职工逢人就讲：“我能活下来，一要感谢共产党，二要感谢汪洋湖！”汪洋湖曾不止一次地说：“是人民养育了我们，这个本不能忘！我们代表人民的利益，这个法宝不能丢！”一个干部在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当领导，如果能够得到群众的认可和拥戴，被群众认为是一个肯做事的人，一个善于做好事的人，就可以叫做有地位。对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来说，这既是对我们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有地位的最高境界。
三要正确处理知足与不知足的关系，忘我奉献、开拓进取。《老子》中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共产党人时时刻刻都应该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个人的名利地位、生活待遇应该多一些知足，做到役物而不为物役，保持一种高蹈轻扬的人生态度。革命先烈方志敏，他写下《清贫》，全文仅983个字，是他在狱中写的，主要讲他被捕后，国民党士兵认为他是共产党的一个“大官”，想从他那里捞点油水，但是在他身上一个铜板也没搜到。方志敏同志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周恩来总理在建国以后，在生活上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常说：生活上不要那么讲究，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他吃饭很简单，经常是两菜一汤，主食吃普通面粉，不吃富强粉，吃普通大米，不吃小站稻，而且每周至少一顿粗粮。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周总理不吃肉，不吃鱼，不吃蛋，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在中南海，他常常亲自排队买饭。有一次，他买了一碗玉米饭和一碗汤，最后碗里剩下的汤，周总理就用窝窝头蘸着吃完，一点也不浪费。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江苏省泰州区信访局局长张云泉说过，“信念上要与革命先烈比，工作上要与模范人物比，生活上要与困难群众比。”因为工作关系，他每年都要到北京出差几次。在市区住个像样一点的宾馆，每天要花费好几百元，住几天就是几千元，加上吃饭等开支，一趟下来花销着实不小。“这笔钱花在困难群众身上才好！”张云泉总是自带电饭煲，拣便宜的小旅馆住。2001年春，张云泉住进一家小旅馆，房费70元一天，没有卫生间，没有电视。自己用电饭煲煮粥，有时也烧个简单的菜。登记的是地级市政府副秘书长、信访局长，吃住却如此寒酸，会不会是骗子啊？憋了两天，服务员还是悄悄报了警。北京某派出所民警闻讯赶来查了证件，“真的！”民警恭恭敬敬地向张云泉敬了个礼，佩服地说：“像你这样的局长，我还真没见过。”当然也有的领导干部不是这样。如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1999年担任国有大型企业老总后，每年收入数十万元，应该说不算少，但他心里仍不满足，总是与那些暴发的个体户攀比，心里非常不平衡，他曾多次愤愤不平地说：“一个进过监狱的，一个普通开车的，几年的时间就挣了几千万，发了大财，他们有什么能耐，还不是靠我。”攀比带来心理失衡，心理失衡导致私欲膨胀，于是开始大肆敛财，结果在罪恶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因此，我们领导干部在生活待遇上，一定要多跟普通群众比，跟下岗职工比，跟农民工比，要有一种满足感、愧疚感和做好工作的紧迫感。唐太宗曾经对身边大臣说:“我曾说过贪财的人不懂爱财。就说朝中五品以上的官员吧，他们的俸禄地位优厚，一年得到的，那数目已经够多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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