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法律责任研究

     (二)行政责任  

     　　由以上叙述可见，因财务报告粉饰问题而受到行政处分是当前追究法律责任的主要形式。并且，行政处分的形式也多种多样。然而，行政处分真的那么有效吗?对行政处分作简单的分析后，我们就会发现其不少弊端。  

　　首先，行政处分的威慑作用不够。警告处分不疼不痒，因为警告是建立在人们十分珍惜荣誉的基础上，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人不以受到警告处分为耻;撤职或开除处分，由于上市公司等通常没有主管部门，其管理当局无所谓来自主管部门的撤职、处分，只可能受到来自证券监管部门的处分，对许多人来说，这并不能形成一种威慑力，因为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处分往往演变成调离原工作岗位，或许还有可能得到提升；没收违法所得的处分是理所当然的，但要知道，查到的违法收人在实际违法收人中所占的比重往往不是很高，对一些人来说，也许还是“有利可图”的；罚款处分时，为数不多的罚款也不能形成威慑力，因为这点罚款往往早在、或以后会在其他事项中得到补偿；吊销资格证书的处分理应具有较高的威力，但在实际中没有资格证书的可以从前台走同后台，工作照样千，薪酬福利照样拿。由此看来，行政处分的威力并没有立法者所想象的那么大。  

    　　其次从行政处分的时效性来看。《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这在客观上给行政处罚的运用造成了很木的限制，不少人也因此萌发了侥幸之心。  

    从上述分析知，行政责任虽然是追究财务报告粉饰法律主体法律责任的一种重要形式，但由于其存在上述弊端，我们不应对其过于看重。   

    (三)刑事责任  

    尽管相关法规中己经明确规定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问题上相关法律主体的刑事责任，可遗憾的是：  

    　　第一，因粉饰财务报告被处以刑事责任的案例并不多见，就是被处以刑事处罚，处罚也不是十分严厉。就拿轰动一时的琼民源案来说，最后判决的结果是两人分别被处以两年和三年徒刑，与该案件本身的恶劣程度相比，严厉与否不言自明。导致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何在?一来可能与我国这种只有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才定罪量刑的刑事制度有关，许多案件难以寻找到确凿的证据;二来可能与财务报告粉饰问题较为严重，以至法不责众有关。然而，“规定了刑事处罚，执行时不得不稀稀拉拉，这就象狗光叫不咬人，久而久之，人们就不把它当作回事了。”  

    　　第二，对某些人来说，刑事责任并不会让其“望而却步”。对他们来说，“如果通过内幕交易等非法行动能够狠狠‘发它一笔’，坐两三年牢快活后半生，也是值得考虑的买卖。”  

    　　第三，对法人犯罪，刑事责任无用武之地。纵然法人犯罪，可以追究法人代表和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但这可能无法对法人犯罪形成威慑力。追究某些个人的刑事责任，则有可能出现“替死鬼”的现象。  

    　　以上的分析表明，针对当前状况和刑事责任本身的特点，一方面需要加强刑事处罚的力度；另一方面，在追究有关法律责任主体法律责任时，也需要考虑刑事处罚效力的局限性。  

    (四)民事责任  

    　　现有法规就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相关法律责任所体现出的重视行政及刑事的法律处罚，轻视民事法律调节的倾向，与市场经济是不相适应的。因为"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各经济主体之间具有自主性和平等性并且承认其各自物质利益基础之上的，而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矛盾绝大部分又都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民事法律来规范、引导、制约、保障各主体的经济利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民事赔偿具有调动有关利害关系人起诉的积极性，提高对财务报告粉饰者的威慑力等方面的优势。大量的案件告诉我们，多数刑事案件的受害者没有报案的积极性，但对于民事案件，如果受害者知道惩罚侵害者可望得到赔偿，他们就有了举报违法行为、协助政府部门调查以及起诉的积极性。“这不但是较低成本的执法行动，而且通过提高违规者被发现和处罚的可

能性，大大提高制裁的威慑效果。”同鉴于此，应尽快建立健全民事赔偿制度，充分发挥民事赔偿制度的作用。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充分发挥民事赔偿制度的作用，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建立“信赖假定制度”。在一投资者起诉红光实业案中，法院以原告无法证明其损失与被告虚假陈述的因果关系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显然，在民事诉讼中，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但要证明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建议引入国外的“信赖假定制度”，即假定原告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已经信赖了被告提供的虚假陈述。  

    　　第二，要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由于个别投资者的利益有限，他们往往不愿意去起诉大公司、大机构。原因是告倒大公司、大机构费时费力，告倒它们的难度大。这一问题不解决，势必难以充分发挥民事赔偿制度的作用。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以发挥集团诉讼的作用。  

    　　第三，要对民事赔偿金额的确定方式做出详细的规定，这既是起诉人在起诉时需要了解的，也是实施民事赔偿制度的关健。但迄今为止，如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应赔偿哪些经济损失，在法律上还是一个非常模糊的问题。  

    (五)法律责任的分担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中可能涉及的法律主体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法律责任的分担便显得十分重要。就刑事责任而言，《刑法》第25条到29条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然而。就民事责任来说，如何确定有关法律主体的民事赔偿责任则是十分棘手的问题。本文结合红光实业案来剖析这一问题。该案中被告除了红光实业原董事外，还包括为红光实业上市提供服务的主承销商、财务顾问、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上市推荐人的法人代表和负责人。假定原告胜诉，那么，有关各方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呢?  

　  首先，我们来分析有关各方的归责原则。就发行人红光实业来说，我国《证券法》规定了发行人的无过失责任。只要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就要承担赔偿责任。因此，红光实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所难免。但原告并没有起诉红光实业。  

　  对发行人的董事、监事、经理，根据《证券法》的规定，仅是“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负有连带赔偿责任，这里实行的是推定过错责任。同样，根据《证券法》的规定，主承销商与发行人一样承担无过错责任，主承销商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负有推定过错责任。对于其他法律责任主体而言，《证券法》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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