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会计改革

会计制度后，新中国第一阶段会计改革中的制度体系建设工作告一段落，其成就为世人所瞩目。  
　　（3）推行班组核算制，稳固企业会计核算基础。班组核算制的建立是50年代会计改革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起始于钢铁企业，在像鞍钢这样的大型企业中得到推行发展，并最终把这种制度推向全国。班组核算充分调动了群众主动参加企业管理与核算工作的积极性，它稳固了企业会计核算及其管理的基础，是50年代会计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成果。  
　　（4）改革会计方法体系，实现企业会计方法应用的统一性。一致性。1949年10月以前，尽管在会计方法革新方面已见成效，然而事实上在会计方法具体应用方面依然存在很大差距，总体上是西式与中式会计方法并用，在会计核算方面难以统一，会计信息取得不一致，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混乱，这些自然成为50年代新中国会计方法改革的基本目标。  
　　在1950年财政部所颁布施行的《各级人民政府暂行单位预算会计制度》中，明确规定各单位的会计核算应采用收付实现制与复式簿记原理，并用现金收付记账法登记账目，在记账方法方面保留了传统做法。1951年，在对该项制度作出修订后，其规定改为“采用复式簿记原理，按借贷记账法登记账目”。尽管修订之后的制度对各级总会计单位是否参照实际需要，可以采用收付记账法还留有余地，然而，事实上，此后统一采用借贷记账法的趋向已十分明确。这是值得肯定的。在企业记账方法应用方面，各种统一会计制度虽未作出明确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已采用了借贷记账法，并且比政府会计要进一步。由于在苏联会计的建立中，也曾考虑与国际惯例靠拢问题，故50年代我国学习苏联的经验也自然在不少方面与国际惯例相一致，如在会计基本假设、应计基础、会计基础原则与要求，以及会计核算基本程序等方面都基本上做到了向国际惯例靠拢。  
　　（5）发展新中国会计教育事业，以教材建设促进会计理论建设。1950年9月，教育部在对文学院的培养目标确定中，便明确了应以培养财经建设人才为总任务，并在计划中尽可能增加财经师资。1953年5月，通过院系调整实现了以中南、上海、辽宁、四川四所财经学院与中央财政学院为主干的财经院校体系。至60年代，各类商学院的建立及中等财经专业学校的发展，又已形成了一定的财经人才培养规模，在促进经济建设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方面，既向苏联学习，构建了会计专业的主干课程，又结合中国实际，自编产生了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教科书。  
　　根据高教部1955年发布的最新教学计划，各财经院校相应改进了会计专业四年制教学计划。从此，以教材建设带动会计理论研究，使高等财经教育改革初见成效。为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50年代，在有计划招收会计本科生的同时，还进行了会计函授教育及夜大教育，逐步使会计教育深入到山区和边远地区。在50年代至60年代，会计界的理论研究大体上是围绕着教材建设进行的，一方面引进苏联教材，接受“社会主义会计实务与理论”，另一方面又批判以往引进的欧美会计教科书，强调会计的社会属性方面。在进入60年代后，会计教育界又开始立足于中国国情进行教材建设，教材内容有了一定的改进。  
　　（6）确立总会计师设置制度，实行总会计师责任制。1961年，国务院颁布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规定在大、中型工业企业中试行总会计师制。1963年，国务院又批转国家经委及财政部所拟《关于国营工业交通企业设置总会计师的几项规定（草案）》，明确了总会计师的地位、任务及其职权。总会计师组织制度的确立为后来经济改革开放期间在国有企业中确定“一长三师”制奠定了组织基础。  
　　建国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新中国经济体制的产生阶段，它要求会计改革为经济恢复服务。1953年由经济恢复走向发展，并开始实行“一五”计划，客观要求会计改革必须解决重建会计制度的问题，以为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作好准备。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会计自然而然成为这种体制运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按照实行计划经济的要求构建会计工作的基本模式，可以讲，这便是第一阶段会计改革的归宿。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上述可见，50年代向苏联学习是必然的选择，是明智之举，按照计划经济模式所进行的改革，保证了我国顺利进人社会经济建设发展阶段。当然，由于当时“一边倒”地向苏联学习，客观上也产生了一定的负作用，留下了一些后来制约我国经济与会计发展的问题。就会计而言，第一，在会计思想上造成了在相当长时期内“核算工具论”占据支配地位；第二，使会计理论研究与教材编写受到“左”的影响，一度导致以会计的阶级性掩盖会计的科学性及国际性；第三，在会计制度设计与会计方法应用方面产生了颇为严重的繁琐现象，从而造成了会计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第四，在“闭关锁国”与计划经济思想支配下，使第一次所进行的会计改革受到极大的限制，也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国际环境，从

而最终使改革产生了片面性。以上问题既是造成“大跃进”时期与“文化大革命”时期严重会计失误的重要原因，客观上它又必然成为新中国第二次会计改革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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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中国会计改革的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的会计改革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与更加艰巨的任务。其一，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必须从根本上完成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会计体系与会计模式的构建；其二，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趋动之下及为配合经济改革开放方针的实行，要求会计改革必须逐步实现向国际会计惯例靠拢，解决中国会计与国际会计的协调问题；其三，在经历“大跃进”与“文革”两个时期极“左”思潮影响与极“左”行为的冲击之后，欲实现会计思想的根本性转变及彻底消除不良影响，改革之路必然会是曲折的、艰苦的；其四，在1949—1978年间，传统会计基本上在中国占据支配地位，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会计工作者及其工作水平也基本上处于落后状态。要通过改革实现由传统会计向现代会计的转变，其任务亦十分艰巨。鉴于上述原因，新中国第二阶段所进行的会计改革的目标必然是远大的，通过这个阶段的改革要实现的几个转变必然要涉及到财务会计方面的根本性问题，改革所触及的范围与内容也必然是广阔、深刻而复杂的。尽管在20世纪结束之时，这个阶段所确定的改革目标还不可能最终实现，其改革的主要任务也还不可能最终完成，然而，1978年至今，中国所进行的会计改革却已取得重大进展，其成就举世公认。由于读者亲自经历了这个阶段的改革，故下文仅从七个基本方面对会计改革成就作简要归纳。  
　　（1）会计思想的根本性转变。从本质上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会计工作处于被动状态，它是反映指令性计划实现的工具，因此在1978年以前“核算工具论”或“管理工具论”的思想一直占据支配地位，它深刻地影响到会计工作、会计理论研究及会计教育等方面。1962年5月15日，李先念副总理在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上讲：会计是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之一。这是“工具论”在上层领导者中的反映。1980年11月7日，姚依林副总理在全国会计工作会议暨会计学会年会上讲：会计工作在国民经济中是不可少的，从国家需要来说，它的重要性完全不低于科学技术。可以看出这是改革开放中会计思想转变在中央领导者中的反映。1981年，在财政部印发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指出会计是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同时确认会计具有参与经济决策的职能作用。其后会计学界与会计工作者在这方面统一了认识。至90年代，国务院对会计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并对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作出更加切实的评价。自此，在会计思想方面完成了由“工具论”向“管理论”的转变。会计

《20世纪中国的会计改革(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