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工程硕士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好文啊！！）

子弹。1998年，巴基斯坦在印度之后进行了5次公开的地下核试验，卡迪尔汗从此成为巴基斯坦的“核弹之父”，成为祖国教科书课文里的英雄，两次被授予国家最高勋章。而且，巴基斯坦全国各地的卡车、公共汽车背面都印上了他的肖像，他是全国知名度最高的人，比总统的知名度还高。巴基斯坦人口与俄国相当，是美国的一半，是英、法任何一个国家人口的一倍。但美国、俄国、中国、印度、可以有核武器，英国、法国、甚至以色列可以有核武器，巴基斯坦却遭到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制裁。卡迪尔汗大概相信，原子弹能减轻穆斯林世界受到的压迫和屈辱，所以试图向其他穆斯林国家出售一些核技术设备。他显然没有成功，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就盯上他了，在他的寓所，工厂和房间里都安插了间谍，甚至收买了他最亲密的助手。这就是“巴基斯坦国”。很幸运，中国不是这样的。现在卡迪尔汗已被自己国家的政府逮捕了，而且受美国情报人员的讯问。在压力下，他不得不招供一切真相，或者编造一切美国所需要的谎言，使美国得以要挟其他国家，比如伊朗。 是的，在悲剧的祖国，成功的科学家也是悲剧。 三．在成功的祖国 1996 年，在中关村的西北方向，矗立起了一座航天城。那里有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是仅次于美国休斯敦宇航中心、俄罗斯宇航中心的世界第三大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三年前，我在网络上读到了一点北京航天城里的故事，很感动。1998年11月21日，中国的第一艘航天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从酒泉发射中心升空，飞船的一举一动都由北京中心遥控，从点火升空到返回着陆，成千上万条调度命令要从这里发出。任总调度的是一个北航毕业生，名字叫申劲松，当时只有25岁。神舟一号升空之日是他的25岁生日。一年后飞船返回时，他发现状态有些不对，可他只有20秒钟的时间作决定，而且决定的后果是巨大的。他作了决定，而且作对了。返回舱落地之时，申劲松没了感觉，就是腿软，汗从握紧的拳头中流下来，这一天是1999年11月21日，是他26岁生日。他已经在机房中待了整整一年。到 2002年神舟三号发射升空，这个1973年出生的28岁大男孩已经连任三届总调度了。他的工资只有1300元。事实上，整个控制中心的科研人员都是这样的一些青年学生，全部是我国自己培养的。到神舟三号升空，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与高能物理及原子弹不同，中国的载人航天没有胸有成竹，满腹经纶的专家领军撑腰，就靠刚从学校出来的这些年轻的本科生和硕士生。现在已经成为飞船轨道专家的曹雪勇是1995年北师大天文系的硕士毕业生。一进来就做轨道设计软件。可飞船还在制造中，飞船数据还不明确。他对整个任务系统一无所知，而且没有任何参考方案，没有一个可用的程序、文档。他拼命了，日以继夜阅读国外资料，希望能发现一点漏网的蛛丝马迹，而且他用天文学知识来启发自己的思路。他几乎没离开过机房，怕思路中断就难以续上，每天靠方便面填肚子。经过半年没日没夜的工作，他成功了。北京飞航中心这样的例子并不少。控制软件专家欧余军是1995年从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毕业的，1998年开始负责遥控保障软件的编写。那是个决定飞船能否安全返回的关键性软件，包括对飞船发送的所有指令、指令链和注入数据。没有任何现成的资料可借鉴，要从零开始。中国飞船能否回得来，就全看这25岁的小伙子了。整整两年零八个月，没白没黑，他把软件做了出来。结果发现有问题，近三年的劳动成果全被推翻。他伤心得一个人躲在机房里放声大哭。中心的领导人认为哀兵必胜，坚持不换人。只剩下几个月了，欧余军成了机房里的拼命三郎，不管什么时候，人们走进机房都见他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像个活菩萨。任务完成了，他的身体也垮了，得了肾积水，经常疼得满头流汗。这时，中国第一次飞船发射开始，一切全新，谁也不是内行，有许多软件只有他一个人会发指令。医生护士把他从医院抬到指挥大厅，边输液边打键盘，在担架上坚持了几天几夜。飞船返回后才被抬回去做手术。 我为什么要讲他们，因为北京飞航中心就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旁边，他们的同学、朋友在那里每个月挣万元以上。可在飞航中心，申劲松一千多元的工资还意味着日以继夜的辛劳。甚至一个月才能和在城里工作的妻子见一面。申劲松是这样说的：“如果单从挣钱的角度，很多事情都干不成了。外面的诱惑确实很大，但我既然干了这个，就要认认真真地干。这个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对一个人来说，一辈子能赶上一次就非常难得了。” 在这篇网络文章之后，有个跟贴，也很有意思。跟贴的作者回忆说： “92 年毕业前，酒泉来人，希望我们这些学控制的人去那里工作，并且明确说是为了宇宙飞船工作。可我们当时想的都是出国，考研，对此漠不关心。在动员大会上，许多人插科打诨，胡言乱语，嘲弄带队的军官。学校也没起正面作用，只是应付了事，找了几个拿不到学位的差生和来自边疆地区的学生糊弄军队。十年了，我们这些人出了国，成了所谓洋博士，土博士，可老实说，都是行尸走肉，所学所用都在为外国人牟利，而且我们的所谓‘成果’在他们面前是如此的浅薄、渺小、微末。是那些当年被我们嘲弄和不理解的同学们真正在为祖国奉献着，我真不知道将来见面时如何面对他们。我们是逃兵。” 为中国宇宙飞船事业献身的这群年轻人“成功”吗？也许成功，也许不成功。也许有些将来成功，有些连将来也不算成功。我想起了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之一任新民院士。他生于1915年，是安徽人。他在美国读了机械工程学博士，然后去一所美国大学当讲师。如果没有新中国的建立，他也许就这样生活下去了，过一种平静的美国生活。1949年，像那个时期的许多留美学生一样，34岁的任新民先生也赶回来建设新中国，为祖国出力。他很快就成为我国远程导弹的材料专家，负责设计制造了“长征一号”，就是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卫星的那枚火箭。1985年，任先生70岁了，因为得到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他的贡献才为人所知。 1995年，他 80岁了，得到了“全国优秀工作者”称号。在他85岁时，国家向他颁发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航天奖”。然而，他说，“航天事业是集体的事业，个人的作用很小，很小。”是啊，我记得其他著名的两弹一星元勋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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