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安排与会计信息质量——红光实业的案例分析
在当时公司上市采取“总量控制，限报家数”的政策下，公司如果取得“稀缺”的“额度”，则财务资料成为后期上市运作最为关键的因素：顺利通过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并取得较好的发行价格。红光实业披露的经成都市蜀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前三年销售收人和利润总额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年份1996年1995年1994年主营业务收入42，492 95，676 83，771利润总额6，331 11，685 9，042净利润5，428 7，860 6，076
红光公司在1997年4月（股票公开发行前一个月），进行了一次1：0.4的缩股，将原来4亿股的总股数缩为1.6亿股。再按缩股后的股数对前三年净利润计算每股收益，倒算出1994一1996年的每股税后利润分别为0.380元、0.491元、0.339元；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每股6.05元的发行价格。
除财务信息外，关于拟上市公司的一些描述性信息也颇受关注，特别是关于该公司发展前景的信息。理论上，中国证监会不能也不应当批准一个没有发展前景的公司上市，因此，如何将拟上市公司的前景描述的“动听”且“诱人”，是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的主要任务之一。从红光实业所提供的“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中，我们可以发现，该公司是一家“前途光明灿烂”的电子企业。同时，按照招股说明书的格式要求，红光公司还提供了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盈利预测数字：
“预计公司1997年度全年净利润7，055万元，每股税后利润（全面摊薄）0.3063元/股，每股税后利润（加权平均）0.3513元/股。”部分由于上述信息包装，再配合当时整个股票市场的大势，红光实业（1983）的上市认购中签率不足2.8%，锁定认购资金133亿元。
3.中国证监会的调查结果
红光实业（1983）1997年6月初股票上市发行，募集了4.1亿元资金；当年年报披露亏损1.98亿元、每股收益为-0.86元。当年上市、当年亏损，开中国股票市场之先河。为此，中国证监会进行了调查，并公布了调查结果：
1.编造虚假利润，骗取上市资格
红光公司在股票发行上市申报材料中称1996年度盈利5，000万元。经查实，红光公司通过虚构产品销售、虚增产品库存和违规帐务处理等手段，虚报利润15，700万元，1996年实际亏损10，300万元。
2.少报亏损，欺骗投资者
红光公司上市后，在1997年8月公布的中期报告中，将亏损6，500万元虚报为净盈利1，674万元，虚构利润8，174万元；在1998年4月公布的1997年年度报告中，将实际亏损22，952万元（相当于募集资金的55.9%）披露为亏损19，8仍万元，少报亏损3，152万元。
3.隐瞒重大事项
红光公司在股票发行上市申报材料中，对其关键生产设备彩玻池炉废品率上升，不能维持正常生产的重大事实未诈任何披露。显然，如果红光公司在事先如实披露其亏损和生产设备不能正常运行的事实，它将无法取得上市资格；即便取得了上市资格，上市募股，也很难取得成功。
4.相关的法律诉讼与结果
红光因报告巨额亏损，导致股价大跌，资本市场投资者损失惨重。此后，198年12月，上海股民姜女士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诉讼红光公司管理层；2000年初，上海市民吴先生在成都再次起诉红光公司管理当局，但这两起诉讼都被以“起诉人的损失与被起诉人的违规行为无必然因果关系，该纠纷不属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为由，裁决不予受理。
在股民自发起诉不予受理的同时，2000年1月，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以犯欺诈发行股票罪，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0年12月1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红光公司罚金人民币100万元；有关责任人员何行毅、焉占翠、刘正齐、陈哨兵被分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四、现行的制度安排需要真实会计信息吗？
从红光公司上市过程来看，围绕会计信息，有这样几个相关的利益方：企业管理当局和控股股东、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含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中介机构、地方政府、申国证监会。它们在公司上市过程中的作用及对信息质量的要求，也各有不同。但总体而言，对真实会计信息的需求制度，并未确立。
1.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和控股股东理当局提供虚假信息，没有任何法律风险。2000年1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对红光公司管理层的起诉。2000年12月1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红光公司罚金人民币100万元；有关责任人员何行毅、焉占翠、刘正齐、陈哨兵被分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判决向市场传递的信号是：上市公司管理层即便不存在个人犯罪行为，也要承担披露虚假会计信息的法律风险当然，由政府监督所形成的法律风险，与由股东出面、要求公司管理层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风险。其中，前者的刑事风险基于市场危机暴发、具有严重的社会后果，政府才出面干涉，它充其量只是一种威慑力量，构不成日常监督；后者则是一种日常监督力量，能有效监督公司管理层的舞弊现象。
2.各级政府和管理机构
理论上，政府只是经济规则的制订者和监督者，本身不参与市场运行。但我国数十年国有国营的经济模式，导致政府对具体的经济活动不能“置身事外”，总是存在“亲历
亲为”的冲动。
张维迎等的分析表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争利博弈。这种分析也适用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上市过程。我们知道，本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是每一级政府所高度关注的，在由中央政府统一确定上市额度的前提条件下，努力争取让本地或本部门更多的公司上市，是当地政府（横向）或中央部委（纵向）“份内”、“义不容辞”的责任。
各级政府致力发展经济，与虚假会计信息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是，我国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的事实将二者“有机”联系起来。将一个亏损企业推向资本市场，不仅为困难企业筹集巨额资金，暂时缓解危机，而且也增加了当地经济的“活力指数”，上市公司的数量曾一度成为各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特征值。显然，没有虚假会计信息的“帮助”，任何一个亏损或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是无法直接通过事先设定的公司上市标准要求的。
红光实业上市过程中，当地政府的参与度非常高。这从红光实业的上市公告书和招股说明书的公开披露中也可得到证实。如成都市体制改革委员会（1992 162号成都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成科工字[1994]019号文）、四川省人民政府（川府函[1995]517号文）等。如果说1992年改组为股份公司的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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