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角度看经济形势

经过20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磨炼和邓小平务实精神的教育，我国经济学界敢于面对现实，揭示问题和矛盾。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但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有些研究报告和文章就问题论问题，问题成堆而理不清头绪，很少用哲学思维来研究当前经济发展和运行中的矛盾，不搞矛盾排队，分不清支流和主流。甚至造成莫名其妙的悲观情绪，我们的经济学成了问题经济学。有些研究报告和文章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指标体系，用来描述和研究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经济，把我国经济当做一个发展完善的市场经济来看待，很少考虑我们的发展度和市场度。判断经济形势只根据那几个统计指标的走势论是非，找对策，只力图扭转那几个指标的走势，我们的经济学成了总量经济学，符号经济学。这种研究方法严重脱离实质经济内在矛盾运行的总量分析，更严重地脱离中国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体制机制、结构转换升级具体阶段的实际。抓不住问题的关键，抓不住根本问题，只看运行，不看发展，只讲量变走势，不讲质量内容。这种西化的问题经济学，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它打乱了现阶段有形手和无形手的分工结构，过早淡化政府的发展主体地位，扩大了政策市场调控的范围，干扰了市场的调节机制的正常运行。为了克服这种倾向，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坚持邓小平的中国特色思想，牢牢把握住我们的特殊国情。我国经济运行在什么历史阶段是必须首先弄清的根本性问题。

我们判断当前的经济运行态势好坏，要有一个特定的质和量的客观标准，不能仅仅根据几个总量统计指标的走势，简单地以升降论是非。经济运行指标在时间上不能简单地向后看，和上年周期比，和上月，上季比；在空间上也不能简单地和别的国家、地区比。首先要给当前经济运行一个准确的时空定位，即当前经济运行是处于我国、本地经济发展的什么阶段上。这个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是什么，发展的内容、发展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当前经济运行走势是向着解决发展的主要矛盾、转化主要矛盾方面推进，还是朝着反方向推进。这是判断经济运行走势好坏的主要标准，定性标准。
从发展的本质含义、发展的规律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根本性转变这个大的历史阶段中，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转变的一个关键性历史时期。在生产方式上以工业、商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带动农业的小生产方式向现代的企业化生产方式转变；在交换方式上主要是从自然经济、统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过渡。这种转变、改进和过渡必然要和增长方式与体制模式的变革、改革互为因果。

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是结构性矛盾。所谓总量矛盾不过是抽象了结构内含的结构性矛盾在统计上的一种反映。总量矛盾是存在的，它只存在于总量统计之中，存在于符号经济之中，在实质经济之中只有结构矛盾，没有总量矛盾。我们面临的结构矛盾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城乡两种生活方式，这种两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矛盾。这是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是中国诸种经济与社会矛盾的总根源。由于农业生产方式改造受农村内部主要矛盾人多地少的影响，因而当地国民经济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城乡人口布局这个大结构的矛盾。改造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民收入，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必须以减少农民为前提，因而目前人口城市化滞后，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源在于城乡要素流通受过时的城乡体制制约。

第二层次是区域经济结构的矛盾，主要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不仅是东、中西大区结构间的矛盾，而且还有每一个大区内部小区结构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根源在于区域间要素流通受行政区划限制，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的矛盾是区域结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区域同构是由行政区划限制要素流通造成的，因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行政区划和政府管理职能定位。这个层次的矛盾在发展大势中居第二位的矛盾。
第三层次是产业结构的矛盾。多年来我们对这个层次的矛盾是重视的，当作第一位的结构矛盾来抓。实际上它受前两位矛盾制约，就产业结构调产业结构是调不动的。
第四个层次是产品结构的矛盾，主要是剩余和短缺产品的矛盾。短缺产品包括公共品和劳务，由于受市场因素制约不能增长，不能减少短缺，因而资源向剩余产品领域倾斜，使剩余也不能减少。这个层次的结构矛盾受上述三个层次的制约，主要矛盾方面也难以转化。

这四个层次的矛盾同时存在相互交错，呈现复杂的局面，但只要认真把矛盾排队，就会发现第一层次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诸矛盾的总根源。产业结构久调不见显效，剩余和短缺同时共存，关键是城乡人口大结构转化滞后，产业政策没有区域化，区域政策没有产业化，工业分散，重复建设，区域同构，这是造成结构性剩余、结构性短缺共存的根本原因。发展形势不如人意，不是自今日始，不是一两年的事，是自1992年以后逐步形成的。这是阶段性问题，不是当前运行问题，当前运行状况是这四个结构矛盾的正常反映。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不是短期问题。
从发展看运行，以长论短，我们才可以使用符号经济给我们提供的经济指标，说明运行的态势。这等于给每一个指标加上矢量符号。每项指标升降对四个层次结构调整是正作用还是负作用，是有利于主要矛盾方面的转化还是不利于主要矛盾方面的转化，力度如何都有了客观标准。否则，简单地与上年同期比看升降论好坏，就失去了判断标准。当前几个指标都低不好，那么走高就好吗？1994、1995年运行形势比今天好吗？如果以GDP同比增长8％，物价同比增3％为目标，现在这两个指标低于目标，运行就不好了，高也不好，低也不好，只有达标为好，显然是说不清楚的。8％也好，3％也好，都没有“含金量”标志，没有经济运行本身的矢量符号，不反映发展本身的实际状况。离开发展看运行盲目性很大。

从1997年下半年以来，人们发现就业压力加大，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现金收入下降；出口增长下降，今年上半年已经负增长，物价直线下降，现已超过20个月，居民消费率达到历史最低点。居民存款逆利息走势不断增加。人们对这种局面都比较焦急、担忧。政府动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力度前所未有，但人们还感到不大，还要加大力度，以扭转这几个指标下降之势。我认为在方法论上恰恰把问题弄反了，把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上述四大结构性矛盾的动力简单地当作压力。这样有形手的调控难免要与市场力形成抗力，这是西洋拳法，硬顶硬，把压力都作用到有形手政府身上，我们应打中国拳，借力打力，学会化劲。不当市场力的阻力，要把市场力当作动力，适当调节这个力的作用方向，而且是以四两拨千斤的技术，使有形手和无形手两股力形成一种向更加有利的方向运行的合力。
1．当前经济运行走势说明人口城市化的动力在加强。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收入指标走低，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多，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扩大是解决第一层次矛盾即国民经济主要矛盾的动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说明这一基本矛盾在运行中转化为现实的主要矛盾。市场压力加大，推动农民分化转化的动力加大，客观上要求加速城市化进程。这说明近20年农村分散工业化利弊矛盾转化加速，弊在上升，利在下降。市场机制在推动农民进入大中小城市。而我们近十年来对这个主要矛盾重视不够，把产业升级产

品结构调整放到首位，把内含扩大再生产放到首位。十年前我就指出一个企业增长模式转换，把剩余劳动力甩给社会，一个国家你甩给谁。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就业问题，是劳动力转移问题。但我们的城乡封闭体制、政策，虽有松动，一直没有着力解决，致使城乡要素流通造成巨大的障碍。如想用离土不离乡的形式就地消化农民。这些做法实事求是地、历史地看都是和我们这个发展阶段大走势相反的逆调节措施，等于和市场机制推动的城市化规律对着干。时至今日调价的能力不足了，农民收入上不去了，农民的消费能力、消费结构都大大落后于城市，这是近几年人口城市化速度下降的必然结果。顶不住市场对城市化的拉力、推力，我们比较被动地开始接受城市化这个头等大事，近来有由顶到顺的趋势，这是值得庆幸的好事。

就业压力加大，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农产品、工业品过剩都是人口城市化率增长放慢的反映，都是提高城市化率的动力。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动力，它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减少因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剩余的农村人口，加速农业生产方式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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