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经济对传统理论的挑战
这就又回到了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的一个古老命题。其实在人之最初，呱呱坠地以后，为了自身生存需要的一切行为根本没有利己、利他和善恶之分。一个正常智商的人在满足基本生存和安全的需要之后，自然会把交流和自我实现列入更高追求目标。
如果说满足基本生存条件尚要靠利己主义推动，那么交流与尊重则要靠平等互动，自我实现则要靠牺牲精神。有人将高层需求和利他行为理解为个人长远利益最大化或者利己行为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沽名钓誉)，这种简单化的理解是对人类“天下为公”理想共识的亵渎。
与过去不同的是，网络创造了平等、协作的刚性气氛。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中，唯利是图越来越没有市场，损人利己者会更快得到报复。只有持平等合作态度，并为他人提供了有用价值者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
三、网络信用对商业技巧的挑战
常常能听到一些学者阐述一个观点，说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是以诚信为前提的经济。似乎谁越有诚信，谁就越赚钱，反过来是越有钱的人越讲诚信。但是翻开市场经济教科书，最基本的理论是经济利己主义，是如何使利润最大化；走进书店，最畅销的经济读物是“市场竞争36计”、甚至“厚黑学”之类。你再到我国城市的商店走一走，几乎到处都在打折销售，天天都是最后一天大甩卖。几乎所有的市场营销人员都在大讲特讲自己商品的优点，没有人告诉消费者我的商品还有缺点。他们挖空心思制造信息不对称，利用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不了解实情）赚取超额利润，广大消费者天天都在受骗。也许你今天受了骗，明天换一个位置去欺骗别人。传统市场竞争理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只能加剧这种循环。只有借助一种崭新的制度安排，也就是社会化监督和网络协同机制。
有些主流经济学者喜欢把政府调控、社会化监督体系都纳入市场经济范畴。其实，从科学意义上讲，市场就是看不见的手，政府就是看得见的手，社会则是挽在一起的第三只手。在理论上来不得半点混淆。如果说传统市场经济还需要政府调控，那末，理性市场经济最需要的是社会协同的力量。
四、网络价值对利润最大化的挑战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一直是传统经济教科书的一条刚性定律。“企业目标就是创造利润”，“办企业就是要为股东赚钱”等口号也被写进我国许多企业家们的施政纲领。在这样的舆论氛围和经营模式中，企业家最关心的是年度利润指标，所谓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导致企业短视。甚至不顾本企业实际条件，看到人家干什么赚钱，他也就要干什么。当一种业务利润下降，就盲目转向另一种业务。
从近期的产业实践来看，往往越是急于获取高额利润，越是离利润更远。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甚至制造信息不对称，在价格上大做文章。 结果，国内外有许多企业由刚成立时的超额利润，到若干年后走向亏损和破产，就是因为沿袭传统经济的企业目标，急功近利而陷入困境。
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社会越来越进步，现代企业目标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在股份制的初期阶段，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利机构，股东就是要赚取利润，利润率越高，越能吸引股东们的进一步投资。在股份制的中期阶段，股东越来越多，董事会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利机构，董事会主要是由一些经营专家组成，这些经营专家最关心的是企业品牌和企业业绩，股票升值还是贬值。股票持有者也希望股票升值而不是利润分红。股份制企业发展到第三阶段，一个重要标志是股权继续分散，监事会成为企业的实际最高权利机构。监事会的首要责任是约束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并在不污染环境，不危害社会情况下得到合理的经济回报。
网络经济一个重要规律是梅特卡夫法则，就是网络价值与网络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换句话说，就是网络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财务收益。
所以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要首先承认微利时代的到来，进而还要以价值最大化为企业目标。合理利润只是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自然结果。
五、收益递增对收益递减的挑战
传统经济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的约束，单位生产成本总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同时一个消费者占有实物财富越多，每增加单位财富对他的使用价值也会下降，从而形成收益递减效应。网络企业的主要原料是沙子（硅）和信息，由于较少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约束，单位服务成本总是随服务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一个人占有的信息越多，每增加一条信息对他的有用性才越大，因而形成收益递增效应。收益递增会造成某些小企业快速无边界扩张，形成新的集中垄断，比如微软公司、英特公司。在新经济领域，垄断可以看作是收益递增规律的逻辑性结果，但它又是破坏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官僚主义和企业内部非效率性的罪魁祸首。因此各国在产业实践中一方面实行政策性管制，一方面培育竞争对手以限制这种垄断的力量，以寡头形式实现有效竞争。现在看来，过于分散的小企业和过度集中的大企业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时代的最后赢家是大型、分布、具有专业化优势企业集团。
六、数字鸿沟对共同富裕的挑战
由于网络经济具备一种正反馈效应，也就是先期占有网络资源者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后进入者则难以立足从中获利。换一个角度，一个人已经获得了大量信息，再增加一条信息对他产生的价值概率就高，相反，一个不掌握任何信息近乎白痴的人，给他一条重要信息也毫无价值。也就是更容易造成新的贫富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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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但是另一方面，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因为优先发展网络产业，利用信息均富效应，很快缩短了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据联合国组织在拉丁美洲调查，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高级网络服务在边远贫困地区的价值远比大城市高。
从自然属性看，工业商品在于内部性和独占性，信息服务在于外部性和共享性。也就是说，总体上工业经济容易产生两极分化，网络经济更能促进共同富裕。目前出现数字鸿沟的主要问题在于按照传统市场经济规则使价格与价值脱节，社会尚缺少为穷人服务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和机制。
20世纪末，美国政府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发展计划，一个重要宗旨就是扩展电信普遍服务概念，“要使所有美国人，不论职业、收入、居住地点、残疾与否，都能以负担得起的价格享受先进的电信与信息服务”。由于美国的示范作用，许多国家也制定了类似计划，并且重申电信普遍服务责任。
各国的普遍做法是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以专项基金方式贴补边远地区网络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过高部分，也就是形成一种服务穷人也不吃亏的制度安排。
各国重视普遍服务的另一个深层原因还在于网络产业的新经济属性。工业产品可以定位于少数人消费的市场，而网络价值与用户的平方成正比，因此它必须定位于大众市场。美国的铱星计划，新加坡的CDMA移动通信系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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