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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迷狂到自赎:古代知识分子的山水情愁——谈《始得西山宴游记》


  从迷狂到自赎:古代知识分子的山水情愁——谈《始得西山宴游记》
  
  浙江温州中学 成旭梅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伟岸的,他们所有进德修业的实际意义,莫不指向家国责任,微薄不过区区五斗米的俸禄,相对于他们的担当,实在是不算什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又是脆弱的,他们生存于君主的恩宠里,把忠诚当作唯一的道德祭坛从而忘却了自我,他们的嗔痴怨叹,莫不系于君主之一念。在“家国一体”的中国封建传统中,知识分子不管是从精神上还是社会属性上,都很难摆脱对君主的强烈依附。于是,离开了君主所在的京城,知识分子即走向了精神无所皈依的失魂落魄。
  
  “自余为谬人,居是州,恒惴栗”,柳宗元如是表达被贬后的心境。这绝不是一般游记的写法,强烈的主观介入,使得柳宗元的宴游显得心神不宁,虚与委蛇。“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说是漫无目的,其实目的很明确,有什么能让一个男人“恒”惴栗?——贬谪具有的精神阉割意义是很让人痛苦的,它足以使一个有道德自明性的知识分子失去人之为人的基本方向,惶惶然难以终日。但这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操守,他们像怨妇一样带着对君主又爱又恨(当然是因爱而生的恨)的复杂心绪习惯性地等待,一旦君主又招手过来,他们即刻欢喜不尽飞奔入怀。而这样的等待又是何其残酷,君主的需求有太多的人忙不迭地千方百计去满足,要期望他想起一个并不讨人喜欢被贬千里的旧人,何其渺茫也!所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慨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不好意思直接说的,就借女人来说:“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可怜的中国古代文人们,万般无奈之下,只好选择以“暴走”的方式来自虐!于是山水田园诗(文)应运而生。
  
  柳宗元在情绪宣泄的方式上并没有比他的前人们更高明:“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他的“暴走”一走就走完了永州所有的山水,走出了“永州八记”,足见他精神的痛苦和自解过程的漫长。但这并不是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游记》里所要表达的,柳宗元要告诉我们的重点是他游西山的经历与情绪。这里我们感到了柳宗元内心的迷狂所反映出来的书写的某种凌乱:明明要记西山宴游,却归结到“未始知西山之怪特”,这种内部心理逻辑的参差错杂,令文章起篇便有了张力。
  
  首段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欲说还休的委婉风度,是袒露胸襟之前的掩掩风情,是延宕推迟情感喷薄的一汪媚眼,是招引正题的那一声开板吆喝。但柳宗元的真意并不止于此。真意何在?
  
  表面看起来,这篇文章难以卒读的地方,在于首段与二段对登山历程的重复。若果是我,为了引出“西山之怪特”这个正题,只需在首段里轻叹一句“其他山都不够吸引我”便罢——但我的拙劣即刻呈现!
  
  柳宗元的高明正在于这首段与二段对登山历程不厌其烦的重复。而对这重复的细究,正是味出柳文真意之肯綮。
  
  首段与二段,表是重复,实是对比,是迷狂的柳宗元求解人生方术的挣扎路途。
  
  一、“迷狂的现实性”与“陶醉的自然性”的对比
  
  一个为了摆脱现实的痛楚而意图通过“暴走”来排遣的惶惶然之柳宗元,成日寻找着挣脱的方向。但其实这种挣脱不过是酒的迷狂,并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这一点柳宗元写得很明确,你看,“披草而坐”——一个有着清醒自我主体意识的人,才会在坐下时考虑要不要拨开草丛来坐的问题,不管是为草考虑还是为自己考虑,柳宗元始终在清醒的现实里,在清晰的自我意识里,“暴走”带来的身体的位移并不能医治柳宗元在官场衙门里的重创。所以柳宗元又一次地不能免俗:喝酒吧——男人总是这样来浇胸中块垒的。于是“倾壶而醉”。第二段也写到醉,粗看难免嫌其叨絮繁琐,但其实柳宗元是有意重复,形成对比。第二段的醉是“颓然就醉”,什么是“颓然”?就是“倒下的样子”,这个时候彻底醉了,也不管什么身下有草无草了,就是地上有石头硌着也不管了,只管倒下去!且“不知日之入”!(论文范文 fanwen.oyaya.net)对这个时候的柳宗元来说,已然没有身体意识了,现实生活中时空的概念也被彻底遗忘,“倒下”,这是最重要的姿态,这个状态这个姿态,就是一个典型的行为艺术,柳宗元告诉我们:从俗常的直立行走到此刻的“倒下”,从现实的时空秩序的清醒认知到“不知(日之入)”,柳宗元从身体行为上宣告了精神上的特立独行,宣告了对既有社会规约的颠覆!
  
  二、目的性与去目的性的对比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这有悖于游记一般书写方式的开篇,宣告了柳宗元的离经叛道;而直截了当的这一句,毫不讳言自己被贬不爽就是游荡山水的原因。只是带着强力意志的任何预设,都是一副枷锁,在柳宗元日复一日的“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宴饮游乐的闲适,恰恰是另一种忙碌中的消耗。他在追求什么?“幽泉怪石,无远不到”,“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这些句子告诉我们,“幽”的、“怪”的、“异态”的,这就是柳宗元的追求——走不寻常的路,做不一样的人。这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而不是“自觉”边缘化的独立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所以他不堪其忧,即便大醉,也难以放弃日间之意,亟亟于梦中追寻。柳宗元从这样的生活里得到了什么?“觉而起,起而归”,这索然寡味的陈述里所呈现的,分明是一个行尸走肉的柳宗元。
  
  康德说人的历史应该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不知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否早已深谙此理,所以有了大量的山水诗文传世。只是书写归书写,得以明朗自解的文人却并不太多,山水基本成了文人笔下的冤魂——承受了太多的排遣与宣泄的文人山水,大多是阴郁而寂寞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把太多的担当承负在自己并不宽广的肩上,责任的自觉使他们不由自主地忽视了个体心灵的自由维度,忽视了人需要顺合自然规律的自性需求。这种把他人(集体)的痛苦作为自己的唯一责任担当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悲剧,因为这种责任主体根本不考虑自身作为自然人本身即存在局限这个现实——尼采因之而走向了疯狂,所幸柳宗元从现实功利的迷狂里找到了一条通往心灵自我救赎的路途。他放弃了现实中困缚自己的仕途理想,在永州山水里安详入睡,“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一句,分明告

《从迷狂到自赎:古代知识分子的山水情愁——谈《始得西山宴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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