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为什么以“梅”托志？
龚自珍为什么以“梅”托志？
上海市育才中学 李强
梅兰竹菊，在中国文化中所代表、所承我的是相似、相同的寓意，都是中国文人感物喻志的最常见的象征。那么龚自珍用“椿”托志是否有着他独特的意义呢？如果用兰、竹、菊是否也可以？
这是一位学生在周末随笔中提出的问题。笔者试着作出这样的解读：
《病梅馆记》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基本特点是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它应该具有典型性。那么，《病梅馆记》为什么用“梅”托志，它的典型性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我们不妨从文化、史学、审美等多个角度作出解读。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江浙之梅皆病”，“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在只有三百多字的《病梅馆记》中，作者三次提及“江浙（江宁、苏州、杭州）”之梅，这是作者随意为之，还是匠心所在？
其实，文中这样“陈述、描写”既是实写，又是虚写。明、清两代种植观赏梅的规模已经相当大，种植技术已经相当高，品种也不断增多。明清两代“文入画士”咏梅、画梅之风有增无减，杨慎、焦宏、高启、唐寅诸名家，有大量的梅花诗与画；徐渭、姚涞、刘基等，则均有梅花文赋。当时苏州、南京、杭州、成都等地，都以植梅成林而闻名。可见作者如此“创作”是有坚实的现实基础的。直至今天，梅花还是南京、武汉、无锡、梅州等地的市花呢。
《病梅馆记》陈述、描写的现实基础，为其“志”的阐述建立了坚实的物质基石。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深刻的寓意。因为文章是“托志”的，文中的“梅”即人，“江浙之梅”即江浙之人。
我们从史学角度看，作者的陈述、描写与明清科举的现状竟然是如此的匹配、吻合。
韩茂莉、胡兆量在《中国古代状元分布的文化背景》（《地理学报》1998年6期）一文中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表述：
元明清三代状元籍贯的地理分布与前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时期全国共有状元194名……南方状元则有168名，占86.6%，南方籍贯状元在数额上形成了绝对优势。历代状元人数最多的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地方，即今江苏省苏州市及其属县吴县，共出状元27名，居全国之冠，状元数额次于苏州的有浙江杭州、绍兴两地，共出过7名状元……这些状元相对集中的州府，多数位于江浙一带。
这样看来，作者文中的“江浙（江宁、苏州、杭州）”是有所特指的，是有其坚实的史学基石的。我们在赏析《病梅馆记》的时候，不妨从史学意义上作出解读。从这个角度看，作者用“梅”来“托志”，才能尽其意，才能尽其心，而兰、竹、菊，则不具备这样的可以“托志”的“功能”。
再从“残梅”和“疗梅”的行为、动作看。摧残“梅”的动作，在文中有“斫”、“删”、“天”、“锄”、“遏”等；救治“梅”的动作有“纵”、“顺”、“解”、“复”、“全”等。这些既是种梅的园艺工对待“梅”的最常见的行为、动作，又与统治者对待“人”的行为、动作极其类似。
在历任京官的20年中，龚自珍虽困阨闲曹，但他仍屡屡上书，指斥时弊，可是都未被采纳，甚至还被同僚视为“痼疾”。在人生大大小小的遭遇中，作者不正是尝到了“斫”、“删”、“夭”、“锄”、“遏”的迫害吗？在人才观上，作者曾高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社会观上，作者又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他极力要求改革科举制，希望朝廷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从这个角度看，作者用“梅”来“托志”，可以把所“托”的“志”表达得更加贴切，更加真切，更加淋漓尽致。兰、竹、菊，在成长过程中不具备这样的生长“经历”。
我们还可以从中国人对“梅”的审美习惯看。“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的审美习俗几千年来并没有变化。这就使得这种“摧残”梅（人才）的方法、手段显得自然、平常、见怪不怪，甚至理所当然。直至今天，我们在制作、欣赏“盆景梅”的时候，还是或“整形修剪”，或描绘、拍摄这样“畸形”的“美”。
这样看来，以“梅”“托志”是龚自珍的最佳选择，兰、竹、菊，则不能承载作者这样的“志”的阐述，或者说不能自然地、形象地、艺术地“托志”。
如果从这样三个角度作解读，那么，本文“通过谴责人们对梅花的摧残，形象地揭露和抨击了清王朝统治阶级束缚人民思想，压制、摧残人才，表达了要求改革政治、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的主旨就更加清晰了。文章“托物言志、以梅喻人”、“以写梅为名，以喻人为实”的写作方法也落到实处了。 《龚自珍为什么以“梅”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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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育才中学 李强
梅兰竹菊，在中国文化中所代表、所承我的是相似、相同的寓意，都是中国文人感物喻志的最常见的象征。那么龚自珍用“椿”托志是否有着他独特的意义呢？如果用兰、竹、菊是否也可以？
这是一位学生在周末随笔中提出的问题。笔者试着作出这样的解读：
《病梅馆记》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基本特点是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它应该具有典型性。那么，《病梅馆记》为什么用“梅”托志，它的典型性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我们不妨从文化、史学、审美等多个角度作出解读。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江浙之梅皆病”，“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在只有三百多字的《病梅馆记》中，作者三次提及“江浙（江宁、苏州、杭州）”之梅，这是作者随意为之，还是匠心所在？
其实，文中这样“陈述、描写”既是实写，又是虚写。明、清两代种植观赏梅的规模已经相当大，种植技术已经相当高，品种也不断增多。明清两代“文入画士”咏梅、画梅之风有增无减，杨慎、焦宏、高启、唐寅诸名家，有大量的梅花诗与画；徐渭、姚涞、刘基等，则均有梅花文赋。当时苏州、南京、杭州、成都等地，都以植梅成林而闻名。可见作者如此“创作”是有坚实的现实基础的。直至今天，梅花还是南京、武汉、无锡、梅州等地的市花呢。
《病梅馆记》陈述、描写的现实基础，为其“志”的阐述建立了坚实的物质基石。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深刻的寓意。因为文章是“托志”的，文中的“梅”即人，“江浙之梅”即江浙之人。
我们从史学角度看，作者的陈述、描写与明清科举的现状竟然是如此的匹配、吻合。
韩茂莉、胡兆量在《中国古代状元分布的文化背景》（《地理学报》1998年6期）一文中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表述：
元明清三代状元籍贯的地理分布与前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时期全国共有状元194名……南方状元则有168名，占86.6%，南方籍贯状元在数额上形成了绝对优势。历代状元人数最多的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地方，即今江苏省苏州市及其属县吴县，共出状元27名，居全国之冠，状元数额次于苏州的有浙江杭州、绍兴两地，共出过7名状元……这些状元相对集中的州府，多数位于江浙一带。
这样看来，作者文中的“江浙（江宁、苏州、杭州）”是有所特指的，是有其坚实的史学基石的。我们在赏析《病梅馆记》的时候，不妨从史学意义上作出解读。从这个角度看，作者用“梅”来“托志”，才能尽其意，才能尽其心，而兰、竹、菊，则不具备这样的可以“托志”的“功能”。
再从“残梅”和“疗梅”的行为、动作看。摧残“梅”的动作，在文中有“斫”、“删”、“天”、“锄”、“遏”等；救治“梅”的动作有“纵”、“顺”、“解”、“复”、“全”等。这些既是种梅的园艺工对待“梅”的最常见的行为、动作，又与统治者对待“人”的行为、动作极其类似。
在历任京官的20年中，龚自珍虽困阨闲曹，但他仍屡屡上书，指斥时弊，可是都未被采纳，甚至还被同僚视为“痼疾”。在人生大大小小的遭遇中，作者不正是尝到了“斫”、“删”、“夭”、“锄”、“遏”的迫害吗？在人才观上，作者曾高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社会观上，作者又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他极力要求改革科举制，希望朝廷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从这个角度看，作者用“梅”来“托志”，可以把所“托”的“志”表达得更加贴切，更加真切，更加淋漓尽致。兰、竹、菊，在成长过程中不具备这样的生长“经历”。
我们还可以从中国人对“梅”的审美习惯看。“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的审美习俗几千年来并没有变化。这就使得这种“摧残”梅（人才）的方法、手段显得自然、平常、见怪不怪，甚至理所当然。直至今天，我们在制作、欣赏“盆景梅”的时候，还是或“整形修剪”，或描绘、拍摄这样“畸形”的“美”。
这样看来，以“梅”“托志”是龚自珍的最佳选择，兰、竹、菊，则不能承载作者这样的“志”的阐述，或者说不能自然地、形象地、艺术地“托志”。
如果从这样三个角度作解读，那么，本文“通过谴责人们对梅花的摧残，形象地揭露和抨击了清王朝统治阶级束缚人民思想，压制、摧残人才，表达了要求改革政治、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的主旨就更加清晰了。文章“托物言志、以梅喻人”、“以写梅为名，以喻人为实”的写作方法也落到实处了。 《龚自珍为什么以“梅”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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