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知视角和《桥边的老人》
限知视角和《桥边的老人》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詹 丹
一、语言描写的常规与非常规
如同海明威的许多小说，《桥边的老人》这篇小说的主体部分，也由人物的对话构成。而对话的简洁，一直是海明威小说的特色之一，也是海明威“冰山理论”在小说创作中的形象体现。对于这种简洁对话，英国作家贝茨曾把它跟此前的经典小说家作了比较，认为在老规矩的写作中，特别明显的是：
角色说的话要具备作家所强调的抑扬顿挫、风味、情绪、含意。于是：“他带着明显表示的愤怒又重复了一遍”；“他鼓起勇气，用忧郁的音调说”；“他犹豫不决地宣称”；“他声音惊恐、结巴地讲”；“他夹进来说”；“他低声笑着插了句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海明威却把这套老规矩一扫而光”，没有了这种种的插入语，“一切语调和情绪都隐含在”人物对话的直接描写中，从而达到的艺术效果是，“在貌似粗硬枯燥的文风外壳下，流动着极其深沉的节奏，宛如炽热的火山熔岩”。
不过，我们读《桥边的老人》时，稍稍感到惊讶的是，尽管这篇小说篇幅很短，但在“我”和老人刚开始对话时，被贝茨称为“老规矩”的外在于对话的那种语调和情绪上的强调或解释却触目尽是。比如，“他说着，露出笑容。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他对我解释”（而不是直接写“他说”）；“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等等。直到后来，当两人的对话开始慢慢深入，才恢复了海明威惯用的人物对话直接呈现的简洁表述（仅仅有“我说”、“他说”的交代，或者连这样的交代也省略）。这样，我们不得不要问，为何作者在对话开始的描写时，一反常态，显得比较“累赘”。这样的“累赘”，我们该如何看待？
我认为，在人物对话描写中，没有对对话人的语气、含意等作过多解释，在人物的对话间留下一些意犹未尽的“空白”让读者自己来体会揣摩，固然是“冰山理论”的一种体现。但也不能把这种“空白”理解得过于机械。不写与省略，只是表现人物藏而不露的心理世界和作品深意的一种方式。有时候，故意把某种东西写出来，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画出了不写乃至不能写的一个边界，是通过已经写出的一种心理世界，与尚未写出的潜在心理世界进行对照的。《桥边的老人》中写两人开始对话时的一些插入式交代和解释，就体现了这样的一些功能。
我们看到，所有围绕着对话的插入式交代，都是从叙述者“我”的立场出发，是从“我”的有限视角对老人开始说的话作出的一番解释，而老人的内心世界，因为受叙述视角的制约，其实是无从知晓的。正是这种藏而不露，使“我”与老人开始对话时的种种外在式解释，就变得特别耐人寻味。
老人虽然与背后的撤退人群有所区别，但既然他曾经是撤退人群中的一分子，所以“我”对老人的理解，也只能是从撤退者的群体的常规中来理解。如同“我”问到老人家乡而老人微笑时，“我”理所当然会把这理解为对家乡的感情。不过老人的解释却是“那时我在看管动物”。这似乎是答非所问的一句话，既弄得‘哦”摸不着头脑，也使“我”此前自以为是的解释难免有误读之嫌。(语文论文 fanwen.oyaya.net)因为老人之所以微笑很可能是想到了照看的动物而不是“我”以为的“家乡”。所以如网上流行的说课稿认为的，“提到故乡便暂时忘记了眼前艰难凶险的处境并微笑了起来的这一细节，告诉我们他是多么爱他生活的家园”，其实是在越过“我”的主观视角而作出的不恰当的判断。而这一误读又引起了“我”进一步的心理活动和对老人的再次打量，其实还是“我”的误读的体现：“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这话的弦外之音是，“我”把老人说的“看管动物”理解为一种职业了。然后，从“我”眼中看到的一副钢丝边眼镜，似乎成了与他可能的牧羊者之类的职业极不协调的标志。这种误读，这种把看管动物理解为职业的功利式误读，为对话的进一步展开定下了一种基调。
二、“我”的关心与分心
在围绕老人照看动物这一话题而深入展开对话时，虽然说明对话的情绪、语调等插入语被渐渐摒弃了，但是，另一种交代方式，那种与对话不直接关联的“我”的心理活动和对周边环境的观察描写，却不时插入对话中，使得“我”在说话时，显得有点心不在焉。
比如：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再比如：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驰下河边的斜坡。
这里，“我”的视野并没有专注于老人，战事的进展、撤退人员的动向，始终是“我”所关注的。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些情况是跟老人的安危联系在一起的。但“我”没有专注于老人，也是事实。因为这里有“我”作为一个侦察兵的职责所在，也包括对自己个人安危的考虑等等。
与“我”没有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老人身上一样，老人也没有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他只是被动地随着撤退的人流一起离开，而他的心思则全部在他照看的动物上，为这些动物的安危所担忧。
老人生命的安危，似乎应该成为“我”和老人自己共同关心的交集。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在这一表象下，两人的心理世界，显示出一定的错位。这种错位，在“我”对老人的误读时已经开始，也并不局限在“我”和老人之间。老人在转述一位上尉的话时说，“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但是老人却并不因为自己远离炮火就变得轻松：“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这样，老人越是远离炮火反而变得越发担忧。他的远离，带给他的不仅仅是身体的疲劳，也有心灵的折磨。理解了这一点，老人作为一个特写的人物镜头，出现在两次场景中，就有了各自对照的特殊意味。
第一次是开头一段，滚滚 《限知视角和《桥边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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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詹 丹
一、语言描写的常规与非常规
如同海明威的许多小说，《桥边的老人》这篇小说的主体部分，也由人物的对话构成。而对话的简洁，一直是海明威小说的特色之一，也是海明威“冰山理论”在小说创作中的形象体现。对于这种简洁对话，英国作家贝茨曾把它跟此前的经典小说家作了比较，认为在老规矩的写作中，特别明显的是：
角色说的话要具备作家所强调的抑扬顿挫、风味、情绪、含意。于是：“他带着明显表示的愤怒又重复了一遍”；“他鼓起勇气，用忧郁的音调说”；“他犹豫不决地宣称”；“他声音惊恐、结巴地讲”；“他夹进来说”；“他低声笑着插了句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海明威却把这套老规矩一扫而光”，没有了这种种的插入语，“一切语调和情绪都隐含在”人物对话的直接描写中，从而达到的艺术效果是，“在貌似粗硬枯燥的文风外壳下，流动着极其深沉的节奏，宛如炽热的火山熔岩”。
不过，我们读《桥边的老人》时，稍稍感到惊讶的是，尽管这篇小说篇幅很短，但在“我”和老人刚开始对话时，被贝茨称为“老规矩”的外在于对话的那种语调和情绪上的强调或解释却触目尽是。比如，“他说着，露出笑容。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他对我解释”（而不是直接写“他说”）；“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等等。直到后来，当两人的对话开始慢慢深入，才恢复了海明威惯用的人物对话直接呈现的简洁表述（仅仅有“我说”、“他说”的交代，或者连这样的交代也省略）。这样，我们不得不要问，为何作者在对话开始的描写时，一反常态，显得比较“累赘”。这样的“累赘”，我们该如何看待？
我认为，在人物对话描写中，没有对对话人的语气、含意等作过多解释，在人物的对话间留下一些意犹未尽的“空白”让读者自己来体会揣摩，固然是“冰山理论”的一种体现。但也不能把这种“空白”理解得过于机械。不写与省略，只是表现人物藏而不露的心理世界和作品深意的一种方式。有时候，故意把某种东西写出来，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画出了不写乃至不能写的一个边界，是通过已经写出的一种心理世界，与尚未写出的潜在心理世界进行对照的。《桥边的老人》中写两人开始对话时的一些插入式交代和解释，就体现了这样的一些功能。
我们看到，所有围绕着对话的插入式交代，都是从叙述者“我”的立场出发，是从“我”的有限视角对老人开始说的话作出的一番解释，而老人的内心世界，因为受叙述视角的制约，其实是无从知晓的。正是这种藏而不露，使“我”与老人开始对话时的种种外在式解释，就变得特别耐人寻味。
老人虽然与背后的撤退人群有所区别，但既然他曾经是撤退人群中的一分子，所以“我”对老人的理解，也只能是从撤退者的群体的常规中来理解。如同“我”问到老人家乡而老人微笑时，“我”理所当然会把这理解为对家乡的感情。不过老人的解释却是“那时我在看管动物”。这似乎是答非所问的一句话，既弄得‘哦”摸不着头脑，也使“我”此前自以为是的解释难免有误读之嫌。(语文论文 fanwen.oyaya.net)因为老人之所以微笑很可能是想到了照看的动物而不是“我”以为的“家乡”。所以如网上流行的说课稿认为的，“提到故乡便暂时忘记了眼前艰难凶险的处境并微笑了起来的这一细节，告诉我们他是多么爱他生活的家园”，其实是在越过“我”的主观视角而作出的不恰当的判断。而这一误读又引起了“我”进一步的心理活动和对老人的再次打量，其实还是“我”的误读的体现：“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这话的弦外之音是，“我”把老人说的“看管动物”理解为一种职业了。然后，从“我”眼中看到的一副钢丝边眼镜，似乎成了与他可能的牧羊者之类的职业极不协调的标志。这种误读，这种把看管动物理解为职业的功利式误读，为对话的进一步展开定下了一种基调。
二、“我”的关心与分心
在围绕老人照看动物这一话题而深入展开对话时，虽然说明对话的情绪、语调等插入语被渐渐摒弃了，但是，另一种交代方式，那种与对话不直接关联的“我”的心理活动和对周边环境的观察描写，却不时插入对话中，使得“我”在说话时，显得有点心不在焉。
比如：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再比如：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驰下河边的斜坡。
这里，“我”的视野并没有专注于老人，战事的进展、撤退人员的动向，始终是“我”所关注的。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些情况是跟老人的安危联系在一起的。但“我”没有专注于老人，也是事实。因为这里有“我”作为一个侦察兵的职责所在，也包括对自己个人安危的考虑等等。
与“我”没有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老人身上一样，老人也没有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他只是被动地随着撤退的人流一起离开，而他的心思则全部在他照看的动物上，为这些动物的安危所担忧。
老人生命的安危，似乎应该成为“我”和老人自己共同关心的交集。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在这一表象下，两人的心理世界，显示出一定的错位。这种错位，在“我”对老人的误读时已经开始，也并不局限在“我”和老人之间。老人在转述一位上尉的话时说，“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但是老人却并不因为自己远离炮火就变得轻松：“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这样，老人越是远离炮火反而变得越发担忧。他的远离，带给他的不仅仅是身体的疲劳，也有心灵的折磨。理解了这一点，老人作为一个特写的人物镜头，出现在两次场景中，就有了各自对照的特殊意味。
第一次是开头一段，滚滚 《限知视角和《桥边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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