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松励志演讲稿：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
文和马俊仁曾经创造过体坛的奇迹，但他们的训练方法也饱受争议。争论的焦点是他们过于残酷的训练方法会给运动员的身体造成伤害。与他们的训练法比，我的“三高”的学习方法既不会伤及身体，也不残酷。
法国总统戴高乐曾说过：如果你选择的道路是最艰难的，你可能就没有对手。我的“三高”的学习方法是一个可以把学习成绩推向极致，而又让别人难以超越的好方法。这一方法让我学生时代出类拔萃，鹤立鸡群。不过，我并不希望你们仿照我的学习方法，因为三高的学习方法实际上是一个苦行僧式的学习方法，太费精力和时间了。而且它可能是不合算的。我开始在反省，我用了比其他同学要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换来的“鹤立鸡群”是否值得。而事实上，有出息的人并不一定是学得最好的人。而最有出息的人恰恰是那些学习比较好，不一定是最好，但一定要善于社交的人。哈佛大学选拔学生也是这个标准。哈佛大学不看好那些学习最好，但缺乏社交能力的学生。可喜的是，今天许多高校的自主招生已注重到学生的综合素质，不再把学习成绩作为考试的唯一考量。不过，如果有的同学有能力和时间，不妨试试我的“三高”的方法。我相信，这方法一定会让你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
据我的观察，有许多同学之所以学习成绩上不去，不是因为他们不用功，而是在学习时强度不够。而学习时所用的强度的大小是学习效果高与低的关键。我把读书比作钻木取火，要通过钻木来取火，不仅要一鼓作气，而且还得用大气力，否则火不可能被钻出来。读书也一样，如果不能做到聚精会神，或读书时强度不够，其结果是事倍功半。在大学期间，我花在读书的时间要比大部分同学少许多，因为我经常参加足球比赛，每年有高校间的比赛，有武汉市的比赛，还要训练。外加我花在恋爱上的时间也很多。但我的学习成绩要比其他同学好得多。究其因，我用的是三高的学习方法。我学习时的强度和刻苦程度要比其他同学强许多。
大学毕业前，我怀着自信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打算报考研究生。我选的导师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黄鸣龙教授，他不仅是国内最知名的有机化学家，在世界上也很有名。但出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的申请被拒绝了，政治辅导员没有告诉我被拒绝的理由。我心中明白，是因为我的出身不好，因为我父亲是商人。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如晴天霹雳，顿时把我打入到地狱。大学五年期间，我从未哭过，但这一次我哭了，哭得非常伤心。我不理解，我一直是班干部，安分守己，学习成绩优异，学得又那么刻苦，为什么我连报考的资格也被剥夺了？我怨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挫折。这时，只有我的女友闵永洁安慰我，她说：“我们来日方长，还有机会的。”
我小时候，我父亲为我算过命，说我一辈子都是一帆风顺的。难道我报考研究生被拒绝也算是我好命吗？说来也奇怪，一年后，事实证明，我被拒绝参加研究生考试是我命好。因为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研究生制度被废除了，考上的研究生被冤枉地定为修正主义的苗子，并被发配至农场接受两年的再教育。
4.不应成为书呆子
记得，我在广西大学演讲时，一位同学问我：“我钦佩您的勤奋，但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您那样，我们会不会都变得很傻？”这是我的第一次演讲。这位同学的问话提示我，我没有把“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的要领讲清楚。的确，人生中勤奋读书和工作固然重要。但还有许多其它美好的东西，比如体育、文艺、音乐、旅游、交友、爱情、家庭等等。我们也应尽情参与和享受，我们应该在学习时，刻苦地学习。在参与其它活动时，尽情地参与。
我不仅读书很刻苦，也很喜爱体育运动。小学 5、6年级时，我们三位同学，范贤国、单成福和我组成了“三剑客”乒乓球队，经常代表“大王庙小学”向兄弟学校发起对抗赛的挑战。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的战绩辉煌。我曾是湖北省黄石市青少年足球队、武汉大学足球队和武汉高校足球代表队的队员。我的象棋也很棒，在生化所时，我们几个人还计划过要和苏州市专业象棋代表队来一次对抗赛。不过，在所有我喜爱的运动中，能让我感到自豪的要算毽子了。我的毽子踢得特别好，达到了可表演的水平。我踢的毽子要比你们在电视中看到的那种单脚立地的踢法复杂得多，也好看得多。对于恋爱，我也算得上是一个佼佼者。大学一年级，我们有八个班，我在二班。1960年9月1日那天，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当我们班 25名新生被安排在武大体育馆前右边的草地上见面、相互认识时，突然我的眼光被一位女孩吸引住。她有一双伶俐的大眼睛，漂亮的面孔，修长的身材，身着红花白底的连衣裙和时髦的凉鞋。她那迷人的姿态就像一幅画卷，美丽、聪颖而又高雅。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吗？这位女孩就是后来成为我妻子的闵永洁。我和闵永洁的姻缘似乎是老天特意安排的。我们俩在不同的城市生活，不同的高中读书，同时报考化学系，而又被分在同一个班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不久我俩相爱了，我们的爱是那样的真诚和热烈。只要我俩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我们亲密无间，形影不离。而那时学校规定学生不允许谈恋爱。其他的同学比我俩狡猾。他们仍旧不放弃谈恋爱，但转入地下，在傍晚上才出来活动。只有我们俩傻乎乎的，从不回避，似乎不把学校的规定放在眼里。为了表达对永洁的爱，我常常给她写诗，有几十首之多。已经 50年了，那些诗全忘了。我只记得我给她的第一首诗，因为她曾经保留过。我借此机会念给你们听。
五月的夜，芬馨芳香，
皎洁的月色洒在东湖上，
周围的一切早已进入梦乡，
唯有我这颗眷恋的心还如此的激荡。
一轮皎月挂在天上，
它像你那伶俐的眼睛在向我窥望，
它那银色的光辉，
就像你的温柔的情感一样。
我信步来到草场上，
这儿似乎是我俩到过的地方，
你看，那踏平的草丛里，
还留下我俩脚印的模样。
我又漫步来到小溪旁，
清澈泉水潺潺作响，
它像是你那亲切的耳语，
又好像你在低声地歌唱。
……
后面还有两段，很抱歉，我已记不请了。
68年，我们成家了。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也一直是我事业上的最好的帮手。她和我的性格不一样，她沉着、冷静、从不张扬。而我的个性有点像乔布斯，好冲动。不幸的是，在三年前，她患上肺癌。一年半前，永远地离开了我。她生病的日子是她最痛苦的时期，不能进食，只能吃点稀饭和牛奶，走路也很艰难。原来我们住在二楼，但她无力走到二楼，只好在一楼搭一张床，而我就睡在沙发上。那段日子里，我24小时都陪伴她。为了让她忘记病痛，我经常坐在她身边，把我的脸贴近她的脸。我们不断地回忆过去 50年中最甜美的生活片段，就像我们在放映关于我们自己故事的纪录片，一遍又一遍。偶尔，她也会对我发发小脾气。我毫无怨言，我知道，她的脾气是因为病痛的折磨和对于死亡的恐惧。每次发火后，她也后悔，于是用她那颤抖的手抚摸我的脸。我对她说：“下一辈子，我还要去找你的。”她含笑地点了点头。我说：“这一次，我可没耐心等到读大学才去找你，也许等我刚刚学会走路，我就会去找你。”为了纪念她、怀恋她、感恩她，我在上海一陵园的名人区买了一块十平方米的墓地，我们希望她在那里永远快乐，不会感到寂寞的。因为有几十位中国社会名流也在那里安息。不过，我俩的爱情故事还没有终结。也许再过10年，20年，最多30年，当我100岁的时候，我还会回到她的身边。我俩的爱情故事还会在另一个世界延续下去。
记得，一位美国记者问一位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得主：“你认为人生中有什么比诺贝尔奖更重要的东西？”这位诺贝尔奖的得主说得好，“一个好的妻子，一个好的丈夫，一个幸福的家庭比诺贝尔奖更重要。”虽然我在科研和生意上均有所获，但与闵永洁 50年的爱相比，一切都微不足道。有人说得好，金钱和荣誉是浮云，只有爱才是永恒的。
我讲这些关于我个人体育锻炼和爱情故事的目的是表明，我本人就不是一个书呆子。我所主张的是：我们应以勤奋为信仰，但我们也应积极参与其它活动。
我的科研生涯
1.在生化所的日子
1965年，我和闵永洁双双被分配到上海。我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核酸室。我刚报到时，生化所正在庆祝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人工牛胰岛素的合成，这是一项世界级的重大科研成果。我十分庆幸自己能够有机会在这样国内一所顶级的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但不幸的是，我报到后的第七天，就被调往上海郊县搞四清。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回到了生化所。
和全国所有的研究、教育、文艺单位一样，文化大革命期间，生化所的科研也停顿了。但我们仍要求8点钟上班，因为随时可能会有游行和传达中央文件等政治活动。每天所有的人都无事可做，但可以聊天、打牌、下棋、打球，女同事们可以织毛衣。下午，如果没有政治活动，还可以提前下班回家。对于这样无事可做的逍遥日子，有人高兴，但我却非常不适应。因为那时我才 25岁，我不能让我的青春在这样无声无息的逍遥日子中白白地流逝。而且我还预感到，这场来势如此凶猛的文化大革命，绝不会在短期内结束。我开始策划如何利用这段真空期干一件与本人业务相关的大事。经过仔细考虑，我决定写一本专著《核酸的化学》。自那以后，每天早上8点，除了有政治活动外，我都会钻进科学院华东分院图书馆里收集资料，直到5点钟图书馆关门，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我把我在学生时代所用的三高的学习方法用于写书。我收集第一手资料，记在活页纸上。到最后，那活页纸堆在一起比半个人还要高。十分遗憾的是，在那浩劫的十年里，在那偌大的图书馆里，每天只有3-5名读者。除了我这个常客之外，其余几个人多半是没有政治问题的老教授，很难看到年轻人的面孔。
在那火热的文化大革命和残酷的阶级斗争年代里，在生化所，也许在整个科学院里，我是唯一一个不顾严酷政治压力而坚持长期自学的人。写书的日子异常艰辛。那时我和闵永洁的工资加在一起只有 116元，我还要寄 25元给我父亲和弟妹们，而我的家务担子也是非常重的。闵永洁在上海远郊工作，从家到单位乘车来回要花4个小时左右，家务的重担自然地都落到我的肩上。每天六点钟，我和闵永洁就得起床。我先到菜场去排队买菜和早点。那时候，随便买什么菜都要排队。回来后再为两个女儿穿衣，洗脸，刷牙，喂好早点，再把她俩一一地送到托儿所和幼儿园。下班后我先得把两个女儿从托儿所、幼儿园接回家，回家后要烧饭。七点钟，闵永洁才回来。吃完晚饭后还要给两个女儿洗脸、洗脚和洗衣服。我边搓洗衣服，边听录音学习英语。这时可能已经9点钟了。当她们三人入睡后，我还得看书至晚上 11点或 11点半。由于长期的熬夜学习和家庭负担过重，于1972年，我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和胃出血，而且比较严重。当时，小女儿王瑾刚刚出生不久。为了治好溃疡，72年4月，我带着大女儿王珞珈回到黄石修养，在黄石医院住了半个多月。5月底，我回到上海上班。5月底，人们都穿衬衣的时候，我还穿着厚厚的棉袄，面色蜡黄。那些年里，尽管家境贫寒，家务和工作繁重，但我们一家四口和睦相爱，苦中有乐，我对未来充满憧憬。
大约4年之后，1972年，我的专著《核酸的化学》初稿终于完成了。但送到什么地方去出版？上海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上海市所有的出版界仍在歇业。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说在上海召开全国重点高校生物系核酸教材的会议，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负责教核酸的老师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我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参加会议的武汉大学的老师。我天真地认为，这位校友可能会帮我。于是我毫无防备地请他到武汉大学出版社问他们是否有兴趣出版我的《核酸的化学》。为了证明我不是放空炮，我把我的初稿也交给他看。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位校友不仅没有帮我，反而还出卖了我。他把我要出书的事告诉了参加会议的老师们。他们背后如何议论我，我不得而知。但很快我获悉，有一位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生物系的老师作为他们的代表，要到生化所去揭发我。在这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王启松居然写书，坚持走白专道路。幸好他的举动被我的同事冯亚雄阻止了。这位老师是冯亚雄大学的同班同学。当时冯亚雄对他说：“你又不认识王启松，你又不是生化所的人，王启松写书与你有什么关系？与你们单位有什么关系？”也许是这位老师看在他大学同班同学的情面上，放弃去生化所揭发我的念头。我十分感谢冯亚雄在我危急的时候帮助我，让我逃过一劫。
我写书的经历是对我意志力最严厉的考验，大多数人可以坐在图书馆里看4天的书，不成问题。但能坚持看4个月的书，恐怕为数不多。能坚持4年的，也许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才有那种毅力和耐心。
遗憾的是，我的《核酸的化学》一书始终未能出版。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出版社的业务都停顿了。等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虽然出版社可以接受，但是由于我的《核酸的化学》一书是一本专著，其中引用的文献都是在1972年以前的。如果 1978年或 1979年出版的书，而引用的文献都是在七年以前的，看上去就显得难看。
《核酸的化学》一书虽然没有出版，但我一点也不后悔。那些年里，我整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在我心目中，图书馆就好像是一座可以帮我炼就过人本领的八卦炉。在“八卦炉”里，我积累了丰厚的知识，这知识就是本领。而这些积累让我在以后的25年的科研生涯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终生受益。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生化所所有的科研都停顿了。但也有例外，中国科学院曾组织由生化所牵头，由中科院细胞所、有机所和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作为协作单位的一项重大课题——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总共有100多名科研人员参与这一重大课题，队伍之大，可谓浩浩荡荡。这个课题的科研成果也是一个世界级的重大成果，在它完成后曾获国家科技一等奖。这也是生化所继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之后的又一时世界级的重大成果。杨振宁曾呼吁过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可以申请诺贝尔奖。如果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可得诺贝尔奖，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也可获得诺贝尔奖。有人说，生化所的这两大成果可与中国的原子弹，氢弹 《王启松励志演讲稿：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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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统戴高乐曾说过：如果你选择的道路是最艰难的，你可能就没有对手。我的“三高”的学习方法是一个可以把学习成绩推向极致，而又让别人难以超越的好方法。这一方法让我学生时代出类拔萃，鹤立鸡群。不过，我并不希望你们仿照我的学习方法，因为三高的学习方法实际上是一个苦行僧式的学习方法，太费精力和时间了。而且它可能是不合算的。我开始在反省，我用了比其他同学要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换来的“鹤立鸡群”是否值得。而事实上，有出息的人并不一定是学得最好的人。而最有出息的人恰恰是那些学习比较好，不一定是最好，但一定要善于社交的人。哈佛大学选拔学生也是这个标准。哈佛大学不看好那些学习最好，但缺乏社交能力的学生。可喜的是，今天许多高校的自主招生已注重到学生的综合素质，不再把学习成绩作为考试的唯一考量。不过，如果有的同学有能力和时间，不妨试试我的“三高”的方法。我相信，这方法一定会让你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
据我的观察，有许多同学之所以学习成绩上不去，不是因为他们不用功，而是在学习时强度不够。而学习时所用的强度的大小是学习效果高与低的关键。我把读书比作钻木取火，要通过钻木来取火，不仅要一鼓作气，而且还得用大气力，否则火不可能被钻出来。读书也一样，如果不能做到聚精会神，或读书时强度不够，其结果是事倍功半。在大学期间，我花在读书的时间要比大部分同学少许多，因为我经常参加足球比赛，每年有高校间的比赛，有武汉市的比赛，还要训练。外加我花在恋爱上的时间也很多。但我的学习成绩要比其他同学好得多。究其因，我用的是三高的学习方法。我学习时的强度和刻苦程度要比其他同学强许多。
大学毕业前，我怀着自信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打算报考研究生。我选的导师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黄鸣龙教授，他不仅是国内最知名的有机化学家，在世界上也很有名。但出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的申请被拒绝了，政治辅导员没有告诉我被拒绝的理由。我心中明白，是因为我的出身不好，因为我父亲是商人。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如晴天霹雳，顿时把我打入到地狱。大学五年期间，我从未哭过，但这一次我哭了，哭得非常伤心。我不理解，我一直是班干部，安分守己，学习成绩优异，学得又那么刻苦，为什么我连报考的资格也被剥夺了？我怨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挫折。这时，只有我的女友闵永洁安慰我，她说：“我们来日方长，还有机会的。”
我小时候，我父亲为我算过命，说我一辈子都是一帆风顺的。难道我报考研究生被拒绝也算是我好命吗？说来也奇怪，一年后，事实证明，我被拒绝参加研究生考试是我命好。因为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研究生制度被废除了，考上的研究生被冤枉地定为修正主义的苗子，并被发配至农场接受两年的再教育。
4.不应成为书呆子
记得，我在广西大学演讲时，一位同学问我：“我钦佩您的勤奋，但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您那样，我们会不会都变得很傻？”这是我的第一次演讲。这位同学的问话提示我，我没有把“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的要领讲清楚。的确，人生中勤奋读书和工作固然重要。但还有许多其它美好的东西，比如体育、文艺、音乐、旅游、交友、爱情、家庭等等。我们也应尽情参与和享受，我们应该在学习时，刻苦地学习。在参与其它活动时，尽情地参与。
我不仅读书很刻苦，也很喜爱体育运动。小学 5、6年级时，我们三位同学，范贤国、单成福和我组成了“三剑客”乒乓球队，经常代表“大王庙小学”向兄弟学校发起对抗赛的挑战。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的战绩辉煌。我曾是湖北省黄石市青少年足球队、武汉大学足球队和武汉高校足球代表队的队员。我的象棋也很棒，在生化所时，我们几个人还计划过要和苏州市专业象棋代表队来一次对抗赛。不过，在所有我喜爱的运动中，能让我感到自豪的要算毽子了。我的毽子踢得特别好，达到了可表演的水平。我踢的毽子要比你们在电视中看到的那种单脚立地的踢法复杂得多，也好看得多。对于恋爱，我也算得上是一个佼佼者。大学一年级，我们有八个班，我在二班。1960年9月1日那天，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当我们班 25名新生被安排在武大体育馆前右边的草地上见面、相互认识时，突然我的眼光被一位女孩吸引住。她有一双伶俐的大眼睛，漂亮的面孔，修长的身材，身着红花白底的连衣裙和时髦的凉鞋。她那迷人的姿态就像一幅画卷，美丽、聪颖而又高雅。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吗？这位女孩就是后来成为我妻子的闵永洁。我和闵永洁的姻缘似乎是老天特意安排的。我们俩在不同的城市生活，不同的高中读书，同时报考化学系，而又被分在同一个班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不久我俩相爱了，我们的爱是那样的真诚和热烈。只要我俩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我们亲密无间，形影不离。而那时学校规定学生不允许谈恋爱。其他的同学比我俩狡猾。他们仍旧不放弃谈恋爱，但转入地下，在傍晚上才出来活动。只有我们俩傻乎乎的，从不回避，似乎不把学校的规定放在眼里。为了表达对永洁的爱，我常常给她写诗，有几十首之多。已经 50年了，那些诗全忘了。我只记得我给她的第一首诗，因为她曾经保留过。我借此机会念给你们听。
五月的夜，芬馨芳香，
皎洁的月色洒在东湖上，
周围的一切早已进入梦乡，
唯有我这颗眷恋的心还如此的激荡。
一轮皎月挂在天上，
它像你那伶俐的眼睛在向我窥望，
它那银色的光辉，
就像你的温柔的情感一样。
我信步来到草场上，
这儿似乎是我俩到过的地方，
你看，那踏平的草丛里，
还留下我俩脚印的模样。
我又漫步来到小溪旁，
清澈泉水潺潺作响，
它像是你那亲切的耳语，
又好像你在低声地歌唱。
……
后面还有两段，很抱歉，我已记不请了。
68年，我们成家了。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也一直是我事业上的最好的帮手。她和我的性格不一样，她沉着、冷静、从不张扬。而我的个性有点像乔布斯，好冲动。不幸的是，在三年前，她患上肺癌。一年半前，永远地离开了我。她生病的日子是她最痛苦的时期，不能进食，只能吃点稀饭和牛奶，走路也很艰难。原来我们住在二楼，但她无力走到二楼，只好在一楼搭一张床，而我就睡在沙发上。那段日子里，我24小时都陪伴她。为了让她忘记病痛，我经常坐在她身边，把我的脸贴近她的脸。我们不断地回忆过去 50年中最甜美的生活片段，就像我们在放映关于我们自己故事的纪录片，一遍又一遍。偶尔，她也会对我发发小脾气。我毫无怨言，我知道，她的脾气是因为病痛的折磨和对于死亡的恐惧。每次发火后，她也后悔，于是用她那颤抖的手抚摸我的脸。我对她说：“下一辈子，我还要去找你的。”她含笑地点了点头。我说：“这一次，我可没耐心等到读大学才去找你，也许等我刚刚学会走路，我就会去找你。”为了纪念她、怀恋她、感恩她，我在上海一陵园的名人区买了一块十平方米的墓地，我们希望她在那里永远快乐，不会感到寂寞的。因为有几十位中国社会名流也在那里安息。不过，我俩的爱情故事还没有终结。也许再过10年，20年，最多30年，当我100岁的时候，我还会回到她的身边。我俩的爱情故事还会在另一个世界延续下去。
记得，一位美国记者问一位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得主：“你认为人生中有什么比诺贝尔奖更重要的东西？”这位诺贝尔奖的得主说得好，“一个好的妻子，一个好的丈夫，一个幸福的家庭比诺贝尔奖更重要。”虽然我在科研和生意上均有所获，但与闵永洁 50年的爱相比，一切都微不足道。有人说得好，金钱和荣誉是浮云，只有爱才是永恒的。
我讲这些关于我个人体育锻炼和爱情故事的目的是表明，我本人就不是一个书呆子。我所主张的是：我们应以勤奋为信仰，但我们也应积极参与其它活动。
我的科研生涯
1.在生化所的日子
1965年，我和闵永洁双双被分配到上海。我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核酸室。我刚报到时，生化所正在庆祝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人工牛胰岛素的合成，这是一项世界级的重大科研成果。我十分庆幸自己能够有机会在这样国内一所顶级的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但不幸的是，我报到后的第七天，就被调往上海郊县搞四清。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回到了生化所。
和全国所有的研究、教育、文艺单位一样，文化大革命期间，生化所的科研也停顿了。但我们仍要求8点钟上班，因为随时可能会有游行和传达中央文件等政治活动。每天所有的人都无事可做，但可以聊天、打牌、下棋、打球，女同事们可以织毛衣。下午，如果没有政治活动，还可以提前下班回家。对于这样无事可做的逍遥日子，有人高兴，但我却非常不适应。因为那时我才 25岁，我不能让我的青春在这样无声无息的逍遥日子中白白地流逝。而且我还预感到，这场来势如此凶猛的文化大革命，绝不会在短期内结束。我开始策划如何利用这段真空期干一件与本人业务相关的大事。经过仔细考虑，我决定写一本专著《核酸的化学》。自那以后，每天早上8点，除了有政治活动外，我都会钻进科学院华东分院图书馆里收集资料，直到5点钟图书馆关门，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我把我在学生时代所用的三高的学习方法用于写书。我收集第一手资料，记在活页纸上。到最后，那活页纸堆在一起比半个人还要高。十分遗憾的是，在那浩劫的十年里，在那偌大的图书馆里，每天只有3-5名读者。除了我这个常客之外，其余几个人多半是没有政治问题的老教授，很难看到年轻人的面孔。
在那火热的文化大革命和残酷的阶级斗争年代里，在生化所，也许在整个科学院里，我是唯一一个不顾严酷政治压力而坚持长期自学的人。写书的日子异常艰辛。那时我和闵永洁的工资加在一起只有 116元，我还要寄 25元给我父亲和弟妹们，而我的家务担子也是非常重的。闵永洁在上海远郊工作，从家到单位乘车来回要花4个小时左右，家务的重担自然地都落到我的肩上。每天六点钟，我和闵永洁就得起床。我先到菜场去排队买菜和早点。那时候，随便买什么菜都要排队。回来后再为两个女儿穿衣，洗脸，刷牙，喂好早点，再把她俩一一地送到托儿所和幼儿园。下班后我先得把两个女儿从托儿所、幼儿园接回家，回家后要烧饭。七点钟，闵永洁才回来。吃完晚饭后还要给两个女儿洗脸、洗脚和洗衣服。我边搓洗衣服，边听录音学习英语。这时可能已经9点钟了。当她们三人入睡后，我还得看书至晚上 11点或 11点半。由于长期的熬夜学习和家庭负担过重，于1972年，我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和胃出血，而且比较严重。当时，小女儿王瑾刚刚出生不久。为了治好溃疡，72年4月，我带着大女儿王珞珈回到黄石修养，在黄石医院住了半个多月。5月底，我回到上海上班。5月底，人们都穿衬衣的时候，我还穿着厚厚的棉袄，面色蜡黄。那些年里，尽管家境贫寒，家务和工作繁重，但我们一家四口和睦相爱，苦中有乐，我对未来充满憧憬。
大约4年之后，1972年，我的专著《核酸的化学》初稿终于完成了。但送到什么地方去出版？上海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上海市所有的出版界仍在歇业。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说在上海召开全国重点高校生物系核酸教材的会议，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负责教核酸的老师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我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参加会议的武汉大学的老师。我天真地认为，这位校友可能会帮我。于是我毫无防备地请他到武汉大学出版社问他们是否有兴趣出版我的《核酸的化学》。为了证明我不是放空炮，我把我的初稿也交给他看。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位校友不仅没有帮我，反而还出卖了我。他把我要出书的事告诉了参加会议的老师们。他们背后如何议论我，我不得而知。但很快我获悉，有一位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生物系的老师作为他们的代表，要到生化所去揭发我。在这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王启松居然写书，坚持走白专道路。幸好他的举动被我的同事冯亚雄阻止了。这位老师是冯亚雄大学的同班同学。当时冯亚雄对他说：“你又不认识王启松，你又不是生化所的人，王启松写书与你有什么关系？与你们单位有什么关系？”也许是这位老师看在他大学同班同学的情面上，放弃去生化所揭发我的念头。我十分感谢冯亚雄在我危急的时候帮助我，让我逃过一劫。
我写书的经历是对我意志力最严厉的考验，大多数人可以坐在图书馆里看4天的书，不成问题。但能坚持看4个月的书，恐怕为数不多。能坚持4年的，也许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才有那种毅力和耐心。
遗憾的是，我的《核酸的化学》一书始终未能出版。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出版社的业务都停顿了。等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虽然出版社可以接受，但是由于我的《核酸的化学》一书是一本专著，其中引用的文献都是在1972年以前的。如果 1978年或 1979年出版的书，而引用的文献都是在七年以前的，看上去就显得难看。
《核酸的化学》一书虽然没有出版，但我一点也不后悔。那些年里，我整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在我心目中，图书馆就好像是一座可以帮我炼就过人本领的八卦炉。在“八卦炉”里，我积累了丰厚的知识，这知识就是本领。而这些积累让我在以后的25年的科研生涯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终生受益。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生化所所有的科研都停顿了。但也有例外，中国科学院曾组织由生化所牵头，由中科院细胞所、有机所和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作为协作单位的一项重大课题——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总共有100多名科研人员参与这一重大课题，队伍之大，可谓浩浩荡荡。这个课题的科研成果也是一个世界级的重大成果，在它完成后曾获国家科技一等奖。这也是生化所继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之后的又一时世界级的重大成果。杨振宁曾呼吁过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可以申请诺贝尔奖。如果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可得诺贝尔奖，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也可获得诺贝尔奖。有人说，生化所的这两大成果可与中国的原子弹，氢弹 《王启松励志演讲稿：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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