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松励志演讲稿：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
和人造卫星相提并论。可惜，当时中国正忙于治理内乱，没心思，也没精力组织诺贝尔奖的申请，错失良机。负责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是王德宝教授。在这课题完成后，王德宝曾被美国时代杂志列为当年风云人物。当时，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共有三个大组，我被任命为新方法组的组长。我之所以被选为新方法组的组长与我写过“核酸的化学”这本书有关。通过写书，我对核酸有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加上我还喜欢动脑筋，能提出不少独特的见解。最早的化学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技术路线是由几位教授和专家制定的。经过细致的研究，我发现，当时的技术路线存在严重问题，于是大胆地提出了我的看法和建议。好在，当时的领导小组很开明，他们不仅耐心地听取我的观点，还安排我在全体大会上让我陈述我的见解。我的研究生涯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在短短的几年中，我发表了大约 10篇与新方法有关的论文。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我发表的论文都是其他同事难以达到的。
我的研究生涯刚刚才开始，就大获全胜，并表现出过人的创造力。我第一次品尝到知识积累所给我的带来甜头。
我写书还为我带来了一笔意外之财。由于写书，我对生物化学有了较全面的了解。为了不让时间白白流逝，我开始利用这段时间尝试写一些与生命科学相关的科普文章。有一个杂志还与我长期约稿。我每写一篇科普文章可收到约 50元左右的稿费，这 50元的稿费对我们全家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接近我一个月的工资。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读者的信函，有赞扬的，有提问的，我乐在其中。
文化大革命历时12年。时光流逝，岁月不饶人，我也从一个年轻小伙子步入到中年。如果把那漫长的12年的文化大革命比作是一场龟兔赛跑，把中国科学院的上百所研究所的数以万计的的科研人员比作憨睡的兔子的话，那我就是一只因为吃了兴奋剂而不停地奔跑着的特殊兔子。12年后，当数以万计的憨睡的兔子苏醒过来后，他们既后悔，又抱怨，他们怨恨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不仅夺走了他们的青春年华，而且还荒废了他们的业务。但是我却没有太多的抱怨，我既没有浪费时间，也没有荒废业务。12年的修练，不仅让我积累了丰厚的业务功底，而且我也练就了独立工作的能力。这些功底和能力为我以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的执著的经历雄辩地印证了我的“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的论述。
虽然我在做学生时和工作时，我花费了我的大部分时间在学习和工作上，但对于国家大事，我并不冷漠。在生化所，我也承担一些分配给我的政治任务。我曾负责王应睐所长和王德宝两位重量级人物的专案。那时，王应睐被打成是反动学术权威，王德宝被怀疑为美国特务。他们曾被关押起来，住在所谓的牛棚里，不能回家。那时，常有外调人员向他俩了解情况。每到这个时候，我总会对他们说：这位是从某单位来的，他希望从你这里了解有关某某的情况。请你如实告诉他。我记得，我每次都会用“请”字。但用了“请”字之后，我在忧虑，他们是“牛鬼蛇神”，我不应该对他们用“请”字。会不会有人说我不分敌友。但出于多年的习惯，我每次都用“请”字。在全所开批斗大会，有时他俩也被揪到台上接受批斗。那时，无论是什么人，只要是“牛鬼蛇神”，当他们被揪到台上时，总会有一个或两个造反派用他的手将牛鬼蛇神的头往下按，另一支手将牛鬼蛇神的一支手或双手反扭，推向台上。当时称之为“喷气式”。这个动作是全国一致的标准动作。对于这样一个不需要学习的简单动作，每当轮到我的时候，我心里就会颤抖。我实在是没办法去完成这一动作。每一次，我都会找各种各样的托词，离开现场。对于一个老人，我怎么也下不了手。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没有采用那喷气式的方式对待过任何人。我还记得，有两次，当我无法逃避用喷气式去“押解”王应睐或王德宝时，我们核酸研究室的同事吴保生和魏铸跑到我的面前说：“我看你不行，让我来。”我如释重负，内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的确王应睐和王德宝是最幸运的。文化大革命后期，在他俩平反昭雪后他俩异口同声地对我说：我感谢你。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体和精神均未受到虐待。实际上，你是保护了我。为此，他俩还特地带上他们各自的夫人和礼品分别到我家里向我道谢。我没虐待他们是真，因为，我不忍心去欺侮老人和弱者。但是我是不可能去保护他们的，我也没那个能耐和胆量去保护他们。我之所以被安排负责王应睐和王德宝专案组并不是因为我在政治上被重用。那是因为我是文化大革命前后进生化所的，在人际关系上，我是一张白纸。与所有所内所外的人相比，的确王应睐和王德宝是最幸运的。比如，在科学院植物生理所，有的造反派把活老鼠放在被批斗对象的裤子里，并把裤脚扎紧。当被批斗对象惊恐万状时，他们却哈哈大笑。在冬天，有的造反派别出心裁地把大量的水浇在空旷的空地上，让它结冰。第二天，把“牛鬼蛇神”放在结冰的地上，推来推去，以此为乐。在生化所，虽然没有这类丧心病狂的恶作剧，但也有惨案发生。在生化所，就有五名才华的科学家经受不了身体和精神的虐待和摧残而自杀。其中最惨的是王忠炎夫妇，他俩双双自杀身亡。起因是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的内容被发现。在为王忠炎夫妇的平反大会上，张公景，对王忠炎夫妇自杀负有主要责任的造反派，在那次平反大会上不仅没任何愧疚之感，反而再次以革命者自居，高谈阔论。这让所有的人又气又恨。会场开始在骚动，有人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企图把他赶下台。但张公景反映迟钝，无动于衷。这时，我冲动地跑到台上，把张公景的造反派袖章撕下来。顿时，我听到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时张公景才如梦初醒，悻悻地走下台。文化大革命后期，生化所领导找到我，要把我的经验上报到中科院。他们要我总结为什么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待老教授能礼貌待人和有宽容之心。我已忘记我写了写什么。说心里话，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经验可介绍的，因为宽容之心是人应有的品德，关键在于有没有私欲。如果有私欲，宽容之心也会变质的。为什么有些造反派以极端的手段对待老干部和老教授，是因为他们有私欲，他们想用最极端的手段证明，他们比别人更革命。在对待俩位王老教授时，我没私欲，因此能表现出更多的宽容和应有的礼貌。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当时我骨子里，还有人权的意识。
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邓小平仍未被重用的那段日子里，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心急如焚。为此我经常在生化所同事间讲“只有邓小平才能救中国”的言论。为此有朋友劝我小心，不要乱说话。不过，我仍对政治缺乏热情，在我的印象中，那时的政治离不开整人。
孟子晚年时曾说过，他一生有三乐。其中一乐是，在道德上，他对得起天地良心。我很庆幸，我在那残酷斗争的年代里，我从来没有冤枉和伤害过别人。对于所谓的牛鬼蛇神，我不仅没有虐待过他们，还以礼相待。在道德上，我也对得起天地良心。
2.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日子
78年，文化大革命终于宣布结束，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敌对了 30年之久的大国也开始建交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正席卷而来，中国科技界也迎来了科研的春天。记得 79年初，生化所还迎来第一批来自国外的教授和科学家访问。记得就是那一次，一位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生物化学系的教授为我们核酸实验室的人作了一个学术报告。当时我没有去听学术报告，突然我的一位资深的同事跑来找我，让我去参加讨论会，我说：“你看，我在修油泵，满身都是油，我实在没办法去。”听说我不去，他有点急了，他说：“你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帮我的忙去参加讨论会，你不参加，我们心里不踏实。”看他那诚恳和急切的样子，我只好答应去。讨论十分热烈，我发表了我个人的看法。也许是那位教授看到我对核酸的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还有些功底。讨论会后，他主动找上我，邀请我晚上到他宾馆里进一步讨论合作的可能性。晚上我骑着我自己组装的自行车准时赴约。我们谈得十分投机，他似乎有意识地问了我许多问题，我也都能一一作答。突然，他说：“我希望邀请你到我的实验室工作。”并补充说：“你的夫人也可晚一年来。”他还告诉我，我们往返的飞机票均由他支付，我和我爱人的年薪有好几万加元。几万加元？这个数字让我为之一震。难道我也快要变成万元户了？那时，万元户是一个最吸引人们眼球和最时髦的新词。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及。人们只能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或听到关于万元户的消息。在全国，万元户屈指可数，但却是人人羡慕的对象。
晚上回到家里，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闵永洁。这时，她已调至中科院生理研究所。奇怪的是，她的反应非常冷淡。她说：“科学院有那么多研究所，像你这样的人，数以万计。至少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先例证明谁可以只身自由地到国外去工作吧。如果有先例，哪怕有一个先例，我信你。你再想想，你既不是党员，又不是积极分子。生化所会批准吗？你还拿那么高的薪水，别人不眼红吗？”我无法消除她脑子里这一系列的疑问。从她的冷淡反应，可以看出，中国与世界的确隔绝太久了。一位美国记者曾说过，美国可以把一个美国人送上月球，但没办法把一个美国人送到中国。反过来也一样，中国是不允许一个人只身到国外去的，特别是到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去的。
我第一次参加国外教授的讨论会，还是被别人意外拉去的，就被国外教授一眼看中，并主动邀请我和他合作研究。在当时，我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个被国外邀请并拿国外薪水的人。虽属偶然，但这偶然藏于必然之中，它是我多年知识积累的必然结果。
中科院为我办理我出国手续的是一位姓邱的先生。他告诉我，科学院已有计划公派研究人员到外国去深造，但受国外教授邀请和拿薪水的，我是科学院第一人。他劝我要耐心地等待一下，因为如何办理我这种类型的出国手续，他也没有经验。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我的签证办了较长时间。大约七、八个月后， 80年初，我来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在多伦多大学的三年中，我们渡过了人生最愉快的三年。我俩似乎来到了一个君子之国和花的世界。整个加拿大就像一个美丽的花园，人人都有礼貌，友好待人，空气新鲜，街道干净；家家有电话，空调和汽车。商店和超市里，商品丰富，琳琅满目。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不像在中国，全是一片蓝色的海洋。我们在心里想，哪一天我们的国家也能像加拿大一样，那该多好啊！但是我怎么也没料到， 3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和加拿大的差距已不那么大了。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比加拿大强。最近几年，每当我和一些加拿大的朋友在一起聚会时，我常常会骄傲地对他们说：“Thirty years ago, Toronto in my mind was a paradise, now it seems becoming a countryside compared with Shanghai.”
第二年，1981年，永洁也应邀来到多伦多，和我在一起工作。但当我在飞机场去接机见到她的那一刻，我的心都粹了。她告诉我，她患上了甲亢。她原有的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已变成眼珠突出。中国妇女是世界上最节俭和最勤劳的。永洁也不愧为最节俭和最勤劳的一员。由于我的离开，家务重担落在她的肩上。但她又不肯花钱请保姆或临时工。结果，由于过度劳累，她患上了甲亢。永洁的节省，远近闻名。她不讲排场，不爱名牌。即使我们富有的时候，她身上穿的大多是大卖场里淘来的。当我们在加拿大朋友家作客的时候，朋友习惯称她为王太太。我对朋友开玩笑地说，她不是王太太，她是“省”太太。是节省的省。永洁患上甲亢，让我内疚，她是为了这个家，是为了节省而患上甲亢的。因此我向她发誓，再也不会让她离开我半步。我坚守诺言，从那天起，永洁一直伴随我。
83年我和闵永洁回国了。我回到了久别的生化所。这时我的工资仍旧是每月几十元。但我们银行的存款有好几万美元。以前，家里连冰箱、洗衣机、电风扇都没有。现在我们有了八大件。我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妻子贤惠，两个女儿活泼可爱，学习成绩也很好。在生化所，我也不赖，也应该算得上是一佼佼者。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我都应该感到满足。但是每天当我走进生化所的大门，我就感到莫名的忧伤。当时的我就像儒林外史书中的范进一样，每天都在念叨着。范进念叨的是他中举的事，而我念叨的是，什么时候我能够有属于自己的科研小组？残酷的现实告诉我，在生化所，我的这种奢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我是65年毕业的。与众多五十年代至 64年以前毕业的同事相比，在辈分上，我是最小的弟弟。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60年前后毕业的人还没有他们自己的实验室。我这个最小的弟弟怎么可能？于是我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开始寻找新的机会，我愿意到任何一个大学或研究所去。我要到可以施展我才华的地方去，我要飞出生化所，我要飞得更高。
不过，离开熟悉的生化所到一个人才济济和完全陌生的环境去工作，是需要自信和勇气的。我的自信来自我持续勤奋而获得的丰厚的知识积累，来自我那科研上过人的创造力。
3.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遗传所都欢迎我去，并答应我的要求。我选择了复旦大学遗传所，因为当时复旦大学遗传所在全国颇有名气，其科研条件也相对好一些。但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农学科学院这些有着上百家研究所的庞大的正规科研队伍相比，当时中国所有大学的科研非常弱小，因而科研水平也非常低下。我不知我的前途如何，但是我坚信，事在人为，是黄金，一定会发亮的。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我一生作出最正确和最勇敢的决定。如果我不离开生化所，我相信，我的才能不可能发挥得那么淋漓尽致，我的科研成果不大可能那样亮丽。我也不大可能拥有那么多的耀眼头衔。也许我的后半生可能是极其平淡的。
虽然复旦大学遗传所为我提供了宽敞的实验室和昂贵的仪器，但科研经费得由自己申请。那时，在全中国从事基因工程研究的实验室数以千计。我必须面对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上百个研究所正规军的竞争。与这些众多的强大对手相比，我的研究小组实在太渺小了，我们一共只有三个人，一位刚刚从复旦毕业的硕士生施文、闵永洁和我。帐户上，没有一分钱。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得从零开始，去迎接挑战。
4.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正当我为如何筹得足够的科研经费发愁时，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863生物高技术计划启动了。863高技术发展纲要是国务院亲自主持的重大科研计划，涉及七大高 《王启松励志演讲稿：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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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生涯刚刚才开始，就大获全胜，并表现出过人的创造力。我第一次品尝到知识积累所给我的带来甜头。
我写书还为我带来了一笔意外之财。由于写书，我对生物化学有了较全面的了解。为了不让时间白白流逝，我开始利用这段时间尝试写一些与生命科学相关的科普文章。有一个杂志还与我长期约稿。我每写一篇科普文章可收到约 50元左右的稿费，这 50元的稿费对我们全家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接近我一个月的工资。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读者的信函，有赞扬的，有提问的，我乐在其中。
文化大革命历时12年。时光流逝，岁月不饶人，我也从一个年轻小伙子步入到中年。如果把那漫长的12年的文化大革命比作是一场龟兔赛跑，把中国科学院的上百所研究所的数以万计的的科研人员比作憨睡的兔子的话，那我就是一只因为吃了兴奋剂而不停地奔跑着的特殊兔子。12年后，当数以万计的憨睡的兔子苏醒过来后，他们既后悔，又抱怨，他们怨恨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不仅夺走了他们的青春年华，而且还荒废了他们的业务。但是我却没有太多的抱怨，我既没有浪费时间，也没有荒废业务。12年的修练，不仅让我积累了丰厚的业务功底，而且我也练就了独立工作的能力。这些功底和能力为我以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的执著的经历雄辩地印证了我的“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的论述。
虽然我在做学生时和工作时，我花费了我的大部分时间在学习和工作上，但对于国家大事，我并不冷漠。在生化所，我也承担一些分配给我的政治任务。我曾负责王应睐所长和王德宝两位重量级人物的专案。那时，王应睐被打成是反动学术权威，王德宝被怀疑为美国特务。他们曾被关押起来，住在所谓的牛棚里，不能回家。那时，常有外调人员向他俩了解情况。每到这个时候，我总会对他们说：这位是从某单位来的，他希望从你这里了解有关某某的情况。请你如实告诉他。我记得，我每次都会用“请”字。但用了“请”字之后，我在忧虑，他们是“牛鬼蛇神”，我不应该对他们用“请”字。会不会有人说我不分敌友。但出于多年的习惯，我每次都用“请”字。在全所开批斗大会，有时他俩也被揪到台上接受批斗。那时，无论是什么人，只要是“牛鬼蛇神”，当他们被揪到台上时，总会有一个或两个造反派用他的手将牛鬼蛇神的头往下按，另一支手将牛鬼蛇神的一支手或双手反扭，推向台上。当时称之为“喷气式”。这个动作是全国一致的标准动作。对于这样一个不需要学习的简单动作，每当轮到我的时候，我心里就会颤抖。我实在是没办法去完成这一动作。每一次，我都会找各种各样的托词，离开现场。对于一个老人，我怎么也下不了手。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没有采用那喷气式的方式对待过任何人。我还记得，有两次，当我无法逃避用喷气式去“押解”王应睐或王德宝时，我们核酸研究室的同事吴保生和魏铸跑到我的面前说：“我看你不行，让我来。”我如释重负，内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的确王应睐和王德宝是最幸运的。文化大革命后期，在他俩平反昭雪后他俩异口同声地对我说：我感谢你。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体和精神均未受到虐待。实际上，你是保护了我。为此，他俩还特地带上他们各自的夫人和礼品分别到我家里向我道谢。我没虐待他们是真，因为，我不忍心去欺侮老人和弱者。但是我是不可能去保护他们的，我也没那个能耐和胆量去保护他们。我之所以被安排负责王应睐和王德宝专案组并不是因为我在政治上被重用。那是因为我是文化大革命前后进生化所的，在人际关系上，我是一张白纸。与所有所内所外的人相比，的确王应睐和王德宝是最幸运的。比如，在科学院植物生理所，有的造反派把活老鼠放在被批斗对象的裤子里，并把裤脚扎紧。当被批斗对象惊恐万状时，他们却哈哈大笑。在冬天，有的造反派别出心裁地把大量的水浇在空旷的空地上，让它结冰。第二天，把“牛鬼蛇神”放在结冰的地上，推来推去，以此为乐。在生化所，虽然没有这类丧心病狂的恶作剧，但也有惨案发生。在生化所，就有五名才华的科学家经受不了身体和精神的虐待和摧残而自杀。其中最惨的是王忠炎夫妇，他俩双双自杀身亡。起因是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的内容被发现。在为王忠炎夫妇的平反大会上，张公景，对王忠炎夫妇自杀负有主要责任的造反派，在那次平反大会上不仅没任何愧疚之感，反而再次以革命者自居，高谈阔论。这让所有的人又气又恨。会场开始在骚动，有人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企图把他赶下台。但张公景反映迟钝，无动于衷。这时，我冲动地跑到台上，把张公景的造反派袖章撕下来。顿时，我听到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时张公景才如梦初醒，悻悻地走下台。文化大革命后期，生化所领导找到我，要把我的经验上报到中科院。他们要我总结为什么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待老教授能礼貌待人和有宽容之心。我已忘记我写了写什么。说心里话，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经验可介绍的，因为宽容之心是人应有的品德，关键在于有没有私欲。如果有私欲，宽容之心也会变质的。为什么有些造反派以极端的手段对待老干部和老教授，是因为他们有私欲，他们想用最极端的手段证明，他们比别人更革命。在对待俩位王老教授时，我没私欲，因此能表现出更多的宽容和应有的礼貌。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当时我骨子里，还有人权的意识。
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邓小平仍未被重用的那段日子里，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心急如焚。为此我经常在生化所同事间讲“只有邓小平才能救中国”的言论。为此有朋友劝我小心，不要乱说话。不过，我仍对政治缺乏热情，在我的印象中，那时的政治离不开整人。
孟子晚年时曾说过，他一生有三乐。其中一乐是，在道德上，他对得起天地良心。我很庆幸，我在那残酷斗争的年代里，我从来没有冤枉和伤害过别人。对于所谓的牛鬼蛇神，我不仅没有虐待过他们，还以礼相待。在道德上，我也对得起天地良心。
2.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日子
78年，文化大革命终于宣布结束，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敌对了 30年之久的大国也开始建交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正席卷而来，中国科技界也迎来了科研的春天。记得 79年初，生化所还迎来第一批来自国外的教授和科学家访问。记得就是那一次，一位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生物化学系的教授为我们核酸实验室的人作了一个学术报告。当时我没有去听学术报告，突然我的一位资深的同事跑来找我，让我去参加讨论会，我说：“你看，我在修油泵，满身都是油，我实在没办法去。”听说我不去，他有点急了，他说：“你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帮我的忙去参加讨论会，你不参加，我们心里不踏实。”看他那诚恳和急切的样子，我只好答应去。讨论十分热烈，我发表了我个人的看法。也许是那位教授看到我对核酸的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还有些功底。讨论会后，他主动找上我，邀请我晚上到他宾馆里进一步讨论合作的可能性。晚上我骑着我自己组装的自行车准时赴约。我们谈得十分投机，他似乎有意识地问了我许多问题，我也都能一一作答。突然，他说：“我希望邀请你到我的实验室工作。”并补充说：“你的夫人也可晚一年来。”他还告诉我，我们往返的飞机票均由他支付，我和我爱人的年薪有好几万加元。几万加元？这个数字让我为之一震。难道我也快要变成万元户了？那时，万元户是一个最吸引人们眼球和最时髦的新词。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及。人们只能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或听到关于万元户的消息。在全国，万元户屈指可数，但却是人人羡慕的对象。
晚上回到家里，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闵永洁。这时，她已调至中科院生理研究所。奇怪的是，她的反应非常冷淡。她说：“科学院有那么多研究所，像你这样的人，数以万计。至少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先例证明谁可以只身自由地到国外去工作吧。如果有先例，哪怕有一个先例，我信你。你再想想，你既不是党员，又不是积极分子。生化所会批准吗？你还拿那么高的薪水，别人不眼红吗？”我无法消除她脑子里这一系列的疑问。从她的冷淡反应，可以看出，中国与世界的确隔绝太久了。一位美国记者曾说过，美国可以把一个美国人送上月球，但没办法把一个美国人送到中国。反过来也一样，中国是不允许一个人只身到国外去的，特别是到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去的。
我第一次参加国外教授的讨论会，还是被别人意外拉去的，就被国外教授一眼看中，并主动邀请我和他合作研究。在当时，我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个被国外邀请并拿国外薪水的人。虽属偶然，但这偶然藏于必然之中，它是我多年知识积累的必然结果。
中科院为我办理我出国手续的是一位姓邱的先生。他告诉我，科学院已有计划公派研究人员到外国去深造，但受国外教授邀请和拿薪水的，我是科学院第一人。他劝我要耐心地等待一下，因为如何办理我这种类型的出国手续，他也没有经验。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我的签证办了较长时间。大约七、八个月后， 80年初，我来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在多伦多大学的三年中，我们渡过了人生最愉快的三年。我俩似乎来到了一个君子之国和花的世界。整个加拿大就像一个美丽的花园，人人都有礼貌，友好待人，空气新鲜，街道干净；家家有电话，空调和汽车。商店和超市里，商品丰富，琳琅满目。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不像在中国，全是一片蓝色的海洋。我们在心里想，哪一天我们的国家也能像加拿大一样，那该多好啊！但是我怎么也没料到， 3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和加拿大的差距已不那么大了。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比加拿大强。最近几年，每当我和一些加拿大的朋友在一起聚会时，我常常会骄傲地对他们说：“Thirty years ago, Toronto in my mind was a paradise, now it seems becoming a countryside compared with Shanghai.”
第二年，1981年，永洁也应邀来到多伦多，和我在一起工作。但当我在飞机场去接机见到她的那一刻，我的心都粹了。她告诉我，她患上了甲亢。她原有的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已变成眼珠突出。中国妇女是世界上最节俭和最勤劳的。永洁也不愧为最节俭和最勤劳的一员。由于我的离开，家务重担落在她的肩上。但她又不肯花钱请保姆或临时工。结果，由于过度劳累，她患上了甲亢。永洁的节省，远近闻名。她不讲排场，不爱名牌。即使我们富有的时候，她身上穿的大多是大卖场里淘来的。当我们在加拿大朋友家作客的时候，朋友习惯称她为王太太。我对朋友开玩笑地说，她不是王太太，她是“省”太太。是节省的省。永洁患上甲亢，让我内疚，她是为了这个家，是为了节省而患上甲亢的。因此我向她发誓，再也不会让她离开我半步。我坚守诺言，从那天起，永洁一直伴随我。
83年我和闵永洁回国了。我回到了久别的生化所。这时我的工资仍旧是每月几十元。但我们银行的存款有好几万美元。以前，家里连冰箱、洗衣机、电风扇都没有。现在我们有了八大件。我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妻子贤惠，两个女儿活泼可爱，学习成绩也很好。在生化所，我也不赖，也应该算得上是一佼佼者。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我都应该感到满足。但是每天当我走进生化所的大门，我就感到莫名的忧伤。当时的我就像儒林外史书中的范进一样，每天都在念叨着。范进念叨的是他中举的事，而我念叨的是，什么时候我能够有属于自己的科研小组？残酷的现实告诉我，在生化所，我的这种奢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我是65年毕业的。与众多五十年代至 64年以前毕业的同事相比，在辈分上，我是最小的弟弟。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60年前后毕业的人还没有他们自己的实验室。我这个最小的弟弟怎么可能？于是我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开始寻找新的机会，我愿意到任何一个大学或研究所去。我要到可以施展我才华的地方去，我要飞出生化所，我要飞得更高。
不过，离开熟悉的生化所到一个人才济济和完全陌生的环境去工作，是需要自信和勇气的。我的自信来自我持续勤奋而获得的丰厚的知识积累，来自我那科研上过人的创造力。
3.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遗传所都欢迎我去，并答应我的要求。我选择了复旦大学遗传所，因为当时复旦大学遗传所在全国颇有名气，其科研条件也相对好一些。但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农学科学院这些有着上百家研究所的庞大的正规科研队伍相比，当时中国所有大学的科研非常弱小，因而科研水平也非常低下。我不知我的前途如何，但是我坚信，事在人为，是黄金，一定会发亮的。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我一生作出最正确和最勇敢的决定。如果我不离开生化所，我相信，我的才能不可能发挥得那么淋漓尽致，我的科研成果不大可能那样亮丽。我也不大可能拥有那么多的耀眼头衔。也许我的后半生可能是极其平淡的。
虽然复旦大学遗传所为我提供了宽敞的实验室和昂贵的仪器，但科研经费得由自己申请。那时，在全中国从事基因工程研究的实验室数以千计。我必须面对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上百个研究所正规军的竞争。与这些众多的强大对手相比，我的研究小组实在太渺小了，我们一共只有三个人，一位刚刚从复旦毕业的硕士生施文、闵永洁和我。帐户上，没有一分钱。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得从零开始，去迎接挑战。
4.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正当我为如何筹得足够的科研经费发愁时，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863生物高技术计划启动了。863高技术发展纲要是国务院亲自主持的重大科研计划，涉及七大高 《王启松励志演讲稿：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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