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松励志演讲稿：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
技术领域，生物高技术发展计划是其中之一。早在 86年以前，有几位全国知名的教授联名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呼吁中国应尽快发展高技术，86年3月高技术发展纲要正式获得中央政治局的批准，而复旦大学遗传所所长谈家桢教授就是联名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发起人之一。863生物高技术共设有100多个重大课题。对每一个课题资助金额比普通的基金要高许多倍。更令我感到惊喜的是，谈家桢教授还推荐我为863专家组专家。在复旦大学遗传所和生物系，他有众多的弟子都没推荐，却仅仅推荐我这个刚刚来到复旦大学遗传所不久的外来户。我钦佩和感激他的大度、宽容和无私。我庆幸自己，在我最困难的时刻，遇上了贵人。很快国家科委接受了谈家桢教授的推荐，我正式成为863生物高技术蛋白质工程专家组的专家。863专家组专家，既有较大的权力，也享受着极高的荣誉。863专家组仅有十余人。而当时生物领域中两院院士的数目至少有上百人。专家组专家均选自全国知名科学院研究所和少数几个名牌大学。中国水稻之父的袁隆平和后来成为北大校长的许智宏也在其中。专家组有三大任务：一是制定中国生物高技术发展纲要；第二是组织和发放863生物高技术基金；第三是检查和监督获得863生物高技术基金和课题的执行情况。
863生物高技术分成三个大组：农业生物工程、医学生物工程和蛋白质工程，总共有100多个重大课题。为了得到尽可能多的863项目而又不显眼，我们向三个组各提两项申请，共六项，结果全部命中。除我们的实验室以外，全国没有哪一个实验室能拿到超过两个863项目。许多重点大学，能拿到一个 863项目就算是幸运的了。我们的实验室，原来帐户上一分钱都没有，现在突然有了几百万人民币。一夜之间，我成了全国首富。
我们一举拿下六个863重大课题，是因为当时我掌握了先进的化学合成基因和点突变技术。当时在中国，只有我们的实验室熟练地掌握这两项新技术。即使在美国，熟练掌握这两项技术的实验室也不多。这两项技术的掌握可帮助研究人员精确无误和快速地拿到他们所需的目的基因。而当时应用得最为广泛的方法是克隆技术。克隆技术不仅复杂、费时，而且还有不确定性。生物技术又称之为生物工程、遗传工程或基因工程。其核心是基因。可谓得基因者得天下，因此几乎每一个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实验室都把获取基因作为首要任务。当时我们实验室里在短短3年中就合成了近50条最热门的基因。这是一笔多么宝贵的财富。每年我们实验室要接待许多来自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教授和学者，当他们听到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基因时，既羡慕又钦佩。
我们合成的一些基因曾发挥过大的价值，如伽玛干扰素基因曾帮助我获得国家科技二等奖，并早已产业化，有些基因已成功地转化成转基因作物，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和继续发挥了作用。
我们的先进技术还拯救了一些实验室负责人的科学生命。因为在863基金发放之前，在中科院、医科院和农科院也发放了一些重大课题基金。这些课题组或许因为克隆技术没有掌握好，或许因为他们运气不好。五年下来，他们连基因也没有找到。这等于他们交了白卷。因此，他们承受了多方的巨大压力，他们的课题可能被终止，他们的职称的提升也因此受阻。当他们找到我，我们实验室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为他们提供了基因。他们不仅可以交差了，而且他们的研究生命还可以延续，他们的职称提升也随之解决。要求和我们合作的实验室也越来越多，我们的实验室名气越来越大。我应全国几十所大学和研究所邀请，作关于DNA合成和基因合成的报告。有几个研究所和公司聘我当他们的顾问。那时我似乎成了中国生物领域中最受欢迎的人。我开玩笑地说，当时我受欢迎的程度可能仅次于 Michael Jackson 。
没想到，我长期积累下来的知识和我在生化所所得到的科研经历，让我收到了爆发式的科研成果，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有趣的是，我们的先进的基因合成和点突变技术还通过我的学生传到美国名牌大学实验室，让他们也受益匪浅。我在复旦的学生张婕告诉我，当她到美国DUKE大学读硕士时，由于她掌握了基因合成和点突变的技术，而其它许多实验室当时还不掌握，因此她成了她所在大学最受欢迎的人。她利用她的技术和别的实验室合作，并亲临指导。两年就发表了20余篇论文，平均一个月就发表一篇。在美国所有大学历史中，一个读硕士的学生，在如此短暂的两年中，竞发表了这么多的论文，无疑是一奇迹。
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的生命科学的科研水平，特别是二十几年以前，根本就无法和美国相提并论，更没法和DUKE这类美国名牌大学攀比了。但是我的实验室却是中国的唯一的例外。张婕的卓越表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当张婕，一个面带稚气的学生来到DUKE大学时，人生地不熟，忙得不可开交，她要过英语关，要读书，要应付考试，还要自理生活。但她掌握了当时DUKE大学众多教授还没掌握、但却渴望得到的最时髦的技术。为了得到这些技术，DUKE大学的教授们不得不放下身段乞求这位来自中国的黄毛丫头的帮助和合作。当然这也给张婕施展才华和大显身手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我感谢张婕在遥远的美国替我创造了这一意外的奇迹。我为她而骄傲。
那期间，每年都会在北京组织召开863年会。来自全国的与863课题有关的几百个实验室在年会上报告他们的论文，并把论文整理成论文集。有一次，年会期间，北医大的汤健教授告诉我说：“王启松，你好厉害，我统计了一下，你的论文数目超过论文集总数的八分之一。”晚上，我回到宾馆，我翻开论文集数了一下，我的论文数真的超过论文集总数的八分之一。
这的确又是一个大的奇迹。因为那时在全国与 863生物技术相关的实验室有好几百个，在复旦的实验室就不止8个。
那段日子，差不多每天晚上，我都在实验室里，工作到很晚。暑寒假，我也很少休息。学生们也非常勤奋。每天晚上11-12点钟，整个复旦大学校园里，一片寂静，只有我的实验室仍旧灯火通明，大家都在挑灯夜战。我的实验室还是最活跃的实验室，在闵永洁的组织下，我们经常聚会，聚餐，外出旅游。闵永洁特别关爱学生们，她总是担心学生们营养不够，于是经常在家烧好红烧肉、排骨或粉蒸肉等，然后用脸盆装好，带到实验室，给他们享用。她还把应属于我们的奖金发给学生们。那时，我们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其乐融融。
作为 863专家组专家还得经常到北京开会，参与中国生物高技术发展大纲的制定。我还得腾出时间到全国一些大学和研究所检查863课题的执行情况。每次通知我要去某个大学和研究所，因为实在太忙，我常常不得不请假。但是每次通知我去生化所检查工作时，我从不拒绝。在检查工作的欢迎会上，我总会昂首等待着生化所所长要说的那一句客套话“欢迎王启松专家到我们所检查工作……”而当所长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情不自禁地想：如果我不离开生化所，我今天该是什么样的？有好几次，其他与我随行的专家还对生化所的领导说：“你们生化所犯了一个大的错误，就是把王启松放走了。”虽然我离开了生化所，但没有恨意。我仍旧感激生化所对我的培养。在那里，我从我的导师和同事处学到了科研的本领，我利用生化所的实验室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论文。至于生化所论资排辈的毛病，那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今天，已有很大的改善。
在生化所以及其它所有的单位里，一定会有许多像我这样在资历和辈分处于劣势但却怀才不遇的人。遗憾的是，大多数人都委屈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只有我选择了叛逆。为了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关键时刻，我们不应犹豫。该出手时就出手，该出走时就出走。
5.在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的日子
87年我的实验室迎来了一批尊贵的客人，他们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官员，两个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的主任和他们的顾问。那时两个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刚刚成立。他们计划访问和参观中国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并挑选若干个有能力的高级别的中国科学家去那里主持实验室。当我把我们的科研成果介绍之后，吴瑞教授，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的顾问、一位世界知名的华裔美籍教授对我说：“你的工作很出色，你应申请到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去工作。你可以在那里拥有一个大的实验室，仪器设备精良。我们有两个中心，一个在意大利，一个在印度，你可以挑选一个。”他还告诉我我的工资待遇是参照联合国专家的标准发放。科研经费由联合国资助，非常充沛。
拥有一个大的实验室，仪器设备精良，科研经费充沛，还有高的头衔和高薪，多么诱人。我决定申请。为了挑选哪一个中心更适合我，我很快就被邀请去参观这两个中心。当我来到意大利的中心，我发现在意大利很少有人讲英语，宾馆里的电视也只有很少的英文频道。当我参观印度新德里的中心时，我发现他们每一个人的英语都要比我好。英语又是印度的官方语言，因此最终我选择了印度的中心。我希望我在进行研究工作的同时，英语也有所提高。我告诉印度中心主任，我在中国有六个重大课题，我不可能放弃那里的工作，我能否在这里兼职，一半的时间在中心工作，一半的时间在中国工作。开始这位主任有些为难。他说：“所有在两个中心工作的教授都是全职的，没有一个是兼职的。”过了一两天，他告诉我：“我可以作为一个例外。”他还补充说：“在两国中心，你是唯一一个兼职的。”于是我开始在新德里和上海之间忙碌地跑来跑去。
联合国和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派了强大的代表团专程来中国物色高水平的中国科学家去两个中心主持和开展研究工作。他们满怀希望而来，却失望而归。后来新德里的主任告诉我，他们原来指望挑选至少4-5名高水平的中国科学家。但他们只挑到了我，我是唯一被被他们选中的。
那时我不仅是最受欢迎的人，而且也是最令人羡慕的人。我的头上顶有各式各样的光环。我既是中国863专家，又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专家和顾问，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研究中心的顾问和高级研究员。我的手中，有比其它实验室多得多的科研经费。除了六项863课题之外，我还有来自联合国的充沛科研经费。我口袋里的钱包鼓得满满的，除了联合国的美元高薪外，当时复旦大学允许将科研经费 10%左右奖励给个人。我的实验室还为全国科研单位和大学提供DNA合成服务，一年创收几百万人民币。我还是几个研究所的顾问，我的顾问费也远远超过我的工资。那时，我有名又有利，令人羡慕不已。
有谁会想到，就在2-3年之前，我的实验室还小得可怜，只有3个人，帐上一分钱也没有，我的实验室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变成全国同行中最有名和研究成果最多的实验室。这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奇迹。我所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的奇迹雄辩地证明了“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的哲理。
6.一批才华横溢的学生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令我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从 1986到1989年的不到 4年的时间里，从我的实验室里涌现了一批优秀学生。他们才华横溢，后来都成为了他们各自单位的栋梁之材。例如，张婕、扬迪、沈文彦三人均系世界十大制药公司的研发部门的主管。谢毅（博导）、唐宏（博导）、周燕、彭小忠和郭曙光分别是复旦大学、中科院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医科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和河南大学的年轻教授。徐飞是美国食物及药品管理局的高级研究员，张晓东是一武汉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孙筱清曾是一上市公司的总经理。他们已成大器。我十分感激他们，是他们帮助我成就了科学研究上的一个又一个的亮丽业绩，是他们和我们度过了我人生中最光辉的一段时光。他们是否属于以勤奋为信仰者，我不得而知，但他们至少都属于非常勤奋的人。
7.不得已放弃复旦的实验室
到了 89年，正当我的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复旦大学遗传所立下了一个不通人情的土政策，规定我和我闵永洁不能同时去新德里，两人要分开跑。那不意味着从此我们必须要被分隔成牛郎织女，长期分居了吗？ 为了摆脱这种不合理的约束，当闵永洁到新德里后，我们决定放弃复旦的实验室，放弃一个在全国同行中最有名和研究成果最多的实验室，放弃863专家组专家的头衔。这的确是很痛苦的，但是我们又不愿意成为棒打的鸳鸯。在这关键时刻，我只好再一次选择了放弃。虽然我离开了复旦大学遗传所，但我还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没有谈家祯教授提名我为863专家组专家，我的事业不可能那么顺利，没有复旦大学遗传所为我提供的精良仪器和复旦大学那些优秀的学生，我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科研成果。
在处理个人事业和爱的关系上，我把爱看得比个人事业更重。闵永洁也是这样。几十年中，我走南闯北，她都跟随我，毫无怨言。无论是我们年轻谈恋爱时，还是我们中、老年时，我俩都是最恩爱而又最令周围人士羡慕的一对。我一生中有三个大恩人，我的父亲、谈家桢教授和闵永洁。虽然他们都已作古，但我永远感激和怀恋他们。
8.与院士无缘
虽然我移民加拿大，但我一直没有加入加拿大国籍。作为中国公民，我是有资格申请院士的。特别是当我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教授当上院士，而这些人曾是我作为863专家组专家时的课题申请人的时候，我怎么也按捺不住想成为院士的冲动。但是令我失望的是，申请院士的大门对我似乎是关闭的。因为我作为一私人公司的人，我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可接受我申请的部门。不像大学、研究所、医院和其它任何国营单位，它们都有对口的部门帮助申请人递交他们的申请。这是我一生中的一件憾事。
9.放弃联合国的高薪和高位
我俩在新德里的日子虽然没有多伦多那么美好。但那里研究条件好，我的头衔高，我和闵永洁的工资不仅优厚，而且我的福利待遇特别好，联合国不仅追加我工资的14%作为我的养老金，而且我两个女儿在加拿大读大学的学费、书费和伙食费都可全额报销。我拿的是联合国护照，身为联合国的专家，每次我去办签证时，总是受到较高规格的接待。我进海关时走的是绿色外交礼遇通道，我的行李是免检的，还享有外交特权。我打算长期在这个中心工作下去，直到退休。但是人生的道路上总会有很多变故，到了 92年，我又要打算辞去这份肥差了。起因是我的两个女儿93年要大学毕业了，她们希望留在加拿大发展。对于在加拿大受过加拿大高等教育的外国学生，如果他们想移民加拿大，那是很容易的事。但是由于六四事件的原因，当时加拿大政府规定，优先接纳与六四有关人士的移民申请，而与六四无关 《王启松励志演讲稿：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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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生物高技术分成三个大组：农业生物工程、医学生物工程和蛋白质工程，总共有100多个重大课题。为了得到尽可能多的863项目而又不显眼，我们向三个组各提两项申请，共六项，结果全部命中。除我们的实验室以外，全国没有哪一个实验室能拿到超过两个863项目。许多重点大学，能拿到一个 863项目就算是幸运的了。我们的实验室，原来帐户上一分钱都没有，现在突然有了几百万人民币。一夜之间，我成了全国首富。
我们一举拿下六个863重大课题，是因为当时我掌握了先进的化学合成基因和点突变技术。当时在中国，只有我们的实验室熟练地掌握这两项新技术。即使在美国，熟练掌握这两项技术的实验室也不多。这两项技术的掌握可帮助研究人员精确无误和快速地拿到他们所需的目的基因。而当时应用得最为广泛的方法是克隆技术。克隆技术不仅复杂、费时，而且还有不确定性。生物技术又称之为生物工程、遗传工程或基因工程。其核心是基因。可谓得基因者得天下，因此几乎每一个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实验室都把获取基因作为首要任务。当时我们实验室里在短短3年中就合成了近50条最热门的基因。这是一笔多么宝贵的财富。每年我们实验室要接待许多来自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教授和学者，当他们听到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基因时，既羡慕又钦佩。
我们合成的一些基因曾发挥过大的价值，如伽玛干扰素基因曾帮助我获得国家科技二等奖，并早已产业化，有些基因已成功地转化成转基因作物，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和继续发挥了作用。
我们的先进技术还拯救了一些实验室负责人的科学生命。因为在863基金发放之前，在中科院、医科院和农科院也发放了一些重大课题基金。这些课题组或许因为克隆技术没有掌握好，或许因为他们运气不好。五年下来，他们连基因也没有找到。这等于他们交了白卷。因此，他们承受了多方的巨大压力，他们的课题可能被终止，他们的职称的提升也因此受阻。当他们找到我，我们实验室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为他们提供了基因。他们不仅可以交差了，而且他们的研究生命还可以延续，他们的职称提升也随之解决。要求和我们合作的实验室也越来越多，我们的实验室名气越来越大。我应全国几十所大学和研究所邀请，作关于DNA合成和基因合成的报告。有几个研究所和公司聘我当他们的顾问。那时我似乎成了中国生物领域中最受欢迎的人。我开玩笑地说，当时我受欢迎的程度可能仅次于 Michael Jackson 。
没想到，我长期积累下来的知识和我在生化所所得到的科研经历，让我收到了爆发式的科研成果，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有趣的是，我们的先进的基因合成和点突变技术还通过我的学生传到美国名牌大学实验室，让他们也受益匪浅。我在复旦的学生张婕告诉我，当她到美国DUKE大学读硕士时，由于她掌握了基因合成和点突变的技术，而其它许多实验室当时还不掌握，因此她成了她所在大学最受欢迎的人。她利用她的技术和别的实验室合作，并亲临指导。两年就发表了20余篇论文，平均一个月就发表一篇。在美国所有大学历史中，一个读硕士的学生，在如此短暂的两年中，竞发表了这么多的论文，无疑是一奇迹。
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的生命科学的科研水平，特别是二十几年以前，根本就无法和美国相提并论，更没法和DUKE这类美国名牌大学攀比了。但是我的实验室却是中国的唯一的例外。张婕的卓越表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当张婕，一个面带稚气的学生来到DUKE大学时，人生地不熟，忙得不可开交，她要过英语关，要读书，要应付考试，还要自理生活。但她掌握了当时DUKE大学众多教授还没掌握、但却渴望得到的最时髦的技术。为了得到这些技术，DUKE大学的教授们不得不放下身段乞求这位来自中国的黄毛丫头的帮助和合作。当然这也给张婕施展才华和大显身手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我感谢张婕在遥远的美国替我创造了这一意外的奇迹。我为她而骄傲。
那期间，每年都会在北京组织召开863年会。来自全国的与863课题有关的几百个实验室在年会上报告他们的论文，并把论文整理成论文集。有一次，年会期间，北医大的汤健教授告诉我说：“王启松，你好厉害，我统计了一下，你的论文数目超过论文集总数的八分之一。”晚上，我回到宾馆，我翻开论文集数了一下，我的论文数真的超过论文集总数的八分之一。
这的确又是一个大的奇迹。因为那时在全国与 863生物技术相关的实验室有好几百个，在复旦的实验室就不止8个。
那段日子，差不多每天晚上，我都在实验室里，工作到很晚。暑寒假，我也很少休息。学生们也非常勤奋。每天晚上11-12点钟，整个复旦大学校园里，一片寂静，只有我的实验室仍旧灯火通明，大家都在挑灯夜战。我的实验室还是最活跃的实验室，在闵永洁的组织下，我们经常聚会，聚餐，外出旅游。闵永洁特别关爱学生们，她总是担心学生们营养不够，于是经常在家烧好红烧肉、排骨或粉蒸肉等，然后用脸盆装好，带到实验室，给他们享用。她还把应属于我们的奖金发给学生们。那时，我们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其乐融融。
作为 863专家组专家还得经常到北京开会，参与中国生物高技术发展大纲的制定。我还得腾出时间到全国一些大学和研究所检查863课题的执行情况。每次通知我要去某个大学和研究所，因为实在太忙，我常常不得不请假。但是每次通知我去生化所检查工作时，我从不拒绝。在检查工作的欢迎会上，我总会昂首等待着生化所所长要说的那一句客套话“欢迎王启松专家到我们所检查工作……”而当所长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情不自禁地想：如果我不离开生化所，我今天该是什么样的？有好几次，其他与我随行的专家还对生化所的领导说：“你们生化所犯了一个大的错误，就是把王启松放走了。”虽然我离开了生化所，但没有恨意。我仍旧感激生化所对我的培养。在那里，我从我的导师和同事处学到了科研的本领，我利用生化所的实验室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论文。至于生化所论资排辈的毛病，那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今天，已有很大的改善。
在生化所以及其它所有的单位里，一定会有许多像我这样在资历和辈分处于劣势但却怀才不遇的人。遗憾的是，大多数人都委屈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只有我选择了叛逆。为了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关键时刻，我们不应犹豫。该出手时就出手，该出走时就出走。
5.在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的日子
87年我的实验室迎来了一批尊贵的客人，他们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官员，两个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的主任和他们的顾问。那时两个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刚刚成立。他们计划访问和参观中国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并挑选若干个有能力的高级别的中国科学家去那里主持实验室。当我把我们的科研成果介绍之后，吴瑞教授，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的顾问、一位世界知名的华裔美籍教授对我说：“你的工作很出色，你应申请到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去工作。你可以在那里拥有一个大的实验室，仪器设备精良。我们有两个中心，一个在意大利，一个在印度，你可以挑选一个。”他还告诉我我的工资待遇是参照联合国专家的标准发放。科研经费由联合国资助，非常充沛。
拥有一个大的实验室，仪器设备精良，科研经费充沛，还有高的头衔和高薪，多么诱人。我决定申请。为了挑选哪一个中心更适合我，我很快就被邀请去参观这两个中心。当我来到意大利的中心，我发现在意大利很少有人讲英语，宾馆里的电视也只有很少的英文频道。当我参观印度新德里的中心时，我发现他们每一个人的英语都要比我好。英语又是印度的官方语言，因此最终我选择了印度的中心。我希望我在进行研究工作的同时，英语也有所提高。我告诉印度中心主任，我在中国有六个重大课题，我不可能放弃那里的工作，我能否在这里兼职，一半的时间在中心工作，一半的时间在中国工作。开始这位主任有些为难。他说：“所有在两个中心工作的教授都是全职的，没有一个是兼职的。”过了一两天，他告诉我：“我可以作为一个例外。”他还补充说：“在两国中心，你是唯一一个兼职的。”于是我开始在新德里和上海之间忙碌地跑来跑去。
联合国和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派了强大的代表团专程来中国物色高水平的中国科学家去两个中心主持和开展研究工作。他们满怀希望而来，却失望而归。后来新德里的主任告诉我，他们原来指望挑选至少4-5名高水平的中国科学家。但他们只挑到了我，我是唯一被被他们选中的。
那时我不仅是最受欢迎的人，而且也是最令人羡慕的人。我的头上顶有各式各样的光环。我既是中国863专家，又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专家和顾问，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研究中心的顾问和高级研究员。我的手中，有比其它实验室多得多的科研经费。除了六项863课题之外，我还有来自联合国的充沛科研经费。我口袋里的钱包鼓得满满的，除了联合国的美元高薪外，当时复旦大学允许将科研经费 10%左右奖励给个人。我的实验室还为全国科研单位和大学提供DNA合成服务，一年创收几百万人民币。我还是几个研究所的顾问，我的顾问费也远远超过我的工资。那时，我有名又有利，令人羡慕不已。
有谁会想到，就在2-3年之前，我的实验室还小得可怜，只有3个人，帐上一分钱也没有，我的实验室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变成全国同行中最有名和研究成果最多的实验室。这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奇迹。我所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的奇迹雄辩地证明了“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的哲理。
6.一批才华横溢的学生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令我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从 1986到1989年的不到 4年的时间里，从我的实验室里涌现了一批优秀学生。他们才华横溢，后来都成为了他们各自单位的栋梁之材。例如，张婕、扬迪、沈文彦三人均系世界十大制药公司的研发部门的主管。谢毅（博导）、唐宏（博导）、周燕、彭小忠和郭曙光分别是复旦大学、中科院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医科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和河南大学的年轻教授。徐飞是美国食物及药品管理局的高级研究员，张晓东是一武汉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孙筱清曾是一上市公司的总经理。他们已成大器。我十分感激他们，是他们帮助我成就了科学研究上的一个又一个的亮丽业绩，是他们和我们度过了我人生中最光辉的一段时光。他们是否属于以勤奋为信仰者，我不得而知，但他们至少都属于非常勤奋的人。
7.不得已放弃复旦的实验室
到了 89年，正当我的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复旦大学遗传所立下了一个不通人情的土政策，规定我和我闵永洁不能同时去新德里，两人要分开跑。那不意味着从此我们必须要被分隔成牛郎织女，长期分居了吗？ 为了摆脱这种不合理的约束，当闵永洁到新德里后，我们决定放弃复旦的实验室，放弃一个在全国同行中最有名和研究成果最多的实验室，放弃863专家组专家的头衔。这的确是很痛苦的，但是我们又不愿意成为棒打的鸳鸯。在这关键时刻，我只好再一次选择了放弃。虽然我离开了复旦大学遗传所，但我还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没有谈家祯教授提名我为863专家组专家，我的事业不可能那么顺利，没有复旦大学遗传所为我提供的精良仪器和复旦大学那些优秀的学生，我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科研成果。
在处理个人事业和爱的关系上，我把爱看得比个人事业更重。闵永洁也是这样。几十年中，我走南闯北，她都跟随我，毫无怨言。无论是我们年轻谈恋爱时，还是我们中、老年时，我俩都是最恩爱而又最令周围人士羡慕的一对。我一生中有三个大恩人，我的父亲、谈家桢教授和闵永洁。虽然他们都已作古，但我永远感激和怀恋他们。
8.与院士无缘
虽然我移民加拿大，但我一直没有加入加拿大国籍。作为中国公民，我是有资格申请院士的。特别是当我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教授当上院士，而这些人曾是我作为863专家组专家时的课题申请人的时候，我怎么也按捺不住想成为院士的冲动。但是令我失望的是，申请院士的大门对我似乎是关闭的。因为我作为一私人公司的人，我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可接受我申请的部门。不像大学、研究所、医院和其它任何国营单位，它们都有对口的部门帮助申请人递交他们的申请。这是我一生中的一件憾事。
9.放弃联合国的高薪和高位
我俩在新德里的日子虽然没有多伦多那么美好。但那里研究条件好，我的头衔高，我和闵永洁的工资不仅优厚，而且我的福利待遇特别好，联合国不仅追加我工资的14%作为我的养老金，而且我两个女儿在加拿大读大学的学费、书费和伙食费都可全额报销。我拿的是联合国护照，身为联合国的专家，每次我去办签证时，总是受到较高规格的接待。我进海关时走的是绿色外交礼遇通道，我的行李是免检的，还享有外交特权。我打算长期在这个中心工作下去，直到退休。但是人生的道路上总会有很多变故，到了 92年，我又要打算辞去这份肥差了。起因是我的两个女儿93年要大学毕业了，她们希望留在加拿大发展。对于在加拿大受过加拿大高等教育的外国学生，如果他们想移民加拿大，那是很容易的事。但是由于六四事件的原因，当时加拿大政府规定，优先接纳与六四有关人士的移民申请，而与六四无关 《王启松励志演讲稿：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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