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松励志演讲稿：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
的中国公民移民加拿大的申请临时性地被冻结。移民律师告诉我，如果以投资者的身份，我们全家可移民加拿大。这意味着我必须辞去在联合国的工作，放弃联合国的高薪和高位，放弃我喜爱和赖以生存的研究工作，无疑是一次最痛苦的决定。一旦我辞去我在联合国的工作，我们的收入将降至零。但是我，一个好父亲，在我女儿需要我的时刻，我毫不犹豫地站在她们一边。这已是 92年。我们计划93年底辞去联合国的工作，全家移民加拿大。
一个非常现实和急切的问题已摆在我的面前，那就是，到了加拿大我干什么？我拿什么养家糊口？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作为一个普通科研人员再回到某一个教授实验室去工作，但很快就否决了，因为我曾是一个指挥者，如果我再到某个教授手下工作，变成一个被指挥者，其反差太大，对我来说，它似乎是一种羞辱。这条路肯定是不能走的。我也曾想过开饭店或搞印刷，但考虑后，发现这两个生意不好做，竞争太激烈。想来想去，似乎没有太多的选择，只剩下华山一条路，自己创业。很快，就在加拿大注册登记了自己的 Biobasic Inc.公司。
我的从商经历
1.下海后的第一桶金
92年暑期，我利用三个星期的休假，来到了多伦多。我开始尝试我是否有能力让我的公司在加拿大生存下去。我选择销售丙烯酰胺作为我的第一笔生意，这是我的唯一产品。为什么选择丙烯酰胺？因为这是一个大宗产品。该产品主要用于 DNA测序，几乎每一个生物实验室都要用这个产品。另一个原因是这个产品很贵，丙烯酰胺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零售价为200美元或者200加元/公斤。而中国的工业原料价格只要2美元/公斤。我委托浙江临海一家化工厂为我重结晶三次。他们卖给我7美元/公斤。我在加拿大卖90美元/公斤。那时在加拿大要雇一个销售员，至少要支付 10万加元的年薪。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雇销售员。于是我决定亲自上门推销，到加拿大最高学府多伦多大学和加拿大科学院的实验室去推销，到一个白领的人群中去推销，到一个白人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去推销。我从未干过推销，与加拿大那些英俊、美貌的年轻的男女销售员相比，我没有任何优势。相反，我还有五大劣势，这五大劣势是：（ 1）老头子；（ 2）中国人；（ 3）洋泾浜的英语；（4）公司只有一个产品，还不如一个皮包公司的产品多；（5）长得也不好看。我每天大约访问20-30家实验室，三个星期下来，约400个实验室已收到了我的广告了。由于这是一个大宗产品，价廉物美的产品可以帮助实验室节省不少开支经费。我的丙烯酰胺销售得不错，高峰时每天能卖几十公斤。三个星期的休假要结束了。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加拿大，离开了我寄托厚望400家实验室，又回到了新德里的研究中心。我将这生意委托给一家服务公司。每卖一公斤丙烯酰胺，我给他们9美元的佣金。
为了购买丙烯酰胺，我投了3000加元，相当于今天的2万元人民币。之后，我再也没有从我私人帐号中投入新的资金。这3000加元的投资就像是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塔，一直照亮着我的漫长的创业之路。这是我下海掘到的第一桶金。是我的大无畏的勇气帮助我成功地掘到的这桶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第一桶金的掘取让我在以后的从商道路上更有自信。
2.第二桶金
我庆幸我的第一桶金来得还比较轻松。受第一桶金的鼓舞，我开始筹划我的第二笔生意。我在新德里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课题是重组人胰岛素的基因工程。当时印度一家大制药公司有兴趣合作，于是我认识了该制药公司的总经理。在以后交往过程中，我了解到，他们公司代理销售日本公司的尿激酶和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而世界上所有的尿激酶和 HCG的原料和精品都是从中国进口的。一天，我问这位总经理：“如果有一家加拿大公司提供给你们尿激酶和 HCG，品质一样，但价格要便宜要很多，你们会接受吗？”他说：“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价廉物美的东西。”听到这话，我心中开始盘算是否有可能让我在加拿大的公司卖尿激酶和 HCG给他们。我打算从上海生化制药厂进货。我立即飞往上海，和上海生化制药厂谈尿激酶和 HCG贴牌生意，首先要求他们提供足够的样品。样品很快给了印度制药公司。约3-4个月后，我的尿激酶和HCG的产品开始进入印度市场。这时，我还没有辞去我在新德里研究中心的工作，我只好雇了一名兼职的朋友为我打理这一生意。那段时间，周末，当我和闵永洁在新德里街上逛街时，只要经过医药商店时，我们常常问他们有没有尿激酶和 HCG？还请求他们让我们看看这些药。药店的店员十分热情地从冰箱里取出他们销售的尿激酶和 HCG。我高兴地看到，差不多所有药店的尿激酶和 HCG都是我的。我兴奋不已。据说由于我的尿激酶和 HCG价格便宜，在新德里、孟买几个大城市，只销售我的产品。这已是93年底了。离我辞去新德里中心的工作已不很远了。这是我获得了我的第二桶金。和上一桶金一样，它来得仍旧很轻松和顺利，没有太多的周折。
在生活中，在你的周围，有时机会可能就一直在你身边缭绕。但如果你没有灵敏的嗅觉，或没有足够的洞察力，这些机会可能像风一样飘去得无影无踪。机会总是惠顾那些善于观察和善于思考并且做好准备的人。
3.全家移民加拿大和第三桶金
在掘取这两桶金之后，于94年初，我们全家已移民加拿大了。我们选多伦多为我们的立足点。我开始租用办公室。为了节省每一个铜板，我没有雇人。那时，我什么都干，从接电话，接订单到打发票，从进货到发货，我都亲自操刀。财务是业余的。当时，虽然丙烯酰胺仍旧是一个热门生意，但是基因扩增技术和PCR技术更热门，市场更大。 PCR技术涉及到一个酶叫Taq酶，而这个酶是罗氏公司制药公司的专利。我在琢磨，能否在Taq酶上有所作为。于是我发了传真给罗氏公司，询问购买Taq酶专利的价格和Taq酶专利涵盖的国家。我很快收到了回音，购买Taq酶专利要支付十万美元的专利费用，我没能力支付如此高昂的专利费。我还收到了一份他们专利所涵盖的 40个国家的清单。我仔细地查看那些涵盖专利的 40个国家，惊讶地发现，加拿大竟然不在其中。这是上帝赐给我的又一个礼物。为了求证在加拿大没有Taq酶专利，我委托律师帮我细查一下，果然在加拿大没有Taq酶的专利。于是我马上着手订制销售Taq酶的宣传广告了。我的价格只有大公司价格的一半还不到。我再次登门拜访各实验室并发放样品。两天内我共发了 80个样品给多伦多大学和几个医院的实验室。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发放样品后的第三天，我收到了四个定货。第四天收到了八个定货。第五天我收到了十一个定货。很快，在多伦多地区，至少有一半的实验室已从我定货了。这是我掘的第三桶金。和前面的两桶金一样，它来得也十分轻松而顺利。但好景不长，一年以后，我收到了罗氏制药公司律师的一封措辞严厉的公函，上面写到“我们郑重通知你，Taq酶的专利已经正式在加拿大登记了，我们要求你立即在加拿大停止Taq酶的销售。”虽然停止销售Taq酶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但是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通过销售 Taq酶，已经积累了一些资金。94年，我的大女儿毕业了，她放弃继续攻读硕士的机会，毅然决然地加入到我的队伍中。我十分感谢她在这紧要关头支持我，我付给她的工资也不高，只有2万多加元，但她也乐在其中。她的加入大大增强了公司的力量。她英语好，又是学化学的。她还把加拿大的许多好的管理经验也带进公司。我俩一起开始编辑产品目录。这时我们目录中的产品已增至1000个左右。
在加拿大有上百家生物技术公司，而Taq酶在加拿大没有专利已有好多年了。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么好的机会一直没有被其它公司觉察到？却让我这个新移民独享了这份厚礼。是我的执著精神和敏锐的观察力让我独享了这份额外的厚礼。
4.在中国创业
94年底，又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从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中国政府欢迎海归们回国创业，不仅可以享受二免三减，而且投资金额不设限。我立即飞回上海，在上海注册登记了在上海注册登记公司，当时注册资金8万美元。
经过半年的准备，包括租借实验室、进口仪器等，公司于 1995年5月正式开张营业。当时公司只有三名员工，两个产品，一是DNA合成，一是销售Taq酶。虽然 DNA合成是我的老本行，但当时在中国竞争十分激烈，那时全国有 20多个大学和研究所从事这项服务。与这二十几个竞争对手相比，我们在成本上处于劣势，因为他们的DNA合成仪全是国家为他们购买的，实验室不需付租金，甚至连他们的工资也是国家支付的，他们进口的用于DNA合成的化学原料既免关税又免增值税。而最令我头痛的也是他们最厉害的是，他们只要不亏本，什么价格都可以卖。俗话说，穿鞋的怕光脚的。要战胜这些星罗棋布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光脚对手，我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但是我还是充满了信心，因为他们也有劣势：他们从来不上门访问客户，他们只坐等订单；晚上或周末他们是不愿意加班的；而对于用户的投诉，他们要么麻木不仁，要么傲慢相对。而这些劣势对他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为了争取订单，我决心周游全国，亲自上门推销。在两年内，我跑遍了全中国40多个城市。每天早上8点前，我就在实验室门前等候了，到了下午5点钟，大部分实验室关门了，但我仍不肯离去。只要有实验室有人或灯光，我一定会去拜访的，不放过任何机会。有时，我也带公司的销售员一起跑，但他们常常在跑了一天后，都叫吃不消了，于是找各种借口离开我。我已记不清，总共访问了多少次。我只能说，至少有一万人次。那时我穿的皮鞋不到2个月就穿破了。记得卖皮鞋的商店曾给了我一个保证书，上面写：如果不到 90天，皮鞋穿破了，可以以旧换新。由于忙，那家卖皮鞋的商店离我家太远，所以也没去换，否则，我可以一直穿新皮鞋，而不用付钱。为了给用户最大的实惠和让我们的DNA合成处于垄断地位，我把价格压得很低。那时DNA合成的价格在北京为60元/碱基，在上海为50元/碱基，我把价格统一在30元/碱基。我的艰辛而又漫长的面对面访问用户的计划很快就让公司收到了巨大的回报。我们的订单象雪花一样飘来，应接不暇。我们的DNA合成仪已从最初的1台增至 3台，又增至 6台， 13台到最后的 98台。 1-2年后，这20余家DNA合成实验室就象遭遇巨大的泥石流一样，全部被淹埋了。我们只花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让我们的DNA合成已处于垄断地位。有些好心的朋友问我：“您曾是中国生物界赫赫有名的人物，您又是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在访问用户时，他们都认识您，您不感到丢面子吗？”我回答：“成功比面子更重要。”有人在评论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的个人风格时说：“他不为钱，不为名，不为利，不顾辛劳，不顾面子，一心只想赢。”当时的我，似乎也和乔布斯一样，脑子里根本就没有面子这些东西，一心只想赢。由于业务成长太快，虽然公司不断招人，但有时仍旧缺少人手。为了及时交货，有时我去充当临时工顶班。工作至半夜，睡在地板上。第二天天刚刚亮，我又兴致勃勃地干我的推销工作。
一个已当上外公，年近60岁的人，曾是联合国的顾问、863专家组的专家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不顾面子，不辞辛劳，亲自上门推销，1-2年中，跑遍中国大江南北的 40多个城市，走访用户达上万次之多，一双新皮鞋穿了两个月就破了，还不时自告奋勇地充当临时工顶班，工作至半夜，却睡在地板上，而一清早又马不停蹄地去工作。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这就是王启松，一个能吃大苦、耐大劳和勇于进取的王启松，一个视勤奋为信仰的王启松。
正当我们庆幸成为中国DNA合成的龙头老大之际，半路却杀出了一个程咬金。一个实力雄厚以旅游兼餐饮业为主业的公司决定搞DNA合成。后来才知道，他们决定介入DNA合成是因为我们公司的一位销售员庄先生在离职后，曾劝说该公司的高层搞DNA合成。这家公司毕竟是沙场上的老将。开业之前，他们就开始大造舆论，并投入了大量资金。他们开始在上海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上、各大报纸上大力宣传他们的存在和要把DNA合成进行到底的决心，他们还特地聘请了美国DNA合成专家，到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的研究所和大学讲课，他们还购买了充足的DNA合成仪和其他设备。气势磅礴、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已经形成。对于这家公司的参与，虽然他们的技术不如我们，成本也比要我们的高，但毕竟他们的实力要比我们强许多倍，我不能掉以轻心。一个奇想开始在我的脑子里油然而生，我是不是有可能和他们面谈一次，吓唬他们一下，劝他们休兵。我把这想法和公司的两位高管说了，他们笑我是异想天开，并说道：“他们已花了那么多钱购买仪器设备，又请了美国专家到全国讲课，又在电视和各大报纸上大力宣传了。如果他们突然停下来，面子往哪儿放？”我说：“我不一定成功，但我一定要试一试。”于是我打电话给庄先生，请求对方负责DNA合成的总经理给我十五分钟左右时间面谈一下。一两天后， 对方公司负责 DNA合成的总经理答应和我见面十五分钟。为了那短暂宝贵的十五分钟，我单刀直入，用手指着庄先生，对他们的老总说“他是知道我们公司底细的人。我们给南韩、台湾代理的价格是4.3元/碱基。您应该相信，我给他们的这个价不是义务劳动，是有利润的。而你们的价格是18元/碱基。我为你们算了一下，你们的成本是6元/碱基左右。如果从明天起，我们印制1万份广告，发给全国的用户，宣布我们的 DNA合成价格降至6元/碱基。而这个价可能坚持3个月、6个月、 1年或更长，你们怎么办？”会谈很快结束了。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几天之后，他们宣布休兵了。这正如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成功与失败有时就在一念之中。这件意外的收获要归功于我那勇于进取的精神。
DNA合成的成功不仅让生工迅速壮大起来，而且也让我们有了较充沛的资金积累。在1995-2000年的六年中，我们公司共搬过四次家。平均一年半就要搬家一次，每次搬家都是由于发展空间太小。那时，我们的员工已从最初的4人增至150人。我们的产品线已从单一的 DNA合成增至 10大类。从 1995年开业至今，我们每年保持30%的高速增长。
在我从商的经历中，也遇到过一些丑陋的东西。上海市曾有一个为其它公司颁布“上海市领军人物”的公司。他们告诉我，我可以被评为上海市科技领军人物，还告诉我，奖牌将由陈良宇亲自颁发，但他们要收取5万元人民币的费用。一开始，我就不看好这所谓的“上海市领军人物”的头衔，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严 《王启松励志演讲稿：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34165.html
一个非常现实和急切的问题已摆在我的面前，那就是，到了加拿大我干什么？我拿什么养家糊口？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作为一个普通科研人员再回到某一个教授实验室去工作，但很快就否决了，因为我曾是一个指挥者，如果我再到某个教授手下工作，变成一个被指挥者，其反差太大，对我来说，它似乎是一种羞辱。这条路肯定是不能走的。我也曾想过开饭店或搞印刷，但考虑后，发现这两个生意不好做，竞争太激烈。想来想去，似乎没有太多的选择，只剩下华山一条路，自己创业。很快，就在加拿大注册登记了自己的 Biobasic Inc.公司。
我的从商经历
1.下海后的第一桶金
92年暑期，我利用三个星期的休假，来到了多伦多。我开始尝试我是否有能力让我的公司在加拿大生存下去。我选择销售丙烯酰胺作为我的第一笔生意，这是我的唯一产品。为什么选择丙烯酰胺？因为这是一个大宗产品。该产品主要用于 DNA测序，几乎每一个生物实验室都要用这个产品。另一个原因是这个产品很贵，丙烯酰胺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零售价为200美元或者200加元/公斤。而中国的工业原料价格只要2美元/公斤。我委托浙江临海一家化工厂为我重结晶三次。他们卖给我7美元/公斤。我在加拿大卖90美元/公斤。那时在加拿大要雇一个销售员，至少要支付 10万加元的年薪。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雇销售员。于是我决定亲自上门推销，到加拿大最高学府多伦多大学和加拿大科学院的实验室去推销，到一个白领的人群中去推销，到一个白人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去推销。我从未干过推销，与加拿大那些英俊、美貌的年轻的男女销售员相比，我没有任何优势。相反，我还有五大劣势，这五大劣势是：（ 1）老头子；（ 2）中国人；（ 3）洋泾浜的英语；（4）公司只有一个产品，还不如一个皮包公司的产品多；（5）长得也不好看。我每天大约访问20-30家实验室，三个星期下来，约400个实验室已收到了我的广告了。由于这是一个大宗产品，价廉物美的产品可以帮助实验室节省不少开支经费。我的丙烯酰胺销售得不错，高峰时每天能卖几十公斤。三个星期的休假要结束了。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加拿大，离开了我寄托厚望400家实验室，又回到了新德里的研究中心。我将这生意委托给一家服务公司。每卖一公斤丙烯酰胺，我给他们9美元的佣金。
为了购买丙烯酰胺，我投了3000加元，相当于今天的2万元人民币。之后，我再也没有从我私人帐号中投入新的资金。这3000加元的投资就像是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塔，一直照亮着我的漫长的创业之路。这是我下海掘到的第一桶金。是我的大无畏的勇气帮助我成功地掘到的这桶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第一桶金的掘取让我在以后的从商道路上更有自信。
2.第二桶金
我庆幸我的第一桶金来得还比较轻松。受第一桶金的鼓舞，我开始筹划我的第二笔生意。我在新德里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课题是重组人胰岛素的基因工程。当时印度一家大制药公司有兴趣合作，于是我认识了该制药公司的总经理。在以后交往过程中，我了解到，他们公司代理销售日本公司的尿激酶和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而世界上所有的尿激酶和 HCG的原料和精品都是从中国进口的。一天，我问这位总经理：“如果有一家加拿大公司提供给你们尿激酶和 HCG，品质一样，但价格要便宜要很多，你们会接受吗？”他说：“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价廉物美的东西。”听到这话，我心中开始盘算是否有可能让我在加拿大的公司卖尿激酶和 HCG给他们。我打算从上海生化制药厂进货。我立即飞往上海，和上海生化制药厂谈尿激酶和 HCG贴牌生意，首先要求他们提供足够的样品。样品很快给了印度制药公司。约3-4个月后，我的尿激酶和HCG的产品开始进入印度市场。这时，我还没有辞去我在新德里研究中心的工作，我只好雇了一名兼职的朋友为我打理这一生意。那段时间，周末，当我和闵永洁在新德里街上逛街时，只要经过医药商店时，我们常常问他们有没有尿激酶和 HCG？还请求他们让我们看看这些药。药店的店员十分热情地从冰箱里取出他们销售的尿激酶和 HCG。我高兴地看到，差不多所有药店的尿激酶和 HCG都是我的。我兴奋不已。据说由于我的尿激酶和 HCG价格便宜，在新德里、孟买几个大城市，只销售我的产品。这已是93年底了。离我辞去新德里中心的工作已不很远了。这是我获得了我的第二桶金。和上一桶金一样，它来得仍旧很轻松和顺利，没有太多的周折。
在生活中，在你的周围，有时机会可能就一直在你身边缭绕。但如果你没有灵敏的嗅觉，或没有足够的洞察力，这些机会可能像风一样飘去得无影无踪。机会总是惠顾那些善于观察和善于思考并且做好准备的人。
3.全家移民加拿大和第三桶金
在掘取这两桶金之后，于94年初，我们全家已移民加拿大了。我们选多伦多为我们的立足点。我开始租用办公室。为了节省每一个铜板，我没有雇人。那时，我什么都干，从接电话，接订单到打发票，从进货到发货，我都亲自操刀。财务是业余的。当时，虽然丙烯酰胺仍旧是一个热门生意，但是基因扩增技术和PCR技术更热门，市场更大。 PCR技术涉及到一个酶叫Taq酶，而这个酶是罗氏公司制药公司的专利。我在琢磨，能否在Taq酶上有所作为。于是我发了传真给罗氏公司，询问购买Taq酶专利的价格和Taq酶专利涵盖的国家。我很快收到了回音，购买Taq酶专利要支付十万美元的专利费用，我没能力支付如此高昂的专利费。我还收到了一份他们专利所涵盖的 40个国家的清单。我仔细地查看那些涵盖专利的 40个国家，惊讶地发现，加拿大竟然不在其中。这是上帝赐给我的又一个礼物。为了求证在加拿大没有Taq酶专利，我委托律师帮我细查一下，果然在加拿大没有Taq酶的专利。于是我马上着手订制销售Taq酶的宣传广告了。我的价格只有大公司价格的一半还不到。我再次登门拜访各实验室并发放样品。两天内我共发了 80个样品给多伦多大学和几个医院的实验室。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发放样品后的第三天，我收到了四个定货。第四天收到了八个定货。第五天我收到了十一个定货。很快，在多伦多地区，至少有一半的实验室已从我定货了。这是我掘的第三桶金。和前面的两桶金一样，它来得也十分轻松而顺利。但好景不长，一年以后，我收到了罗氏制药公司律师的一封措辞严厉的公函，上面写到“我们郑重通知你，Taq酶的专利已经正式在加拿大登记了，我们要求你立即在加拿大停止Taq酶的销售。”虽然停止销售Taq酶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但是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通过销售 Taq酶，已经积累了一些资金。94年，我的大女儿毕业了，她放弃继续攻读硕士的机会，毅然决然地加入到我的队伍中。我十分感谢她在这紧要关头支持我，我付给她的工资也不高，只有2万多加元，但她也乐在其中。她的加入大大增强了公司的力量。她英语好，又是学化学的。她还把加拿大的许多好的管理经验也带进公司。我俩一起开始编辑产品目录。这时我们目录中的产品已增至1000个左右。
在加拿大有上百家生物技术公司，而Taq酶在加拿大没有专利已有好多年了。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么好的机会一直没有被其它公司觉察到？却让我这个新移民独享了这份厚礼。是我的执著精神和敏锐的观察力让我独享了这份额外的厚礼。
4.在中国创业
94年底，又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从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中国政府欢迎海归们回国创业，不仅可以享受二免三减，而且投资金额不设限。我立即飞回上海，在上海注册登记了在上海注册登记公司，当时注册资金8万美元。
经过半年的准备，包括租借实验室、进口仪器等，公司于 1995年5月正式开张营业。当时公司只有三名员工，两个产品，一是DNA合成，一是销售Taq酶。虽然 DNA合成是我的老本行，但当时在中国竞争十分激烈，那时全国有 20多个大学和研究所从事这项服务。与这二十几个竞争对手相比，我们在成本上处于劣势，因为他们的DNA合成仪全是国家为他们购买的，实验室不需付租金，甚至连他们的工资也是国家支付的，他们进口的用于DNA合成的化学原料既免关税又免增值税。而最令我头痛的也是他们最厉害的是，他们只要不亏本，什么价格都可以卖。俗话说，穿鞋的怕光脚的。要战胜这些星罗棋布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光脚对手，我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但是我还是充满了信心，因为他们也有劣势：他们从来不上门访问客户，他们只坐等订单；晚上或周末他们是不愿意加班的；而对于用户的投诉，他们要么麻木不仁，要么傲慢相对。而这些劣势对他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为了争取订单，我决心周游全国，亲自上门推销。在两年内，我跑遍了全中国40多个城市。每天早上8点前，我就在实验室门前等候了，到了下午5点钟，大部分实验室关门了，但我仍不肯离去。只要有实验室有人或灯光，我一定会去拜访的，不放过任何机会。有时，我也带公司的销售员一起跑，但他们常常在跑了一天后，都叫吃不消了，于是找各种借口离开我。我已记不清，总共访问了多少次。我只能说，至少有一万人次。那时我穿的皮鞋不到2个月就穿破了。记得卖皮鞋的商店曾给了我一个保证书，上面写：如果不到 90天，皮鞋穿破了，可以以旧换新。由于忙，那家卖皮鞋的商店离我家太远，所以也没去换，否则，我可以一直穿新皮鞋，而不用付钱。为了给用户最大的实惠和让我们的DNA合成处于垄断地位，我把价格压得很低。那时DNA合成的价格在北京为60元/碱基，在上海为50元/碱基，我把价格统一在30元/碱基。我的艰辛而又漫长的面对面访问用户的计划很快就让公司收到了巨大的回报。我们的订单象雪花一样飘来，应接不暇。我们的DNA合成仪已从最初的1台增至 3台，又增至 6台， 13台到最后的 98台。 1-2年后，这20余家DNA合成实验室就象遭遇巨大的泥石流一样，全部被淹埋了。我们只花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让我们的DNA合成已处于垄断地位。有些好心的朋友问我：“您曾是中国生物界赫赫有名的人物，您又是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在访问用户时，他们都认识您，您不感到丢面子吗？”我回答：“成功比面子更重要。”有人在评论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的个人风格时说：“他不为钱，不为名，不为利，不顾辛劳，不顾面子，一心只想赢。”当时的我，似乎也和乔布斯一样，脑子里根本就没有面子这些东西，一心只想赢。由于业务成长太快，虽然公司不断招人，但有时仍旧缺少人手。为了及时交货，有时我去充当临时工顶班。工作至半夜，睡在地板上。第二天天刚刚亮，我又兴致勃勃地干我的推销工作。
一个已当上外公，年近60岁的人，曾是联合国的顾问、863专家组的专家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不顾面子，不辞辛劳，亲自上门推销，1-2年中，跑遍中国大江南北的 40多个城市，走访用户达上万次之多，一双新皮鞋穿了两个月就破了，还不时自告奋勇地充当临时工顶班，工作至半夜，却睡在地板上，而一清早又马不停蹄地去工作。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这就是王启松，一个能吃大苦、耐大劳和勇于进取的王启松，一个视勤奋为信仰的王启松。
正当我们庆幸成为中国DNA合成的龙头老大之际，半路却杀出了一个程咬金。一个实力雄厚以旅游兼餐饮业为主业的公司决定搞DNA合成。后来才知道，他们决定介入DNA合成是因为我们公司的一位销售员庄先生在离职后，曾劝说该公司的高层搞DNA合成。这家公司毕竟是沙场上的老将。开业之前，他们就开始大造舆论，并投入了大量资金。他们开始在上海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上、各大报纸上大力宣传他们的存在和要把DNA合成进行到底的决心，他们还特地聘请了美国DNA合成专家，到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的研究所和大学讲课，他们还购买了充足的DNA合成仪和其他设备。气势磅礴、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已经形成。对于这家公司的参与，虽然他们的技术不如我们，成本也比要我们的高，但毕竟他们的实力要比我们强许多倍，我不能掉以轻心。一个奇想开始在我的脑子里油然而生，我是不是有可能和他们面谈一次，吓唬他们一下，劝他们休兵。我把这想法和公司的两位高管说了，他们笑我是异想天开，并说道：“他们已花了那么多钱购买仪器设备，又请了美国专家到全国讲课，又在电视和各大报纸上大力宣传了。如果他们突然停下来，面子往哪儿放？”我说：“我不一定成功，但我一定要试一试。”于是我打电话给庄先生，请求对方负责DNA合成的总经理给我十五分钟左右时间面谈一下。一两天后， 对方公司负责 DNA合成的总经理答应和我见面十五分钟。为了那短暂宝贵的十五分钟，我单刀直入，用手指着庄先生，对他们的老总说“他是知道我们公司底细的人。我们给南韩、台湾代理的价格是4.3元/碱基。您应该相信，我给他们的这个价不是义务劳动，是有利润的。而你们的价格是18元/碱基。我为你们算了一下，你们的成本是6元/碱基左右。如果从明天起，我们印制1万份广告，发给全国的用户，宣布我们的 DNA合成价格降至6元/碱基。而这个价可能坚持3个月、6个月、 1年或更长，你们怎么办？”会谈很快结束了。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几天之后，他们宣布休兵了。这正如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成功与失败有时就在一念之中。这件意外的收获要归功于我那勇于进取的精神。
DNA合成的成功不仅让生工迅速壮大起来，而且也让我们有了较充沛的资金积累。在1995-2000年的六年中，我们公司共搬过四次家。平均一年半就要搬家一次，每次搬家都是由于发展空间太小。那时，我们的员工已从最初的4人增至150人。我们的产品线已从单一的 DNA合成增至 10大类。从 1995年开业至今，我们每年保持30%的高速增长。
在我从商的经历中，也遇到过一些丑陋的东西。上海市曾有一个为其它公司颁布“上海市领军人物”的公司。他们告诉我，我可以被评为上海市科技领军人物，还告诉我，奖牌将由陈良宇亲自颁发，但他们要收取5万元人民币的费用。一开始，我就不看好这所谓的“上海市领军人物”的头衔，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严 《王启松励志演讲稿：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