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去行政化”，路有多远？
出了高校“行政化”的症结所在。
他认为，高校“行政化”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事实上，建国后我国实行的是全面的行政体制，不仅仅是学校，企业、银行、医院，甚至各类行业协会，都被纳入全国统一的行政化管理体制之中。自近代大学创建起，“官办官管”制度一直是我国大学管理的主流，行政权力长期充当着大学运行管理的主导力量。1992年，中央指定14所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职务由中央直接任命，享受副部级待遇。2000年增加7所；2003年增加10所。还有学者认为，大学的行政级别只不过是确定大学世俗定位和规范大学权力分配的一种方式，充其量说它“未能免俗”而已，并非大学之弊的祸首。辩护者称，任何组织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层级权力划分，这是组织和机构正常运作的必要保证，大学作为学术性组织，自然也不例外。
长期以来无孔不入渗透于各行各业的行政化管理体制，奠定了“官本位”在中国牢不可破的社会心理基础。这是高校“行政化”生存的土壤和环境。
文明教授指出，“我们在奖励优秀人才时，最普遍、最有效的方式依旧是授予官衔”。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官衔和行政级别对人才社会地位的标签作用和激励作用都超越了金钱、财富、荣誉等其它因素。“不仅科学院、工程院和中央企业都设有正、副部级官位，工、青、妇、工商联、民主党派、基金会、论坛组委会，甚至连一些古刹名寺的住持、道长也有行政级别。确定了行政级别后，当事人的办公室、用车、秘书、职务消费权、住房、医疗保障、政治待遇、社会地位等，很快就会随之配套到位。”
魏剑美认为，“行政化”还是一个客气的说法，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衙门化、官僚化、老爷化。他说，“衙门化不仅仅体现在高校机构的设置、权力的分配、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等方面，更体现在思维方式上面。”
“官本位和行政化倾向对学生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中南大学行政学院在读博士王明东，本科、硕士、博士都就读于该校，期间还曾留校兼任辅导员和行政人员，对高校学生的生态环境非常熟悉。他表示，曾有学生问他为什么很多教授连一个共用的办公场所都没有，找学生谈话时经常要选择自习教室，而某主任却有单独宽敞的办公室，并且，请客吃饭还能报销？
《羊城晚报》曾曝光这样一个细节：北京某高校的“求是协会”到包间聚餐，成员们自觉地让主席上座。等主席坐下，副主席、各部部长、副部长依次入座，干事们则另坐一桌。主席端起一杯酒，“这杯酒我敬大家”，不会喝酒的女生也不得不喝一杯……这情景与官场做派没有两样。难怪有高校教师感慨：高校官场化，是社会官场化的投影；社团官场化，则是高校官场化的镜像。
“官本位是社会的大环境，并非只有高校如此！”中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白寅副教授直言。高校有了行政级别、个人拥有官位与权力，就意味着拥有大量的科研经费以及各种社会特殊资源。正是看到了为官者在学术领域中的通赢与通吃现象，才会有大量的专家学者甘于以牺牲学术研究时间为代价，去换取“官位”。
文明认为，“资源高度集中基础上的集权体制”是“行政化”的体制根源。“由于教育资源配置权高度集中于教育行政部门，大学根本没有必要的办学自主权——从校长任免、经费拨付、项目审批，到学位授予权设定、专业课程设置、招生名额、教师招聘名额的审批权，都由政府部门掌控。”与文明持相同意见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认为，高校行政化体系是自上而下诸多评价体系催生而成的。“本科教学评估，硕士点、博士点评估，重点学科评估，甚至党建、工会都要评估，这些名目繁多的评估体系，把大学紧紧绑在它的船上，或一根远程操纵的梯架上。”
正是有外部的行政指令，才会有学校的行政服从；资源、权力集中在行政部门手中，学校就不得不听命。
高校“去行政化”，路有多远？(第2页)
熊丙奇指出，“去行政化”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调整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政府向学校放权，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实现管办分离；二是学校内部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现代学校制度。”
“政府必须减少对高校具体事务的干预，完成从一个全能政府到有限责任政府的转变。”魏剑美认为，“与此同时，还得力促高校内部的民主力量。比如教授委员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的权力必须得到扩大。目前的教工代表大会更多是形式上的，代表们基本没有审查实质性的事物，比如财政开支的情况。”’
近年，也有不少高校尝试着从内部管理上，让学术与行政分离，试探性地迈出了“去行政化”的第一步。
2010年夏天，华中师范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的23名成员中，除留有1名副校长外，书记、校长等其他校领导全部退出，此前，该校的学术委员会由校长担任主任，近1/4的席位由校领导占据。
2011年4月，在选举产生的复旦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中，43名委员无一校领导。
2011年9月，上任湖南大学校长才一个多月的赵跃宇，面对3000多名学生正式宣布，在校长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
然而，这些举措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高校的“行政化”倾向，“去行政化”的提出已经有些年头，但“去行政化”的道路仍然异常艰难。
人大代表、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志民认为，“高校是学术单位，不该有行政级别。学校行政化的后果就是使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限制了学术生产力，使创新人才‘难产’，对学校科研和教学质量造成损害。按官阶定地位、定待遇的现状，使不少教师千方百计挤进管理者队伍，把当官当做追求的目标。”
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高校行政级别不是现在才有的，中国人民大学以前是副总理级，“文革”后变成司局级，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因为考虑到大学跟社会的交往问，题，才把级别提高到副部级。把学者放在一定的行政岗位上，恰恰不是行政化，是尊重教授。“当社会习惯于以行政级别来衡量其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白寅表示，在全社会“官本位”思想不变的大环境下，当社会评价标准还未转变时，单独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未必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取消行政级别需要相应的社会改革配合，这恐怕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我个人同意取消大学的行政头衔。我当了这么多年校长，也没有什 《高校“去行政化”，路有多远？(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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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高校“行政化”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事实上，建国后我国实行的是全面的行政体制，不仅仅是学校，企业、银行、医院，甚至各类行业协会，都被纳入全国统一的行政化管理体制之中。自近代大学创建起，“官办官管”制度一直是我国大学管理的主流，行政权力长期充当着大学运行管理的主导力量。1992年，中央指定14所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职务由中央直接任命，享受副部级待遇。2000年增加7所；2003年增加10所。还有学者认为，大学的行政级别只不过是确定大学世俗定位和规范大学权力分配的一种方式，充其量说它“未能免俗”而已，并非大学之弊的祸首。辩护者称，任何组织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层级权力划分，这是组织和机构正常运作的必要保证，大学作为学术性组织，自然也不例外。
长期以来无孔不入渗透于各行各业的行政化管理体制，奠定了“官本位”在中国牢不可破的社会心理基础。这是高校“行政化”生存的土壤和环境。
文明教授指出，“我们在奖励优秀人才时，最普遍、最有效的方式依旧是授予官衔”。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官衔和行政级别对人才社会地位的标签作用和激励作用都超越了金钱、财富、荣誉等其它因素。“不仅科学院、工程院和中央企业都设有正、副部级官位，工、青、妇、工商联、民主党派、基金会、论坛组委会，甚至连一些古刹名寺的住持、道长也有行政级别。确定了行政级别后，当事人的办公室、用车、秘书、职务消费权、住房、医疗保障、政治待遇、社会地位等，很快就会随之配套到位。”
魏剑美认为，“行政化”还是一个客气的说法，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衙门化、官僚化、老爷化。他说，“衙门化不仅仅体现在高校机构的设置、权力的分配、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等方面，更体现在思维方式上面。”
“官本位和行政化倾向对学生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中南大学行政学院在读博士王明东，本科、硕士、博士都就读于该校，期间还曾留校兼任辅导员和行政人员，对高校学生的生态环境非常熟悉。他表示，曾有学生问他为什么很多教授连一个共用的办公场所都没有，找学生谈话时经常要选择自习教室，而某主任却有单独宽敞的办公室，并且，请客吃饭还能报销？
《羊城晚报》曾曝光这样一个细节：北京某高校的“求是协会”到包间聚餐，成员们自觉地让主席上座。等主席坐下，副主席、各部部长、副部长依次入座，干事们则另坐一桌。主席端起一杯酒，“这杯酒我敬大家”，不会喝酒的女生也不得不喝一杯……这情景与官场做派没有两样。难怪有高校教师感慨：高校官场化，是社会官场化的投影；社团官场化，则是高校官场化的镜像。
“官本位是社会的大环境，并非只有高校如此！”中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白寅副教授直言。高校有了行政级别、个人拥有官位与权力，就意味着拥有大量的科研经费以及各种社会特殊资源。正是看到了为官者在学术领域中的通赢与通吃现象，才会有大量的专家学者甘于以牺牲学术研究时间为代价，去换取“官位”。
文明认为，“资源高度集中基础上的集权体制”是“行政化”的体制根源。“由于教育资源配置权高度集中于教育行政部门，大学根本没有必要的办学自主权——从校长任免、经费拨付、项目审批，到学位授予权设定、专业课程设置、招生名额、教师招聘名额的审批权，都由政府部门掌控。”与文明持相同意见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认为，高校行政化体系是自上而下诸多评价体系催生而成的。“本科教学评估，硕士点、博士点评估，重点学科评估，甚至党建、工会都要评估，这些名目繁多的评估体系，把大学紧紧绑在它的船上，或一根远程操纵的梯架上。”
正是有外部的行政指令，才会有学校的行政服从；资源、权力集中在行政部门手中，学校就不得不听命。
高校“去行政化”，路有多远？(第2页)
熊丙奇指出，“去行政化”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调整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政府向学校放权，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实现管办分离；二是学校内部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现代学校制度。”
“政府必须减少对高校具体事务的干预，完成从一个全能政府到有限责任政府的转变。”魏剑美认为，“与此同时，还得力促高校内部的民主力量。比如教授委员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的权力必须得到扩大。目前的教工代表大会更多是形式上的，代表们基本没有审查实质性的事物，比如财政开支的情况。”’
近年，也有不少高校尝试着从内部管理上，让学术与行政分离，试探性地迈出了“去行政化”的第一步。
2010年夏天，华中师范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的23名成员中，除留有1名副校长外，书记、校长等其他校领导全部退出，此前，该校的学术委员会由校长担任主任，近1/4的席位由校领导占据。
2011年4月，在选举产生的复旦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中，43名委员无一校领导。
2011年9月，上任湖南大学校长才一个多月的赵跃宇，面对3000多名学生正式宣布，在校长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
然而，这些举措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高校的“行政化”倾向，“去行政化”的提出已经有些年头，但“去行政化”的道路仍然异常艰难。
人大代表、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志民认为，“高校是学术单位，不该有行政级别。学校行政化的后果就是使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限制了学术生产力，使创新人才‘难产’，对学校科研和教学质量造成损害。按官阶定地位、定待遇的现状，使不少教师千方百计挤进管理者队伍，把当官当做追求的目标。”
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高校行政级别不是现在才有的，中国人民大学以前是副总理级，“文革”后变成司局级，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因为考虑到大学跟社会的交往问，题，才把级别提高到副部级。把学者放在一定的行政岗位上，恰恰不是行政化，是尊重教授。“当社会习惯于以行政级别来衡量其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白寅表示，在全社会“官本位”思想不变的大环境下，当社会评价标准还未转变时，单独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未必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取消行政级别需要相应的社会改革配合，这恐怕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我个人同意取消大学的行政头衔。我当了这么多年校长，也没有什 《高校“去行政化”，路有多远？(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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