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去行政化”，路有多远？
高校“去行政化”，路有多远？
作者/余俊
3月7日，“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教育界别联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原副院长石定果在发言时，严厉批评了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过度干预。
与此同时，被视为高校改革“试验田”的南方科技大学，仍然备受社会舆论关注。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南科大校长朱清时面对媒体谈及南科大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时表示，“还是‘去行政化’，这个问题非常难解决。”
高校“去行政化”问题再度引发热议。
高校“行政化”并非新话题行政级别、外部行政权力对办学自主权的剥夺与干预、内部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凌驾与挤压，可看成是高校“行政化”表现出来的三个方面。
记者发现，只要一提到这个话题，被采访者无一不首先谈及高校的行政级别。
“一个搞教学、搞科研的高校，不以教学质量、科研成就论高下，却纷纷以副部级、正厅级这些行政级别论尊卑，简直是可笑！”某副部级高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这样评价。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副省级城市15个，但副部级大学却有31所；全国地厅级城市不到300个，但厅级大学却多达1000多所。因此，大学至少有60多位副部级干部，还有4000位厅级干部。按照大学问题专家熊丙奇教授的分析，“985”高校的党政领导班子一般有领导13至15人，党政机构30个左右，机关工作人员四五百人（其中处级干部100多人）。 (范文网 fanwen.oyaya.net) “试想一下，我国各行各业，除了高等教育、大学之外，还有哪个行业部门，能拥有如此密集的官员特别是高行政级别的官员，并组成蔚为壮观的‘官场’？”有学者这样发问。
事实上，拥有行政级别或行政职务的高校“官员”，往往也更容易占据晋职评级评优的各类榜单。
教育部2009年评选的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当中，100位获奖者担任行政职务的占九成，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仅占一成。在同年评选的两院院士中，35名中科院院士，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48名工程院院士，超八成是现任官员；特别是60岁以下新当选的工程院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你只要查阅一下各个高校的人员名单就可以发现，一个大学真正的专职教师最多一两千人，而机关、后勤人员往往数千上万人，而这些人员绝大多数不仅具有行政级别，同时还拥有学术职称。”著名杂文作家、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魏剑美如此感慨。
而石定果提到行政权力对学校管理的过度干预，只是高校“行政化”的一个方面。一些大学老师对此感受更为直接。合肥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吴秋芬教授说：“在招生计划、教学科研项目、学位点及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等名目繁多的建设工程的立项审批中，行政力量强行介入，强化了对学校的干预。”
除了外部的行政干预，学校内部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凌驾与挤压同样让人倍感忧虑。
24岁的王俊雄是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生物技术专业毕业生，他在上海警备区服役两年后，退役返校成为一名保安员。1月4日，正在校门口执勤的王俊雄向记者表示，“学校对我很关心，做保安挺开心的。”根据学校规定，王俊雄可享副科级干部待遇，试用期工资1650元，正式录用后月薪2000多元，与他同一批返校做保安的本校毕业生还有梁正权和陈聪。该校保卫处处长刑连义介绍，2009年，保卫处招收了退伍返校的大学生士兵周俊杰和徐铮，他们从保卫处的保安职位做起，如今，周俊杰已调任学校管理系行政秘书，徐铮成为学校园林系党政秘书。不难看出，与其说保安职位让人满意，不如说“副科级”待遇以及未来的仕途发展潜力更让人满意。
原本应当市场化的高校后勤服务体系，却被纳入官场序列，“副科级保安”背后，显现出高校“行政化”的冰山一角。
《嘹望东方周刊》曾总结了大学“行政化”的五个特点：一是大学官场化，校长与政府官员“交换”频频。二是资源分配行政化，“官老爷”把持一切，在职称评定、课题申报等重要学术资源的分配中，行政领导往往享有“特权”挤占有限的学术资源。三是评价机制一元化，各种大课题和奖项多为政府所设，得到这些奖项，意味着学术地位受到认可；得不到这些奖项，意味着被排斥在主流学术圈之外。四是教授人格矮化，有多少一级学科，多少研究基地，获得了多少社科基金，发表了多少论文，都是学校各级领导的政绩，正是在功利性的高压下，我们看到了教授剽窃等人格矮化的怪现状。五是学生世故化，本科生学会了行贿教师换学分，研究生忙于为“老板”做项目而无暇顾及学业，学生团体几乎成为“官僚试验田”或“微型名利场”。
早在10多年前，有“魔芋大王”美誉的安徽大学教授何家庆就直指学校“行政化”越来越严重，官僚迹象明显。2007年4月25日，因无法忍受大学“行政化”给自己的学术研究造成的羁绊，他向学院申请提前退休。
2008年，南京大学教授董健更是在广州“公众论坛”上炮轰“校长官员化”现象。他指出，现在许多大学校长已经官员化，不再是教育家，“这是可悲的”。
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时，直言目前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他表示，“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次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布，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要逐步改变政府对学校管理以及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当年7月29日正式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在正文中删除了征求意见稿中的“逐步”二字，“去行政化”成为教育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
高校“行政化”的症结何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国大学‘行政化’绝不是一堆可以随时拆卸的积木，而是有着深厚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心理基础和体制根源的社会现象。”陕西教育学院副院长文明教授从三个方面指 《高校“去行政化”，路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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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俊
3月7日，“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教育界别联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原副院长石定果在发言时，严厉批评了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过度干预。
与此同时，被视为高校改革“试验田”的南方科技大学，仍然备受社会舆论关注。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南科大校长朱清时面对媒体谈及南科大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时表示，“还是‘去行政化’，这个问题非常难解决。”
高校“去行政化”问题再度引发热议。
高校“行政化”并非新话题行政级别、外部行政权力对办学自主权的剥夺与干预、内部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凌驾与挤压，可看成是高校“行政化”表现出来的三个方面。
记者发现，只要一提到这个话题，被采访者无一不首先谈及高校的行政级别。
“一个搞教学、搞科研的高校，不以教学质量、科研成就论高下，却纷纷以副部级、正厅级这些行政级别论尊卑，简直是可笑！”某副部级高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这样评价。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副省级城市15个，但副部级大学却有31所；全国地厅级城市不到300个，但厅级大学却多达1000多所。因此，大学至少有60多位副部级干部，还有4000位厅级干部。按照大学问题专家熊丙奇教授的分析，“985”高校的党政领导班子一般有领导13至15人，党政机构30个左右，机关工作人员四五百人（其中处级干部100多人）。 (范文网 fanwen.oyaya.net) “试想一下，我国各行各业，除了高等教育、大学之外，还有哪个行业部门，能拥有如此密集的官员特别是高行政级别的官员，并组成蔚为壮观的‘官场’？”有学者这样发问。
事实上，拥有行政级别或行政职务的高校“官员”，往往也更容易占据晋职评级评优的各类榜单。
教育部2009年评选的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当中，100位获奖者担任行政职务的占九成，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仅占一成。在同年评选的两院院士中，35名中科院院士，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48名工程院院士，超八成是现任官员；特别是60岁以下新当选的工程院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你只要查阅一下各个高校的人员名单就可以发现，一个大学真正的专职教师最多一两千人，而机关、后勤人员往往数千上万人，而这些人员绝大多数不仅具有行政级别，同时还拥有学术职称。”著名杂文作家、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魏剑美如此感慨。
而石定果提到行政权力对学校管理的过度干预，只是高校“行政化”的一个方面。一些大学老师对此感受更为直接。合肥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吴秋芬教授说：“在招生计划、教学科研项目、学位点及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等名目繁多的建设工程的立项审批中，行政力量强行介入，强化了对学校的干预。”
除了外部的行政干预，学校内部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凌驾与挤压同样让人倍感忧虑。
24岁的王俊雄是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生物技术专业毕业生，他在上海警备区服役两年后，退役返校成为一名保安员。1月4日，正在校门口执勤的王俊雄向记者表示，“学校对我很关心，做保安挺开心的。”根据学校规定，王俊雄可享副科级干部待遇，试用期工资1650元，正式录用后月薪2000多元，与他同一批返校做保安的本校毕业生还有梁正权和陈聪。该校保卫处处长刑连义介绍，2009年，保卫处招收了退伍返校的大学生士兵周俊杰和徐铮，他们从保卫处的保安职位做起，如今，周俊杰已调任学校管理系行政秘书，徐铮成为学校园林系党政秘书。不难看出，与其说保安职位让人满意，不如说“副科级”待遇以及未来的仕途发展潜力更让人满意。
原本应当市场化的高校后勤服务体系，却被纳入官场序列，“副科级保安”背后，显现出高校“行政化”的冰山一角。
《嘹望东方周刊》曾总结了大学“行政化”的五个特点：一是大学官场化，校长与政府官员“交换”频频。二是资源分配行政化，“官老爷”把持一切，在职称评定、课题申报等重要学术资源的分配中，行政领导往往享有“特权”挤占有限的学术资源。三是评价机制一元化，各种大课题和奖项多为政府所设，得到这些奖项，意味着学术地位受到认可；得不到这些奖项，意味着被排斥在主流学术圈之外。四是教授人格矮化，有多少一级学科，多少研究基地，获得了多少社科基金，发表了多少论文，都是学校各级领导的政绩，正是在功利性的高压下，我们看到了教授剽窃等人格矮化的怪现状。五是学生世故化，本科生学会了行贿教师换学分，研究生忙于为“老板”做项目而无暇顾及学业，学生团体几乎成为“官僚试验田”或“微型名利场”。
早在10多年前，有“魔芋大王”美誉的安徽大学教授何家庆就直指学校“行政化”越来越严重，官僚迹象明显。2007年4月25日，因无法忍受大学“行政化”给自己的学术研究造成的羁绊，他向学院申请提前退休。
2008年，南京大学教授董健更是在广州“公众论坛”上炮轰“校长官员化”现象。他指出，现在许多大学校长已经官员化，不再是教育家，“这是可悲的”。
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时，直言目前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他表示，“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次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布，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要逐步改变政府对学校管理以及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当年7月29日正式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在正文中删除了征求意见稿中的“逐步”二字，“去行政化”成为教育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
高校“行政化”的症结何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国大学‘行政化’绝不是一堆可以随时拆卸的积木，而是有着深厚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心理基础和体制根源的社会现象。”陕西教育学院副院长文明教授从三个方面指 《高校“去行政化”，路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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