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小先生制
再次，从儿童福利与身心健康的角度，有人提出小先生制是变相“童工”，1936年的《生活教育》登载了一位大学教授的发言“如果从儿童福利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可以说是一种完全变形的‘童工’制。扫除文盲的事业是所有能读书识字的‘识字人，应负的责任。”¨叼当时，持这一观点的也大有人在，“我们强迫儿童为社会服务，敢问把儿童牺牲到何种程度？这儿童们的天真，真是被消磨殆尽了！”在这种相对偏激的观点的影响下，小先生制的推行面临一系列伦理道德上的质疑与挑战，这无疑又是一重阻力。
面对各方而来的质疑之声和小先生制推行中存在的种种困境，陶行知及其支持者也早有发觉，并提出措施完善小先生制，乃至与反对者展开一系列论战。对于小先生时间、能力有限这一质疑，陶行知似乎早有预料，早在1935年，他就提出“有些人怀疑小学生没有功夫，笼统的抱了一个时间不够的成见，把小先生运动耽误了。”在他看来，每天让小先生一连教两三个钟头是不现实的，因而“劝告小先生，每天教人不要超过半小时。”对于小先生教成人的能力，陶行知认为一个六七岁地孩子把日常学到的字词教给家人是和拍皮球一样的容易。因此，不存在小先生能力不够的问题。而对于找学生难和学生流失的问题，陶行知认为防止学生流失的办法其一是“不要摆架子”二是“钉住你的学生也让你的学生钉住你”，如果学生不来上课，小先生可以实施强迫教学法，如《小先生歌》中“你没有功夫来学，我教你在牛背上哼”。陶行知鼓励小先生采取各种方式钉住他们的学生，并分别为小先生和他们的学生提供《小先生履历表》、和《小先生所教学生履历成绩表》，方便导师跟踪小先生及其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这些措施可以看出，陶行知对于小先生时间能力有限，学生流失等问题早有预料，但实际推行情况受具体的教学环境、教学方式影响而不尽相同，出现了一些阻碍并遭到时人的质疑也再所难免。然而，针对小先生是否为变相“童工”的问题，则引发了一场论战，在上述小先生是变相“童工”的言论发表之后，紧接着出现《小先生的抗议》一文，文中质疑“将小先生说成是变形的‘童工，制。那么教授是反对小先生的啰。试问，小先生现在进行的抗日救国援助活动，教授也要反对吗？”这场论战中的反对小先生制的言论中，大致反映了当时大学教授所代表的讲坛和知识分子，对陶行知倡导小先生运动以及领导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些看法。陶行知和他一起活动的、超越了老少年龄界限的集团，与教授和部分知识分子们不同，他们充满了迫切的危机感。而论战发生的1936年夏天，全国救国联合会成立，上海正处在“抗日救国”的漩涡之中。小先生也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与此同时，小先生制也随着全面抗战的临近而出现转型。
三、抗日战争中小先生制的转型
在30年代的中国，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小先生也更多地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更多的在普及识字教育的同时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此时的小先生制也逐渐由普及教育的工具向动员民众的工具转变，这一转型是时代需求使然，与之前的小先生制相比，加入更多与抗日相关的元素，也面临一系列新的困惑。
1939年，陶行知把主编的《生活教育》改名为《战时教育》，并极力把小先生制推行到战时教育中，他在《抗战时期之小先生》一文中提出“在与日本帝国主义拼命的时候，小先生要把他们的小小力量贡献出来，所认的字和所读的书，都要和这个大目的紧紧的配合起来。”。但事实是，“当时的一般老百姓没有受过教育，不知国家的现状，也不知怎样救国”，在教育落后、经济困难的环境下，要靠学校或政府去教育民众也是十分不易的。因此，在当时的战时环境中，以小先生制为工具动员民众，使他们懂得“和日本鬼子拼命的道理”十分紧迫和重要。
抗日战争时的小先生制为了配合战争的宣传动员，在其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转变。首先是教学内容的变化，由普及识字教育转向普及抗战教育，更加注重意识训练与精神训练，训练包括“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中国抗战的现状、如何参加抗战援助抗战”等，小先生每天教学生时，要先将当天的时事告诉他，并指地图给他看，再把当天学校里大先生所讲的与抗战有关的讲给他，最后把时事中地名人名里的生字教他认识。从这一授课流程可以看出，战时小先生制的授课是以抗战动员为中心的，精神意识层面的动员超越了具体的识字扫盲。其次，形式上多采用童军组织，并开展丰富多彩的抗日宣传活动。关于组织形式上的改变，陶行知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组织不必呆板的用小先生名义，有时抗敌服务团等等组织要比较有效些”。葛向荣在《国难期中小先生制的推行》一文中提出小先生采用童军组织，“其编制与训练，均有一定方案，比较切合实际。”这种小先生团或童军的组织形式，使小先生们更容易开展动员群众的抗日宣传活动，陶行知也提出“小先生一遇到机会，便需在救国的具体工作上积极参加，如献金、募寒衣、写慰劳信、慰问抗战军人家属，以增加抗战力量。”的确，在当时，小先生们在学校听课时间大量缩短，而转向以社会服务为中心，开展上门施教、话剧公演、慰问劳工等活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抗战力量。最后，是小先生教的学生与之前相比大量增加。抗日战争前，一个小先生一般只教两三个学生，最多也不超过五个，而在战争的紧急关头，“自然我们一切都力求其快，办起来快，推行也快，效力也要来的快。”中国人口众多，抗战动员需要快而有效的进行，小先生除了“每人须找到一人至二人为固定学生”外，还需要找临时学生——“遇到人即与谈话，教他识字，告诉他抗战的情况。”这使得当时有些小先生教了二十几个乃至三十几个学生，小先生教的学生数量因战时环境的迫切性大大增加。
从小先生制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种种变化可以看出，小先生逐渐脱离识字扫盲教育，更多地为抗战宣传动员服务。战争环境中，小先生们动员宣传时间的增加也造成了小先生的普遍厌学，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背离了陶行知普及教育的初衷，小先生制逐渐转变为动员民众的工具。
小先生制是上世纪三十年代陶行知为普及教育而进行的教育方式改革，适应了当时师资奇缺、经费匮乏、谋生与教育难以兼顾、女子教育困难的教育现状。这一教育方式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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