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祝福》中的新旧两代知识分子
冲突与困惑 关于《祝福》中的新旧两代知识分子
◎何红霞
《祝福》是高中语文名篇，历来是受重视的篇目，可说是解读殆尽，挖无可挖，是被分析得最透彻的经典之一。但是历来的分析都脱不了意识形态的窠臼，无一例外地从封建与反封建、压迫与抗争的角度进行研读和讲授，或者从女性悲剧命运这一方面来研习。但是，文本的解读是多元的，不应以某种既定的意识为囹圄，可以大胆地进行多角度尝试。这也是开发学生主体意识，训练师生发散性思维的重要途径。本文就尝试以《祝福》的次要人物——鲁四老爷和“我”——为突破口来重新研习文本。
传统的解读中，鲁四老爷是封建卫道士的代表，是顽固不化、死守礼教的反面人物，他戕害了祥林嫂，残忍自私，毫无同情心。而“我”则是一个线索人物，贯串起祥林嫂的故事片断以完结这篇小说，是个“维新”失败的人物。一般而言，历来的解读对“我”的认知与定位是：一个思想开化、进步向上的为国家、民族前途而奔走效力的现代知识分子。那么，与此相对，鲁四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个传统时代的旧知识分子呢？这是可以的。本文即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研习文本：鲁四和“我”是清末民初的新旧两代知识分子。他们的学识和理想，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以及以各自理想的实现对社会的影响与改造所取得的成效是完全不同的，而祥林嫂则可说是他们理想与信念投射的一个焦点，这些在文本中都能很好地体现出来。
一、“维新”与“守旧”：新旧两代知识分子的学识和理想
鲁四老爷见了“我”之后就大骂新党。在我们看来简直是笑谈，但这恰好是两代知识人理念冲突的绝佳体现。我们先依循文本来看看清末明初的这一对典型的新老文人在学识和理念上的不同。
文中说鲁四是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并且详细描述了他的书房：
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
“监生”是帝制时代科举制度的产物，也就是国子监生员的意思。也就是说鲁四这一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是功名，他们是在“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样的金榜题名思想下教导成长起来的。(语文教学论文 fanwen.oyaya.net)明清科举读“四书”，重八股。因此鲁四书案上有《近思录集注》《四书衬》——这是旧知识人知识的来源。
不仅如此，他还是个“讲理学”的监生。“理学”二字是个关键信息，是鲁四“三观”的来源，也可以说是他认知世界的准则。上述引文中有证据：陈抟老祖及对联“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品节详明德行坚定”。陈抟继承汉代以来的象数学传统，并把黄老清静无为思想、道教修炼方术和儒家修养、佛教禅观会归一流，对宋代理学有较大影响，后人称其为“陈抟老祖”、“睡仙”、希夷祖师等。他可算是理学宗师之一。而那副对联所体现的理、气、心、性，品、节、祥、和等思想恰是理学的核心。也就是保持通达明智的心态来看待万物，心内心外祥和安定，一切皆应保持安静与不变。但是理学也讲求“存天理、灭人欲”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观念，而且越到后来这样的观点就越突出，也就是历来备受批评的封建礼教。
尽管从鲁四书房的疏于归置可忖度他是一个伪理学者，但是在传统教育体制下，他受到的这方面的影响不会少。
这一代晚清旧文人对社会的看法是静止不前的，以安定为要务，所以他们绝不可能有改造的想法。在所谓道统的理念之下，一切的试图改革者都被视为离经叛道。所以到了民国初年，鲁四还在大骂新党。我们可以说这是鲁镇所处偏僻，未曾得知外面世界的翻天覆地所致。但似乎也有些说不过去，鲁镇在浙江，非卑鄙之地，晚清以来革命屡见。笔者倒是觉得鲁四完全知道外面世界已改朝换代——由帝国到民国，但在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思想的影响下，以革命的肇始者康梁新党为破坏道统的始作俑者而对其大加挞伐。当然“我”也是他一杆子打翻的一船人之一。
从“我”的角度来说，鲁四是顽固不化的愚昧理学之人，和孔乙己是一类，只不过由于贫富有别而鲁四为乡绅，孔乙己为“文丑”。
那么“我”呢？又有着怎样的学识和理念呢？
联系作者鲁迅先生的经历以及他的另外两篇同样以“离乡——归乡——离乡”模式创作的小说《故乡》和《在酒楼上》可以看出，以“我”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是现代（东西洋）知识文化，重视科学和民主，大多怀有济世之志，上下求索的是欲使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而对此显得万分迫切。在家乡人眼中，“我”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因此祥林嫂才来求教灵魂的有无。
新知识分子自由成长于旧文化传统之中，他们以他们后来形成的新世界观来审视旧传统，认为那是造成中国停滞不前的顽疾，必须革除。
二、“谬种”和“说不清”：新旧两代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体认
尽管特定时期的两代知识分子差异如此悬殊，但是他们都具备改造社会的理想，只是由于具有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所以他们对社会的体认各不相同。
鲁四是（假？）理学先生。理学在北宋是士大夫欲与君主共治天下的理论基础，尤其以张载所提出的“三立”思想为代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传统士大夫（旧知识分子）经邦济国理想的最高境界。然而，理学的品格每况愈下。到了清末民初，在科举废除，旧文人无法流入上层干预“国是”之后，他们在坚持所谓“道统”的时候提倡得更多的仅仅是理学的负面成分，比如妇女贞节观等等。
所以，鲁四对民初社会的体认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天崩地裂，礼崩乐坏，人心不古，而造成这一不堪局面的“元凶”就是康梁新党，而且这样的改革与革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于鲁四这样的占有田产宅邸的旧乡绅而言，无疑是对他们财产和威望的极大冲击，所以到了民国初年还见了侄子就大骂新党来解恨。
他极力维护礼教的行为其实是对“武官上马定乾坤，文官走笔安天下”的承平旧日的怀念。因此他对任何有违礼教的行为皆斥为离经叛道，所以对祥林嫂的“克夫命”深恶痛绝，对她的死在所不惜，甚至称其为谬种。
然而在辛亥革命推翻旧帝制之后，鲁四也只能在小小鲁镇发号施令，继续艰难维持着乡绅的体面，苟延残喘，死而不僵。
再看以“我”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体认。他们的先锋以鲁迅先生的另一篇小说《药》中的夏渝为代表，其实是暗指鉴湖女侠秋瑾。他们倒是真正继承了张载“三立”的精神旧酒，只不过装入了革命的新瓶。
他们对社会有深刻的体认，但是又难以摆脱旧式文人的清高与不谙底层民生的疾苦。在《祝福》中有很好的体现。“……，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拜的却只限于男人……”他深刻认识到底层妇女因为贫富的差距有的有银镯子有的却带不起，但是不论贫富，她们都被剥夺了拜神的权利，这是典型的男女不平等，鲁迅先生安排这一细节自有深意。
再看祥林嫂。“我”是她故事的转述者，他认识到祥林嫂被卖来卖去的悲惨命运。即使能够靠自己的劳动来谋生，但是礼教纲常却束缚住了她的手足，并最终将她“勒死”；另外，人们以听取她反复叙述自己的苦难来获得自我优越性，将自己的低级快乐建立在同类的伤痛之上。特别是几次对钱的描写。祥林嫂每月工钱五百文，等于半块钱。她婆婆将她卖了八十千，娶小儿媳仅花了五十千，邻人称其精明。也就是八十块和五十块就可以买卖一名妇女。做这样事情的竟然也是女性。新一代知识分子深知：礼教的吃人，妇女地位极端低下，女工工资之低下，人与人（妇女之间）毫无物伤其类的怜悯之情。鲁镇小社会，中国大国情。
但是，作为新知识分子的“我”看似对民国之病体察深刻，但却难以感同身受。他觉得郁闷无聊，觉得“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一块钱是祥林嫂两个月的血汗工钱，才够买一碗鱼翅（这还是按旧价钱算），而“我”却觉得物美价廉，似乎在回忆祥林嫂故事时对经济的敏感神经完全麻木了。其实，“我”根本不可能切身体会底层的拮据，长于地方士家，求学于通都大邑抑或东洋西洋，“君子固穷”的窘迫很少真正经历。所以新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体认自以为很深邃，对社会的规划蓝图不可谓不宏大，但是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他们并未真正认识清末民初极端贫困愚昧的中国底层社会。那么建立在此体认基础上的改造理想便脆弱得不堪一击，诸如乞丐祥林嫂的一问，只能含糊其辞一句“说不清”。
三、醉醺醺的天地圣众：两代人的困惑
一句“说不清”从精神支柱的层面给了祥林嫂最后猛的一击。这也是对新知识分子救国梦的沉重一击。
新知识分子自认胸怀绝学，心忧天下，并且对民生弊病多有体认。就如《故乡》和《在酒楼上》所写，他们早年离乡，为着改造中国的理想去奔图求索，现在民国肇造，却发现新社会不尽如人意，因为知识分子的意识总是超越于他们所生存的时代的，于是他们失望至极，加上生计维艰，于是萌发回乡之思，但这并不是衣锦还乡，而是少年子弟江湖老，铩羽而归。而辛亥革命仅仅止于一场革命者的革命，加上知识人对社会变革的过于迫切，于是故乡展现的无疑是毫无起色的贫瘠和愚昧。而往日的同志皆已云散，“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即使相遇也同是天涯沦落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更是以教授《诗经》、《尚书》为生，这些都是他们曾经反对的传统。
济世之志被挫败之后他们的精神似乎没了支柱，但总还是对未来保持着希望，在《故乡》中的这种希望被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而三年后创作的《祝福》中就连这点希望也没有了。祥林嫂是最底层国民之一，正是他们欲解救的对象之一，但是却连她的一个关于灵魂有无的问题都无法回答，那又谈何解民于倒悬呢？所以，此刻“我”的理想彻底破灭，同时也陷入了对家国命运的无限困顿中，无法排遣，百无聊赖，以至于以祥林嫂死了便是解脱这样的理由宽慰自己的无能。文末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我”以醉醺醺的天地圣众无法给人祝福这一典故来讽刺故乡的愚昧，同时也在祭奠自己逝去的改革梦。
文中似乎并没有交代旧文人们的困顿，其实这是显而易见的。理学，不管是健康如张载的“三立”宏愿，还是病变如晚清的畸形贞节观，都是旨在缔造一个等级有差、井然有序的承平天下。鲁四可以不让祥林嫂碰福礼祭器来表达其对道统的坚持，但作为乡绅，他对地方的治理，对民心的风化却是极其失败的：人心不古，残忍自私。
文中多次出现的和平馨香的祝福场景：“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看似一片祥和，但是白雪下却掩埋着祥林嫂这样的乞丐。
如果说传统的注重从祥林嫂等女性人物来分析的解读角度，是从社会底层来知人论世，那么从两代知识分子的视角来解读，则是高屋建瓴地从本质上在中国社会、历史的传统中来更加深刻地认识当时的社会和人物的命运，这也算是一种尝试。
参考文献：
[1]鲁迅.彷徨[M].北新书局，1927.
[2]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
[4]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4.
(何红霞 江苏省泰兴中学 225400) 《关于《祝福》中的新旧两代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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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红霞
《祝福》是高中语文名篇，历来是受重视的篇目，可说是解读殆尽，挖无可挖，是被分析得最透彻的经典之一。但是历来的分析都脱不了意识形态的窠臼，无一例外地从封建与反封建、压迫与抗争的角度进行研读和讲授，或者从女性悲剧命运这一方面来研习。但是，文本的解读是多元的，不应以某种既定的意识为囹圄，可以大胆地进行多角度尝试。这也是开发学生主体意识，训练师生发散性思维的重要途径。本文就尝试以《祝福》的次要人物——鲁四老爷和“我”——为突破口来重新研习文本。
传统的解读中，鲁四老爷是封建卫道士的代表，是顽固不化、死守礼教的反面人物，他戕害了祥林嫂，残忍自私，毫无同情心。而“我”则是一个线索人物，贯串起祥林嫂的故事片断以完结这篇小说，是个“维新”失败的人物。一般而言，历来的解读对“我”的认知与定位是：一个思想开化、进步向上的为国家、民族前途而奔走效力的现代知识分子。那么，与此相对，鲁四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个传统时代的旧知识分子呢？这是可以的。本文即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研习文本：鲁四和“我”是清末民初的新旧两代知识分子。他们的学识和理想，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以及以各自理想的实现对社会的影响与改造所取得的成效是完全不同的，而祥林嫂则可说是他们理想与信念投射的一个焦点，这些在文本中都能很好地体现出来。
一、“维新”与“守旧”：新旧两代知识分子的学识和理想
鲁四老爷见了“我”之后就大骂新党。在我们看来简直是笑谈，但这恰好是两代知识人理念冲突的绝佳体现。我们先依循文本来看看清末明初的这一对典型的新老文人在学识和理念上的不同。
文中说鲁四是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并且详细描述了他的书房：
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
“监生”是帝制时代科举制度的产物，也就是国子监生员的意思。也就是说鲁四这一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是功名，他们是在“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样的金榜题名思想下教导成长起来的。(语文教学论文 fanwen.oyaya.net)明清科举读“四书”，重八股。因此鲁四书案上有《近思录集注》《四书衬》——这是旧知识人知识的来源。
不仅如此，他还是个“讲理学”的监生。“理学”二字是个关键信息，是鲁四“三观”的来源，也可以说是他认知世界的准则。上述引文中有证据：陈抟老祖及对联“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品节详明德行坚定”。陈抟继承汉代以来的象数学传统，并把黄老清静无为思想、道教修炼方术和儒家修养、佛教禅观会归一流，对宋代理学有较大影响，后人称其为“陈抟老祖”、“睡仙”、希夷祖师等。他可算是理学宗师之一。而那副对联所体现的理、气、心、性，品、节、祥、和等思想恰是理学的核心。也就是保持通达明智的心态来看待万物，心内心外祥和安定，一切皆应保持安静与不变。但是理学也讲求“存天理、灭人欲”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观念，而且越到后来这样的观点就越突出，也就是历来备受批评的封建礼教。
尽管从鲁四书房的疏于归置可忖度他是一个伪理学者，但是在传统教育体制下，他受到的这方面的影响不会少。
这一代晚清旧文人对社会的看法是静止不前的，以安定为要务，所以他们绝不可能有改造的想法。在所谓道统的理念之下，一切的试图改革者都被视为离经叛道。所以到了民国初年，鲁四还在大骂新党。我们可以说这是鲁镇所处偏僻，未曾得知外面世界的翻天覆地所致。但似乎也有些说不过去，鲁镇在浙江，非卑鄙之地，晚清以来革命屡见。笔者倒是觉得鲁四完全知道外面世界已改朝换代——由帝国到民国，但在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思想的影响下，以革命的肇始者康梁新党为破坏道统的始作俑者而对其大加挞伐。当然“我”也是他一杆子打翻的一船人之一。
从“我”的角度来说，鲁四是顽固不化的愚昧理学之人，和孔乙己是一类，只不过由于贫富有别而鲁四为乡绅，孔乙己为“文丑”。
那么“我”呢？又有着怎样的学识和理念呢？
联系作者鲁迅先生的经历以及他的另外两篇同样以“离乡——归乡——离乡”模式创作的小说《故乡》和《在酒楼上》可以看出，以“我”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是现代（东西洋）知识文化，重视科学和民主，大多怀有济世之志，上下求索的是欲使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而对此显得万分迫切。在家乡人眼中，“我”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因此祥林嫂才来求教灵魂的有无。
新知识分子自由成长于旧文化传统之中，他们以他们后来形成的新世界观来审视旧传统，认为那是造成中国停滞不前的顽疾，必须革除。
二、“谬种”和“说不清”：新旧两代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体认
尽管特定时期的两代知识分子差异如此悬殊，但是他们都具备改造社会的理想，只是由于具有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所以他们对社会的体认各不相同。
鲁四是（假？）理学先生。理学在北宋是士大夫欲与君主共治天下的理论基础，尤其以张载所提出的“三立”思想为代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传统士大夫（旧知识分子）经邦济国理想的最高境界。然而，理学的品格每况愈下。到了清末民初，在科举废除，旧文人无法流入上层干预“国是”之后，他们在坚持所谓“道统”的时候提倡得更多的仅仅是理学的负面成分，比如妇女贞节观等等。
所以，鲁四对民初社会的体认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天崩地裂，礼崩乐坏，人心不古，而造成这一不堪局面的“元凶”就是康梁新党，而且这样的改革与革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于鲁四这样的占有田产宅邸的旧乡绅而言，无疑是对他们财产和威望的极大冲击，所以到了民国初年还见了侄子就大骂新党来解恨。
他极力维护礼教的行为其实是对“武官上马定乾坤，文官走笔安天下”的承平旧日的怀念。因此他对任何有违礼教的行为皆斥为离经叛道，所以对祥林嫂的“克夫命”深恶痛绝，对她的死在所不惜，甚至称其为谬种。
然而在辛亥革命推翻旧帝制之后，鲁四也只能在小小鲁镇发号施令，继续艰难维持着乡绅的体面，苟延残喘，死而不僵。
再看以“我”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体认。他们的先锋以鲁迅先生的另一篇小说《药》中的夏渝为代表，其实是暗指鉴湖女侠秋瑾。他们倒是真正继承了张载“三立”的精神旧酒，只不过装入了革命的新瓶。
他们对社会有深刻的体认，但是又难以摆脱旧式文人的清高与不谙底层民生的疾苦。在《祝福》中有很好的体现。“……，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拜的却只限于男人……”他深刻认识到底层妇女因为贫富的差距有的有银镯子有的却带不起，但是不论贫富，她们都被剥夺了拜神的权利，这是典型的男女不平等，鲁迅先生安排这一细节自有深意。
再看祥林嫂。“我”是她故事的转述者，他认识到祥林嫂被卖来卖去的悲惨命运。即使能够靠自己的劳动来谋生，但是礼教纲常却束缚住了她的手足，并最终将她“勒死”；另外，人们以听取她反复叙述自己的苦难来获得自我优越性，将自己的低级快乐建立在同类的伤痛之上。特别是几次对钱的描写。祥林嫂每月工钱五百文，等于半块钱。她婆婆将她卖了八十千，娶小儿媳仅花了五十千，邻人称其精明。也就是八十块和五十块就可以买卖一名妇女。做这样事情的竟然也是女性。新一代知识分子深知：礼教的吃人，妇女地位极端低下，女工工资之低下，人与人（妇女之间）毫无物伤其类的怜悯之情。鲁镇小社会，中国大国情。
但是，作为新知识分子的“我”看似对民国之病体察深刻，但却难以感同身受。他觉得郁闷无聊，觉得“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一块钱是祥林嫂两个月的血汗工钱，才够买一碗鱼翅（这还是按旧价钱算），而“我”却觉得物美价廉，似乎在回忆祥林嫂故事时对经济的敏感神经完全麻木了。其实，“我”根本不可能切身体会底层的拮据，长于地方士家，求学于通都大邑抑或东洋西洋，“君子固穷”的窘迫很少真正经历。所以新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体认自以为很深邃，对社会的规划蓝图不可谓不宏大，但是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他们并未真正认识清末民初极端贫困愚昧的中国底层社会。那么建立在此体认基础上的改造理想便脆弱得不堪一击，诸如乞丐祥林嫂的一问，只能含糊其辞一句“说不清”。
三、醉醺醺的天地圣众：两代人的困惑
一句“说不清”从精神支柱的层面给了祥林嫂最后猛的一击。这也是对新知识分子救国梦的沉重一击。
新知识分子自认胸怀绝学，心忧天下，并且对民生弊病多有体认。就如《故乡》和《在酒楼上》所写，他们早年离乡，为着改造中国的理想去奔图求索，现在民国肇造，却发现新社会不尽如人意，因为知识分子的意识总是超越于他们所生存的时代的，于是他们失望至极，加上生计维艰，于是萌发回乡之思，但这并不是衣锦还乡，而是少年子弟江湖老，铩羽而归。而辛亥革命仅仅止于一场革命者的革命，加上知识人对社会变革的过于迫切，于是故乡展现的无疑是毫无起色的贫瘠和愚昧。而往日的同志皆已云散，“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即使相遇也同是天涯沦落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更是以教授《诗经》、《尚书》为生，这些都是他们曾经反对的传统。
济世之志被挫败之后他们的精神似乎没了支柱，但总还是对未来保持着希望，在《故乡》中的这种希望被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而三年后创作的《祝福》中就连这点希望也没有了。祥林嫂是最底层国民之一，正是他们欲解救的对象之一，但是却连她的一个关于灵魂有无的问题都无法回答，那又谈何解民于倒悬呢？所以，此刻“我”的理想彻底破灭，同时也陷入了对家国命运的无限困顿中，无法排遣，百无聊赖，以至于以祥林嫂死了便是解脱这样的理由宽慰自己的无能。文末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我”以醉醺醺的天地圣众无法给人祝福这一典故来讽刺故乡的愚昧，同时也在祭奠自己逝去的改革梦。
文中似乎并没有交代旧文人们的困顿，其实这是显而易见的。理学，不管是健康如张载的“三立”宏愿，还是病变如晚清的畸形贞节观，都是旨在缔造一个等级有差、井然有序的承平天下。鲁四可以不让祥林嫂碰福礼祭器来表达其对道统的坚持，但作为乡绅，他对地方的治理，对民心的风化却是极其失败的：人心不古，残忍自私。
文中多次出现的和平馨香的祝福场景：“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看似一片祥和，但是白雪下却掩埋着祥林嫂这样的乞丐。
如果说传统的注重从祥林嫂等女性人物来分析的解读角度，是从社会底层来知人论世，那么从两代知识分子的视角来解读，则是高屋建瓴地从本质上在中国社会、历史的传统中来更加深刻地认识当时的社会和人物的命运，这也算是一种尝试。
参考文献：
[1]鲁迅.彷徨[M].北新书局，1927.
[2]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
[4]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4.
(何红霞 江苏省泰兴中学 225400) 《关于《祝福》中的新旧两代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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