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规制”抑或“反思生成”:社会工作实践教学模式探析
针对反思性教学,需要对此进行再反思:拥有具备反思性实践能力的老师吗?如果具备,拥有多少?是否所有高校都拥有这样的老师?谁拥有批判和反思的能力,是老师还是学生,还是两者兼有?如何展开反思性教学?能否保证反思性实践教学的目标能够实现?反思性教学是最好的教学吗?(范明林,2003)尽管历史又翻过去十年,但坚持反思性实践的学者是否有足够的勇气与信心回答上述问题?反思性实践的权威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非权威的批判和挑战?或许应该对范明林老师提出的“反思”再“反思”。
三、未来取向:整合反思元素的技术性实践
反思性实践的教学范式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教学范式,正如范明林( 2003)所言,“各种限制条件并不能掩遮反思性教学理论及方法所蕴含的深刻理念和有用价值”。但在中国教育的现实语境下,教学班级是一个典型的非志愿的群体组合,是一个预设的情境定义,其环境的建设、规模的设置取决于教育的工业设计,而非反思性实践的需要,本身生产的是差异,而且“政治始终在场”。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其主体自觉意识的改变,主体间性的认同,批判意识的生成,在短期内不可能自生自发出来。而一旦试图提供“一套成功有效的反思性教学实践操作系统”,“解决具体的开展反思性教学的策略和技术问题”(卢真金,2007),那么反思性实践教学将不得不落人技术的窠臼中,从而使得“反思生成”异化为“反思制造”。
正如福山在《大分裂:人类的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对左派所批评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犯罪开始增多时,社会学家建议联邦政府努力消除如家庭破裂、贫困以及受教育差等问题的根源,导致约翰逊政府发起“反贫困之战”。然而此番雄心勃勃的尝试连贫困问题的边都没有触及到,就更不用说减少犯罪率了。这番努力代价高昂,而且常常产生相反的效果,并引起了选民的强烈反对。而20世纪90年代后的美国,公共政策已变得不再野心勃勃,而且更加现实了(福山,2002:167)。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同样应走更加务实的道路。
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专业实务模式建构的核心是,如何由“非专业行为”转变为“专业行为”?如何使社会工作专业由一个“学科”转变为一个“专业”?(刘继同,2012)“反思性实践”教学模式,需要改变的是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传统文化、教育体制、专业学科体系等,而非某个教师“教”或某个学生“学”的模式,改变路径依赖的成本是巨大的,这似乎与本土化的目标存在差异,如此,可能又得空喊“反思从娃娃做起”的口号。而在技术性逻辑框架中增加反思批判的元素,这是一种“技术规制”,是一种标本兼治、更加现实的做法,这本身就是对现实反思的结果,与“模仿模式”一致,它可以“同步地、有效地传递大量的知识、技能,通过个人之间的竞争加以掌握并熟练,适应了急速发展的现代化要求而普及的后发型教育的方式”(佐藤学,2001)。那种无视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现实语境,遏制技术性实践,甚至抛弃技术性实践,空谈反思性实践的做法可能不仅无法治理本源,反而更加恶化了表象。这种仅仅倡导“反思生成”的做法似乎也无益于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的发展。只要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不放弃专业化、职业化、本土化的目标,那么技术化实践教学就是其“不得不进去的铁的牢笼”。
四、结束语
本文的写作缘于笔者所倡导的“标准化案主”(臧其胜,2010),社会工作临床技能策略的最新研究成果(尚未公开发表)受到可归为持反思性实践立场的某位专家的质疑与激烈反对,对此探讨算是对双方所持价值取向的一种回应与商榷。笔者认为,技术性实践与反思性实践的教学模式各有利弊,单纯局限于某种教学模式或形式本身就是对反思的破坏,因为反思既包括个体的经验反思,又包括集体的规范(科学)反思,后者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标准化案主既是一种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评估工具:作为教学方式,它是一门艺术;作为评估工具,它是一门技术。标准源于共识,是动态更新而非僵化静止的。它强调“与剧本对话”,同伙伴合作,反思是贯穿剧本设计、表演、评估全部过程的中轴,同时成为其培育的对象。它是一种理想类型,存在于教学世界而不是生活世界,是对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世界现象的类型化的结果,“独特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教学世界应该借鉴生活世界但不可回归生活世界”(熊川武、江玲,2004)。倡导社会工作的各种价值原则是实践教学的题中之义,因而对其生活世界的本原无限索引将偏离对教学世界本身的研究。
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现实语境下,切实可行的策略应是回归基础教育,对技术性实践中的技术理性作用的范围进行限制,增加反思批判元素的设计,实现对技术理性的“规制”。具体而言,在实践教学形式上,回归课堂,选择实训教学为主,机构实习为辅;在教学模式中,选择“技术规制”,而非“反思生成”模式,或许这更符合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本土化的需要,而整合了技术与反思元素的“标准化案主”的策略或可成为比较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