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
赫德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
文/王玉英
摘 要：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多方面介入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产生及初步发展的整个过程。拟通过以往史料及近年编的《中国海关密档》，对赫德与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的关系做粗浅探索。
关键词：赫德；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
鹭宾·赫德，英国北爱尔兰人，近代中国历史上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把持中国海关长达45年之久（1863~1908）。本文拟通过对近年整编的《中国海关密档》中赫德与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相关内容的梳理，以期通过史实的陈述及赫德的自我剖析，对赫德与近代高等教育的关系做粗浅探索。
一、参与设立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肇始，其直接原因是条约压迫下对翻译人才的需要。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款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字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悉，即不用配送汉文，自此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外国公使又获得驻京的权利，于是，培养通晓外国言语之人，与外国交涉事件，便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恭亲王奕?于1861年1月13日上奏，建议咸丰帝敕上海、广东督抚，各派二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教学英语、法语，学生则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一周后，清政府就批准设馆教习。
虽然得到皇帝的首肯，设馆教习获得合法的地位，但这与同文馆的正式设立毕竟还有一段距离。获旨后奕?等洋务派随即便着经费的难题，当时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军费开支大增，再加上战争赔款，国库已无款可以动用。
1861年6月，赫德以署理税务司的身份赴北京商议中国海关事宜。在与文祥、奕訢的谈话中，他知道了清政府设馆教习的计划，赫德立刻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同意“南北各海口外国所纳船钞项下，酌提三成，由各海关按照三个月一结”，作为同文馆聘请外国教习、支付入馆学生的茶水饮食、职员工资等一切开支。1862年，英文馆正式开办。
二、“同文馆的父亲”
赫德凭借同文馆“衣食父母”的身份，尽可能地对同文馆的活动进行方方面面的介入。同文馆的两任总教习丁韪良、欧礼斐都是在赫德的建议下上任的，此外赫德还直接掌管外籍教习的任免，用赫德的话就是“要让他清楚地了解，教习要听从我的命令。”在教习暂缺的情况下，赫德还会从海关部门调一些人员短暂地替代这些教习。此外，同文馆外交人员的培养、同文馆规模的扩大、同文馆的教学管理等方面都活跃着赫德的身影。
同文馆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外交人才。1866年，在赫德的极力提议下，中国政府派遣蒲安臣出使各国，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正式出使西方各国，随同的有6个同文馆的学生充当翻译。1867年，赫德趁回国时机，又成功地提议清政府派遣以同文馆汉文教习满人斌椿为首的非正规的使团出使欧洲各国。1875年12月，中国政府派郭嵩焘和徐谦砷为驻英公使，这是中国派遣驻外公使的开端。随后，德、法、美、日等国公使馆相继成立，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在这些使馆中担任各种职务。据《同文馆题名录》记载，从1879年至1898年，在同文馆的176名学生中，有33人分别在英、法、德、俄、美、日担任外交官，39人担任翻译官，另外还有许多人担任各驻外使馆的翻译官。可以说，同文馆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晚清时期中国对外交人才的渴求。
同文馆最初是作为一个译员学校而存在的，内仅设英、法、俄三馆，30名八旗子弟，学习的课程也很单——中国文字和外国语言。1865年赫德入住北京后，不满足同文馆仅作为译员学校而存在。在赫德的提倡下，1866年，奕?向皇帝上奏，请求批准在同文馆增设一科，学习天文算学，建议学生取自举人或举人出身的官吏，以便更好更快掌握建造机器、轮船等方面的知识。1867年，算学馆正式开馆，此后许多自然科学相继介绍进馆，如，物理、化学、天文、医学等，相应的设备如物理化学实验室、博物馆、天文观象台、图书馆等也逐渐配备齐全。馆中的学生人数随之大为增加，由1865年的30人发展到1888年的120人。学生素质也逐渐提高，学校自
1867年开始实行淘汰制，1868年开始，“各省考生及第的试卷都送到总理衙门，交同文馆核阅，凡取得最高科名（进士）的考生，都列员同文馆，因此，同文馆便取得了一个国立大学的地位。”关于京师同文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同文馆的教学管理，主要体现在同文馆章程中。京师同文馆自建立至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前后制定了五个章程，共44条。从表面看，同文馆的这五个章程都是由总理衙门拟订的，但当时总理衙门对西方新式教育并没有太多的了解，所以他们几乎都是采用赫德的建议，赫德实际成了总理衙门的最高顾问。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1869年后，由总教习丁韪良直接掌管，赫德随时都对丁韪良进行启发与引导。
综上，正是在赫德的提议、倡导和直接参与下，经过40余年的发展，同文馆从一个单纯的译员学校发展为以外语为主、兼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具备现代高等学校雏形的专科学校。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同文馆的教学方法不断完善，为以后京师大学堂的创办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
三、“时事胜于人”
甲午战争失败后，同文馆设东文馆，随后日本即以教育为重点介入中国，企图从思想上入手同化中国。而泱泱大国竟被同一人种的周边小国打败，这不能不激起人们的反思，他们纷纷看到洋务学堂的局限，进而主张学习日本强国之道，全面模仿日本的办学模式，以培养国家富强所需的人才，并达到“以夷制夷”的效果。正是在推拉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开始了主要以日本教育模式为榜样的教学改革，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即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注：京师大学堂前身）。
康有为等人的行动引起了赫德的关注，他担心日本的“廉价劳力”会赶走欧洲籍的教习，通过思想同化进而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为抵制日本教育对中国的影响，赫德对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对维新变法的积极参与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他认为“这两位传教士在此间发动一场对以后将会有益的运动。他两人已掌握一些翰林，并使他们对外国事物发生兴趣，并达到渴望学习和应用的程度，这样就会从士大夫阶层中逐渐形成一种公共舆论，使他们成为要求维新的官员们的同盟而不是敌人。”
1896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向光绪皇帝上了一道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折，首次明确提出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均设学堂的建议，得到光绪皇帝的认可，但由于顽固派的反对，计划被迫搁浅。1898年6月，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在诏书中，开办京师大学堂再次提上日程。23日，正式下诏废除八股，赫德认为：“新的考试制度取代了旧科举制度，从此，测验是否胜任公职将是对各种事务的洞达，而不是舞文弄墨，星期四颁布的谕旨将革新一切，开创新的时代。”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1902年，国内局势稍加缓和后，慈禧即下旨派刑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京师大学堂的全面恢复工作，同时，为扩大大学的规模，将同文馆并入大学堂，丁韪良等人离职。赫德对丁韪良等人的离开表示了极大的遗憾，称这是中国教育在“开倒车”，对于张百熙等主要依靠日本的教育模式制定的“壬寅学制”，赫德虽担心日本会由此控制中国的教育，但他也承认，日本教育体制取自西方，并加以本土化，这对同处一个文化圈下的中国是非常有利而直接的借鉴，认为这种教学模式“就造成了一种通风条件，教育思想就可以点燃起来，而这样一种通风条件不但可以使火持续燃烧下去，而且可以把炉膛内容得下的燃柴都烧掉。中国前进得很慢，但是前进却是事实，我认为肯定会有进步的。”
从上面的史实来看，赫德对京师大学堂的开办内心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为了欧美国家尤其是英国的长远利益考虑，为了自己在教育上的权利得以继续维持，赫德对日本极力并最终成功地介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表现出极大的反感，并对英国政府对中国教育的低调深表遗憾，但另一方面，抛开政治的因素，作为一个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人士，赫德又不得不承认，相较于西方的教育模式，经过改造后的日本模式更适合于中国。更主要的是，赫德是一个非常敏感、洞察力极强的人，他敏锐地洞察到中国的进步是不可抗拒的，在致金登干的密信中，他也不止一次地提到“时势胜于人，时势会带来进步”。
赫德是近代中国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赫德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干预，是列强在教育文化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企图从文化上控制中国。列强的这种文化控制主观上并不是要使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知识而达到自强的目的，赫德作为列强，在中国的半个世纪中，他一直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力。只有看到这些，我们才能正确解释赫德对京师同文馆家长式的控制，才能理解甲午战争后，面对日本在中国高等教育上的势力膨胀，赫德表现出的极大的反感。同时，赫德又是一位接受西方高等教育并且有着深厚中国文化底蕴的人，他深刻地洞察到中国民众中孕育着的强大民族凝聚力，正是在这种认知下，赫德不主张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暴力掠夺，客观上也把西方教育模式引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
［2］王宏斌。赫德爵士传。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
［3］陈霞飞。中国海关密档。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95.
［4］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
（作者单位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安吉艺术高级中学） 《赫德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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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玉英
摘 要：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多方面介入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产生及初步发展的整个过程。拟通过以往史料及近年编的《中国海关密档》，对赫德与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的关系做粗浅探索。
关键词：赫德；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
鹭宾·赫德，英国北爱尔兰人，近代中国历史上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把持中国海关长达45年之久（1863~1908）。本文拟通过对近年整编的《中国海关密档》中赫德与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相关内容的梳理，以期通过史实的陈述及赫德的自我剖析，对赫德与近代高等教育的关系做粗浅探索。
一、参与设立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肇始，其直接原因是条约压迫下对翻译人才的需要。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款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字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悉，即不用配送汉文，自此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外国公使又获得驻京的权利，于是，培养通晓外国言语之人，与外国交涉事件，便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恭亲王奕?于1861年1月13日上奏，建议咸丰帝敕上海、广东督抚，各派二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教学英语、法语，学生则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一周后，清政府就批准设馆教习。
虽然得到皇帝的首肯，设馆教习获得合法的地位，但这与同文馆的正式设立毕竟还有一段距离。获旨后奕?等洋务派随即便着经费的难题，当时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军费开支大增，再加上战争赔款，国库已无款可以动用。
1861年6月，赫德以署理税务司的身份赴北京商议中国海关事宜。在与文祥、奕訢的谈话中，他知道了清政府设馆教习的计划，赫德立刻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同意“南北各海口外国所纳船钞项下，酌提三成，由各海关按照三个月一结”，作为同文馆聘请外国教习、支付入馆学生的茶水饮食、职员工资等一切开支。1862年，英文馆正式开办。
二、“同文馆的父亲”
赫德凭借同文馆“衣食父母”的身份，尽可能地对同文馆的活动进行方方面面的介入。同文馆的两任总教习丁韪良、欧礼斐都是在赫德的建议下上任的，此外赫德还直接掌管外籍教习的任免，用赫德的话就是“要让他清楚地了解，教习要听从我的命令。”在教习暂缺的情况下，赫德还会从海关部门调一些人员短暂地替代这些教习。此外，同文馆外交人员的培养、同文馆规模的扩大、同文馆的教学管理等方面都活跃着赫德的身影。
同文馆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外交人才。1866年，在赫德的极力提议下，中国政府派遣蒲安臣出使各国，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正式出使西方各国，随同的有6个同文馆的学生充当翻译。1867年，赫德趁回国时机，又成功地提议清政府派遣以同文馆汉文教习满人斌椿为首的非正规的使团出使欧洲各国。1875年12月，中国政府派郭嵩焘和徐谦砷为驻英公使，这是中国派遣驻外公使的开端。随后，德、法、美、日等国公使馆相继成立，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在这些使馆中担任各种职务。据《同文馆题名录》记载，从1879年至1898年，在同文馆的176名学生中，有33人分别在英、法、德、俄、美、日担任外交官，39人担任翻译官，另外还有许多人担任各驻外使馆的翻译官。可以说，同文馆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晚清时期中国对外交人才的渴求。
同文馆最初是作为一个译员学校而存在的，内仅设英、法、俄三馆，30名八旗子弟，学习的课程也很单——中国文字和外国语言。1865年赫德入住北京后，不满足同文馆仅作为译员学校而存在。在赫德的提倡下，1866年，奕?向皇帝上奏，请求批准在同文馆增设一科，学习天文算学，建议学生取自举人或举人出身的官吏，以便更好更快掌握建造机器、轮船等方面的知识。1867年，算学馆正式开馆，此后许多自然科学相继介绍进馆，如，物理、化学、天文、医学等，相应的设备如物理化学实验室、博物馆、天文观象台、图书馆等也逐渐配备齐全。馆中的学生人数随之大为增加，由1865年的30人发展到1888年的120人。学生素质也逐渐提高，学校自
1867年开始实行淘汰制，1868年开始，“各省考生及第的试卷都送到总理衙门，交同文馆核阅，凡取得最高科名（进士）的考生，都列员同文馆，因此，同文馆便取得了一个国立大学的地位。”关于京师同文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同文馆的教学管理，主要体现在同文馆章程中。京师同文馆自建立至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前后制定了五个章程，共44条。从表面看，同文馆的这五个章程都是由总理衙门拟订的，但当时总理衙门对西方新式教育并没有太多的了解，所以他们几乎都是采用赫德的建议，赫德实际成了总理衙门的最高顾问。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1869年后，由总教习丁韪良直接掌管，赫德随时都对丁韪良进行启发与引导。
综上，正是在赫德的提议、倡导和直接参与下，经过40余年的发展，同文馆从一个单纯的译员学校发展为以外语为主、兼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具备现代高等学校雏形的专科学校。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同文馆的教学方法不断完善，为以后京师大学堂的创办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
三、“时事胜于人”
甲午战争失败后，同文馆设东文馆，随后日本即以教育为重点介入中国，企图从思想上入手同化中国。而泱泱大国竟被同一人种的周边小国打败，这不能不激起人们的反思，他们纷纷看到洋务学堂的局限，进而主张学习日本强国之道，全面模仿日本的办学模式，以培养国家富强所需的人才，并达到“以夷制夷”的效果。正是在推拉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开始了主要以日本教育模式为榜样的教学改革，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即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注：京师大学堂前身）。
康有为等人的行动引起了赫德的关注，他担心日本的“廉价劳力”会赶走欧洲籍的教习，通过思想同化进而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为抵制日本教育对中国的影响，赫德对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对维新变法的积极参与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他认为“这两位传教士在此间发动一场对以后将会有益的运动。他两人已掌握一些翰林，并使他们对外国事物发生兴趣，并达到渴望学习和应用的程度，这样就会从士大夫阶层中逐渐形成一种公共舆论，使他们成为要求维新的官员们的同盟而不是敌人。”
1896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向光绪皇帝上了一道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折，首次明确提出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均设学堂的建议，得到光绪皇帝的认可，但由于顽固派的反对，计划被迫搁浅。1898年6月，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在诏书中，开办京师大学堂再次提上日程。23日，正式下诏废除八股，赫德认为：“新的考试制度取代了旧科举制度，从此，测验是否胜任公职将是对各种事务的洞达，而不是舞文弄墨，星期四颁布的谕旨将革新一切，开创新的时代。”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1902年，国内局势稍加缓和后，慈禧即下旨派刑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京师大学堂的全面恢复工作，同时，为扩大大学的规模，将同文馆并入大学堂，丁韪良等人离职。赫德对丁韪良等人的离开表示了极大的遗憾，称这是中国教育在“开倒车”，对于张百熙等主要依靠日本的教育模式制定的“壬寅学制”，赫德虽担心日本会由此控制中国的教育，但他也承认，日本教育体制取自西方，并加以本土化，这对同处一个文化圈下的中国是非常有利而直接的借鉴，认为这种教学模式“就造成了一种通风条件，教育思想就可以点燃起来，而这样一种通风条件不但可以使火持续燃烧下去，而且可以把炉膛内容得下的燃柴都烧掉。中国前进得很慢，但是前进却是事实，我认为肯定会有进步的。”
从上面的史实来看，赫德对京师大学堂的开办内心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为了欧美国家尤其是英国的长远利益考虑，为了自己在教育上的权利得以继续维持，赫德对日本极力并最终成功地介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表现出极大的反感，并对英国政府对中国教育的低调深表遗憾，但另一方面，抛开政治的因素，作为一个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人士，赫德又不得不承认，相较于西方的教育模式，经过改造后的日本模式更适合于中国。更主要的是，赫德是一个非常敏感、洞察力极强的人，他敏锐地洞察到中国的进步是不可抗拒的，在致金登干的密信中，他也不止一次地提到“时势胜于人，时势会带来进步”。
赫德是近代中国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赫德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干预，是列强在教育文化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企图从文化上控制中国。列强的这种文化控制主观上并不是要使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知识而达到自强的目的，赫德作为列强，在中国的半个世纪中，他一直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力。只有看到这些，我们才能正确解释赫德对京师同文馆家长式的控制，才能理解甲午战争后，面对日本在中国高等教育上的势力膨胀，赫德表现出的极大的反感。同时，赫德又是一位接受西方高等教育并且有着深厚中国文化底蕴的人，他深刻地洞察到中国民众中孕育着的强大民族凝聚力，正是在这种认知下，赫德不主张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暴力掠夺，客观上也把西方教育模式引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
［2］王宏斌。赫德爵士传。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
［3］陈霞飞。中国海关密档。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95.
［4］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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