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形成面临的困难

（易宪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于2002-12-17 12:42:36发布）

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并不在于民众的知识教育水平、个人能力及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在于制度。作者认为，如果政府与民争利，随时都想控制民众生活权利的空间，想掠夺民众个人财富或其财富掠夺得不到保护，那么中产阶层社会要形成是不可能了。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建立全面的小康社会；该蓝图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这个蓝图的提出让理论界耳目一新，人们将面对着许多新的课题。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社会如何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则是建立全面的小康社会之重心。由此，最近媒体与学界对中产阶层关注与讨论也就多了。

　　但是从最近不少的讨论来看，人们更多的关注是未来中产阶层社会的意义、结构及对未来社会之影响，关注的是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趋向，关注的是中产阶层财富的占有数量及占有方式，关注的是几年后中产阶层可能出现的规模等。一句话，人们关注的是中国未来中产阶层的结果，而不是其形成过程。如果我们要问中国中产阶层如何才能形成？当中有哪些多少约束条件与困难？目前有多少约束条件没有满足？又有哪些困难与问题？这些困难与问题通过怎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政府与个人应该做些什么？等等，这可能把问题讨论引入一个新的角度了。因为，如果不能从事情的发展过程中去找事物真相，寻找其发展内在根据，也就无法找到达成其目标的途径与方法，也就无法把美好的理想转化为生活的现实。


步入中产阶层社会过程漫长


　　一般来说，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来看，中产阶层是指社会中所处于中间部分的一个阶层。而这个阶层有人把它看作是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当然也有人把中产阶层看作是一种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按照这种工作方式及生活方式而描述其消费倾向。按照这样的标准，在目前不少发达的国家中，这群人占整个社会总人口的80%。他们是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也决定着这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对于中国，与中产阶层社会的出现应该是相去很远，尽管有中国政府机构就指出，在2005年，中产阶层就达2亿人，中国也会开始步入中产阶层之社会，但这实际上与13亿人口来比还是太少。

　　而且这种观点是过分乐观了，因为中国步入中产阶层社会并非一蹴而就的，而且是有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即使是全面的小康社会得以实现之日，但中产阶层社会也不一定会到来。因为，尽管近20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飞跃的发展，民众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但除了极少数极少数人真的富裕起来之外，中国有多少民众达到了上述所认可的中产阶层的标准呢？别看现在房地产市场与汽车市场是如何风风火火，但是真正能够有能力买房买车的人都是凤毛麟角。而更为重要的是8亿多农民还根本没有进入城市最低的生活水平线上。也就是说，目前达到中产阶层水平的人所占的比例还是很少。

　　还有，别看800万多元一辆的轿车有人购之、几千万一幢的豪宅门庭若市、挥金如土的“天上人间”类娱乐场所车水马龙，连看惯了大世面的外国人都会为之逊色。但是，这些事情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特别是对那些生活在贫穷的农村地区的农民来说，连梦都做不到的东西。看看每天我们边上所发生的事情，就知道中国民众与中产阶层的生活有多少远！早几天偶尔乘了一次公共汽车，一进车内只见人挤人、人迭人。我就问乘务员，是不是每天都是如此。她告诉我，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为什么？不就是民众为了省一元（有一种公共汽车两元车内则很空）而宁可这样做吗？如果民众的收入高一点，有谁会愿意这样做呢？更何况想通过一元一元地省出来买车买房不知要多少年？再来看生活在中国大多数中小城镇及边远地方的人，以及那些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其收入水平肯定会比北京的民众要低，那么这些人要步入中产阶层是遥不可及了。


分享的社会经济成果还是太少


　　现在要问的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了20多少年了，尽管民众的生活有所提高（那仅是在极低的水平上上升），但中国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仍然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这些人所分享到的社会经济成果还是太少。如果中国社会还是以这样的速度发展，那么再过20年后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会提高多少呢？更不要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相比了。而大多数人不能富裕起来，那么中产阶层社会如何来形成？也就是说，在目前中国这样的条件下，中产阶层社会形成还存在许多困难与障碍，但是这些的困难与障碍又在哪里？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化解这些困难与障碍呢？我们先举两个正反两面的例子，然后做点分析，或许从中能够获得一些启示。

　　据报道，在淮河蓄洪区安徽霍邱县有一个集镇叫冯井镇，它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中部地区农村。但是正是这个小小村镇的1100多名农民却牢牢地占据着北京中关村CPU芯片市场60%以上的市场份额。这些农民中多以有百万资产，也有上千万资产而成了真正的有产者。但谁会想到这个镇的农民从农村走出并成为真正的有产者也只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呢。1989年冯井镇的一个只有初中文化19岁的年青农民闯荡到了北京的中关村，开始时他以卖苦力方式谋求生计。为了生计，他开始什么活都得干，如搬运、打杂、业务员等。也正是在这里激励竞争的磨练中，他开始长知识、长识见、长能力、积累资本。一旦有一点点机会，他就办了一个小的公司经营CPU芯片生意。当他的经营站稳了之后，越来越多的冯井镇的农民也走进了中关村，打拼着中关村的CPU芯片市场。这些人一走进中关村，几年前还是识不多少汉字的农民，几年后则成了在数分钟内能用复杂零件组装一台高性能电脑的高手。可以说，这些文化水平低、知识少、资金缺乏的农民，经营高科技产品肯定不是他们的优势，但是他们走入一个好的环境、一个激励竞争的市场中，这就让他们的积极性与潜能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一旦个人的潜能能够充分地调动起来时，何事不可为呢？


企业与政府产生冲突


　　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据《南方周末》报道，在20世纪80年代初，河北省有一个卢龙县，该县城关公社四街第四生产队有62户农民，由于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把集体的财产被分成2.4万元现金和价值2.5万元的机器设备，而姚青山等32户农民分得这些机器设备。得到现金的30户农民分钱后各自散去，而分得机器设备的农民在姚青山的带领下办起了永平纸箱厂。10年后，这个当初的小纸箱发展到了总资产达2000多万元的企业集团，成了卢龙县最大规模的企业。面对着企业的发展，卢龙县政府开始向该企业伸手，试图将该企业纳入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由此企业与政府产生了严重的冲突。1992年6月，卢龙县政府突然派出县审计局进入该企业集团进行审计，并宣布停止该企业的一切经济活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遭到以姚青山为首的32户农民强烈抵制。32户农民极力主张，该企业是由他们合伙出资建成，政府没有出一分钱，未经全体股东同意，任何人都无权决定处置企业的财产。这下可恼怒了政府，一方面县检察院以莫须有的罪名批准逮捕姚青山，另一方面县法院作出该企业“破产”

的裁定，县政府随即组成多个部门参加“破产清算小组”，将该企业的产成品、部分机器设备等于廉价变卖。不下几个月，这个曾经是当地经济支柱的企业，很快就灰飞烟灭。姚青山打入牢房，其他农民的生活又回到其困苦的过去。

　　这两个案例说明了什么呢？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并不在于民众的知识教育水平、个人能力及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在于一种制度安排是扩张民众的生活权利的空间，还是控制民众生活权利的空间，甚至于剥夺民众个人生活权利的空间。如果是前者，个人的原初的禀赋仅是个人发展的一个方面，并不是个人发展的全部，重要的是这种机制能够激励民众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激励民众努力而为。我多次强制个人生活权利的张扬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最大动力，道理就在这里。如果是后者，当个人的生活权利空间被剥夺、个人的财富被掠夺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一定会停滞不前，甚至于停止。连社会经济发展都停止了，中产阶层如何可形成呢？

　　可见，如果政府与民争利，如果政府随时都想控制民众生活权利的空间，如果政府要想掠夺民众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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