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实习报告--为中国社工擎起希望的火炬！

自立堂的青年人的认可和接纳。
10月31日晚，我和一个伙伴去体验协青社的通宵外展。协青社设有专职的外展队，每晚十点至翌日清晨六点，在街上搜寻那些年龄在十八岁以下离家出走成或无家可归的青少年。每晚当值的外展工作者有四名，分成一，两队，分别驾车去搜寻。那晚，我们的搜寻地点集中在九龙。在Kafe和ViVi带领下，我们几乎搜遍了九龙的大街小巷、公园屋村、饮食游乐场所。我们遇到过四次可疑对象，但因为当晚是万圣节，很多青年只是因为贪玩逗留在外，他们会回家，所以我们没有接人回协青社。我发现外展队的工作者能在很短的时间就同青年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获得青年人的信任，与青年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是外展队工作的关键。Kafe说，他们不会责问青年人“为什么不回家”，而是转换方式，问“你刚才去了哪里”和“待会儿去哪里”，以此判断青年人是否有危机是否需要帮助。外展队将青年人接回协青社后，社工并不马上行动，而是等到青年人冲完凉、吃饱饭、美美睡一觉，获得安全感之后，社工才会介入。我觉得协青社的社工很会把握介入的最佳时机。
11月9日下午2：30—11：30，我和我的伙伴在协青社一楼蒲吧实习。刚去认识蒲吧的工作人员，就要同他们一起做游戏。实际上，除了当值社工以外，他们基本是会员，也即协青社的服务对象。协青社提供给他们这么一个机会，带有职业培训的目的。我发现在蒲吧工作，不但要学会与人沟通的技巧，还要学会青年人喜爱的运动和游戏，同他们一起玩，才有机会交流，交流才有深度。蒲吧有篮球场、乒乓球台、桌球室、健身器、游戏机、电脑房、卡拉OK房、舞蹈室，运动基本是免费的，而游戏会收取少许费用。会员以及社外的青少年都可以到这里来玩。蒲吧的人流高峰集中在下午5－7点，这时青年人已经放学、下班，有时间来蒲吧。我们实习当日，有180人次来蒲吧。
除了这些实习，我还接受了两种工作方法的培训，即危机介入法和现实治疗法。Wendy向我们讲解了危机的定义、特性、种类，形成以及发展阶段，根据发展阶段确定危机介入的最佳时机以及危机介入的步骤。现实治疗法我们在个案工作的教材中学习过，但是Wendy的讲解让我对这种工作方法有了更深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让我学会了如何将它运用到社工实务中。我们参加了男危机介入中心的个案会议，了解到另一种工作方法，即系统治疗法。社会工作者不但要与案主会谈，还要联系案主的家庭、学校，并访问案主的家庭，将案主作为系统中的一员，全方位多角度了解案主。
在实习期间，我一直在思考三个问题：第一，内地社工如何发展？第二，香港社会工作的运行模式是否适宜内地？第三，作为一名社工，我将怎样发挥自身的作用推动中国社工事业的发展？无疑，内地社工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社工的职业化尚未完成，NGO（非政府组织）也没有普遍地成长起来。上海、广州这些城市，已经有一些NGO在活动。但是这些NGO，大多为境外NGO的分支机构或受境外基金资助的机构，它们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以及能持续多久，都是值得反思的问题。总之，我相信，13亿人的中国不能靠国外的资助存活，中国NGO的萌芽、成长，必须寻找一种新的途径，必须依靠中国本土的力量来完成。
中国社工职业化的最大困难就是NGO不发达。经过十余年的教育，中国已经培养了一大批社工毕业生，并不缺乏专业社工。而中国存在社会转型期这一事实以及社会问题的潜伏性、多发性，也说明内地急需社工。问题在于，社工和社会需要之间缺乏中介机构，缺乏NGO。因此，寻找NGO发展的新途径，大力推动内地NGO的发展，是社工职业化的当务之急。
我们在香港理工大学参观时，遇到了在此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的内地十八所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代表，他们来自祖国各地。我们的实习交流以及他们的学术交流都是汇丰银行慈善基赞助的推动内地社工发展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在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的方先生的组织与主持下，我们与十八所高校的代表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交流会，共同探讨香港社工的成就以及内地社工的发展趋势。香港同仁和香港同胞资助我们来港参观、实习、交流，目的就是期望把我们培养成内地社工发展的领袖。因此，我认为我们负有打破中国社工职业化的僵局、使社工理念为全社会认知、接纳的历史责任。我们需要做什么？我认为营造NGO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环境，直接参与NGO的创立与管理，是中国社工的核心任务。
如何实现这个任务呢？我认为，首先需要营造放宽NGO注册限制的公众舆论和社会氛围。在中国内地，成立一个独立的NGO，其难度不亚于成立一个政党。在西方社会和香港社会，NGO与政府都存在一些磨擦、冲突。在经典的社会工作理论中，NGO有组织社会运动反对行政当局的不合理决策的色彩。内地的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因此将非政府组织看作反政府组织，对非政府组织的注册资格进行严格的限制和审查，甚至采取不予注册或拖延注册的方式，扼杀NGO的成长。很多草根NGO索性不注册、不与政府合作，在岩石的缝隙中成长。但是，中国政体带有强烈的行政主导性，政府占有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不与政府合作，NGO的发展仍然难以实现突破。社工应当与政府合作，NGO应当与政府合作，自觉接受政府监督，消除政府对NGO的误解和警戒，使政府正确认识NGO的功能与角色，让政府支持NGO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社工必须一方面大声疾呼，唤起社会舆论的同情；一方面耐心解释，获得行政当局的理解。
其次，社工应当广泛活动、深入社会，获取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组织的赞助，使NGO的创立运行有经费支持。中国不乏利润丰厚的大公司大企业，也不乏收入高的个体，但是这些组织和个人往往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不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因此，社工应当唤醒团体和个人的良知，使关注、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成为全社会的习惯。协青社创立之初，只有两名社工，现在已经发展为一个规模较大、全港知名的NGO。协青社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因为它将争取赞助作为工作的重点之一。协青社设有专职的经费筹集部门，专门负责拉赞助。从最初的租房、借房办公益，到现在拥有14层高的综合大楼，协青社的确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路子。协青社100余名职工的薪水以及行政费用，靠的也是社会赞助以及与社会福利署的

合作项目所获得的经费。
NGO是非营利组织，社会赞助是其存在的生命线。想方设法筹措经费，是成功经营NGO的关键。协青社筹措经费，走的并不是普通的路子，而是聪明、简捷的路子。例如，协青社注重用公众人物引起社会的关注。香港末任总督彭定康的夫人及香港特首董建华的夫人，都是协青社的赞助人。行政首脑夫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当然非一般人可比。协青社的赞助基金、赞助单位和赞助者遍及全港，与这一点不无关系。
第三，中国社工需要一批杰出的领袖。这些人，应该具有执着的理想信念、深厚的理论功底、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务实态度；这些人，应该具有深厚的个人魅力、机智的处事能力，迷人的形象气质和强烈的感召力。也许有人说，完全具备这八个特征太难了。但是，没有办法，这些正是领袖人物的特征。既然是领袖，当然与普通人有较大的区别。这八个特征，是我从李烈文、林希圣两位先生身上归纳出来的。
李烈文神父创办了协青社，林希圣先生则创办了正生会。正生会是一所戒毒机构，其宗旨是引导吸毒者戒除毒癖、重新回归社会。在香港期间，我有幸参观了正生会主办的正生书院。“正”，取自“改邪归正”；“生”取自“出生入死”。改邪归正，出生入死，正可谓正生书院的校训。正生书院是为青少年吸毒者开办的文化和职业培训学校，学生上午上课，下午做工。正生书院将许多自我毁弃乃至被社会所抛弃的青少年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并且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正生书院设在香港离岛区的长洲和大屿山，学校主体在大屿山芝麻湾附近的一条山谷中。正生书院的生存条件和生长环境，十分恶劣。书院只有几处简陋的建筑，同内地农村的民房类似。书院的教室，甚至不避风雨。有一处教室，只是用柱子撑起来的石棉瓦棚。学生用的桌椅，都是其他学校或社会废弃的。山下芝麻湾附近原来没有码头，书院的老师从长洲搭船过来时，要跳下水游上岸，然后穿着湿漉漉的衣服给学生上课。有两个学生甚至在岸边被海浪卷走。另外，书院只有一处公厕，七十八个学生上厕所要排队。从岸边上山的路原来也是泥泞的土路。为了建码头、建公厕、修山路以及注册为正式学校，林希圣先生领导正生书院的师生与政府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码头、建公厕、修山路都需要经费，需要政

《香港实习报告--为中国社工擎起希望的火炬！(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