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后的中国农业和农民

 
    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1年第12期，页71、72、74。　
    
    ＊　农业生产支出包括种植业、购置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　
    
    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劳动时间比例或者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增加。根据我们采用“机会成本”分析方法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经济损失研究，当农业剩余劳动时间达40％以上，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4－1／3的GDP。当中国向美国农产品开放市场，不是像人们所估计的只是占农业劳动力总数3.5％的1,200多万农民失业，而是在现有占1／4世界农业劳动力总数的中国农民剩余生产劳动时间比例由40－50％提高到50－60％，甚至更高的比例，他们不大会走上街头成为公开失业人群，而是大幅增加站在乡村街道“晒太阳”的时间。那幺，农业剩余劳动力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会更大。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资源浪费和经济财富损失。　
    
    三　中国最大的潜在社会矛盾将日益突出　
    
    甚幺是真正的中国？我把她概括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这“两种制度”不是指“一国两制”，如大陆和香港，而是指过去50年中国大陆长期形成的城乡居民的两种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和财政转移制度，以及两种差异甚大的生活方式。这“两种制度”的设计安排和延续，不仅导致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也是导致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悬殊的根本性制度原因。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是世界上“壕沟”最大的国家之一，同时既缺乏国家和社会对农民的经济补偿机制，也缺乏八亿农民影响国家决策和利益表达的政治民主参与机制。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2／3，但是政府财政用于农村发展的各类支出仅占总支出的10－15％，占GDP总量比重的1％左右。农民人均税费高于城镇居民人均税费，而后者人均转移支付又大大高于前者人均转移支付。1998年中国政府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国内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下滑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战略性举措，使城镇约8,400万人口直接受益，但是扩大内需的政策，如过去三年发行国债1.12万亿元，无论是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还是刺激居民消费，都是偏向仅占国土面积4％的城市及其占1／3总人口的城市人口。按不变价格计算，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7年提高了23％，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提高了10.5％　16，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为建国50年来的最高峰。此外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水平，如基础教育、计划生育服务、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公用电信服务、清洁水供应（约有一半农民没有用上自来水）等方面差距大，公共支出和公共投资分配十分不公平。如前文所述，开放市场是促进发展的手段，它本身不是目的。加入WTO会使中国和世界长期受益，但是不会自动地使八亿农民受益，或者不会自动地补偿农民受损者的利益。对外开放的目的应使人民特别是八亿农民受益。即使农民不可避免地受到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强烈冲击，也应使他们的风险最小化，使他们已经和正在损失的利益得到相应的补偿。　
    
    一个国家政府制订经济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目的是甚幺呢？应当对谁负责？显然，是对本国经济发展负责，对本国人民负责。是人民选择了政府，而不是世界市场选择政府。加入WTO之后，中国政府将承诺遵守WTO规制和相关协议。但是中国政府更应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八亿农民作出承诺，当农民利益受到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损害时，能够给以利益补偿，使他们避免成为最大的输家。　
    
    我曾于2000年9月明确向政府建议“扩大内需应使8.7亿农民17优先受益”。现在我进一步明确向政府建议“对外开放应使八亿农民18优先受益，普遍受益，实实在在地受益”，“使八亿农民市场风险最小化”。　
    
    
    
    四 如何使广大农民利益最大化，市场风险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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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建立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和经济参与制度渠道，从制度上保证国家决策代表和反映八亿农民的利益。这包括在制度上使他们充分享有公共事务信息知情权、经济利益表达权、政治民主参与权、财政分配决策投票权，以及享有国家宪法明文规定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公民权。应当恢复中国共产党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在党内最高层形成代表广大农民的政治决策代表人。应明文规定各级人大农业与农民委员会农民代表或委员不少于2／3，同时规定相应的权利和预算投票权。国家应制订《农会法》，在农村依法建立农会，反映农民利益，保护农民利益，建立与政府的信息渠道，同时从事农村社区公益活动。对民主政治决策机制与决定政府财政支出程序的经济决策机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城市统治农村，政府忽视农业，市民歧视农民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的基本格局。　
    
    其次，投资于广大农民人力资本，提高他们的人类发展能力。各级政府用于教育、卫生、计划生育、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支出同于农村的比例不低于当地农村人口比例的10－15％。这不仅符合社会公平，而且实现经济效益。因为投资于农民人力资本的社会利益远高于对非农民投资的社会收益，而对非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的私人收益高于对农民投资的私人利益。国家应创造条件并鼓励非农民特别是城市高收入居民自我人力资本投资，而将其公共服务投资重点转向占2／3总人口的农民。　
    
    第三，投资于农业及其相关领域的知识与技术，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国际出口能力。由于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的变化，中国农业发展的模式必须有重大转变，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出口比例。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出口比例的根本性战略性措施是提高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获取全球农业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广大农民使用技术的能力。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表明，对农业研究与开发（R＆D）的长期投资回报率相当高。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任何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扩散都有明显的大国规模效应。例如，袁隆平院士创造的“杂交水稻”和“超级杂交水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目前国家用于农业支出包括三大项：支持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建设后增加第四大项：农业研究与开发和农业技术开发、利用和普及专项支出，不低于政府用于农业支出（2000年达745.8亿元）的10－15％。即使如此，中国那幺大的国家，农业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比重不足0.1％。　
    
    第四，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实现“七通”，明显改善农民生活居住和生产贸易条件。今后对那些具有竞争性、盈利性，主要依托的基础设施，应打破垄断，放松管制，引入竞争机制和公开招投标制，政府基础设施投资重点应转向农村，一方面改善农村条件，一方面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劳务收入。在全国农村人口聚集较多的乡镇和较大的行政村实现“七通”，既通公用

《加入WTO后的中国农业和农民(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