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选民」和「弃民」

了克林顿当政时出现成效，他虽是民主党人，在总的经济纲领方面仍然沿续新自由主义的路线。在克林顿当政的八年中，美国实现了在低通胀率和低失业率条件下的经济高速增长。到了小布希当政时，美国的经济又进入一个衰退的周期，他企图以大幅度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
瑞典是福利国家的典型。在瑞典，政府为其公民的福利做了大量的事情，乃至流行这样的名言：政府承担其公民「从摇篮到墓葬」的全部费用。然而这样的高福利是要靠全体公民的积极工作来维持的。当出现类似於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那种人浮於事和吃大锅饭的情况时，即使像瑞典那样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也会酿成经济危机。在1994年瑞典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5，失业率上升到12，而且有钜额的财政赤字和国债。此後，瑞典进行了一定的经济改革，但福利国家的基本模式仍然保持。
德国执行社会的市场经济的体制。其要点是：一方面肯定自由竞争的经济效用，另一方面不忽视保证分配的公正。在此国家的作用是建立公正的框架条件，以阻止垄断资本和集团利己主义的力量的扩张，从而牺牲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同时要建立一种连贯的秩序政策，通过法律的规章确保竞争，促进经济增长，缓解经济发展周期的过渡波动，并保护在市场运行中处於不利地位者的权益。在这种社会的市场经济路线的指导下，联邦德国创造了战後的经济奇迹，并最终为实现德国统一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基础。
现在德国面临新的问题。一方面德国需要欧盟，这有助於维护整个欧洲的和平，也有助於扩张德国自己的经济力量；另一方面欧盟的农业补贴等高额开支也给德国的财政增添负担。现在欧盟国家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已经很高，许多重大的经济决策要在欧盟范围内解决。这自然有其有利的一面，有助於发挥各国合作的集体力量。但是这也有其不利的一面，由於欧盟的官僚机构臃肿，决策程式复杂，办事效率不高，并且常常互相牵制，议而不决，从而延缓了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发展上采取措施的时间，积压了问题或错失了良机。
如果我们从整体上考虑，尽管西方发达国家有这些不同的经济体制的模式，其优劣之处也可一再比较评价，但它们都是健全成熟的市场经济形态，它们都能够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有效地调控经济的发展。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量的方面，即用於社会福利方面的钱多一些还是少一些，对有钱人的税赋重一些还是轻一些。这些差别反映在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工党或保守党，社民党或自民党)执政路线的差别上。因此尽管他们轮流执政，但在经济纲领上只有细微的差别，基本保持其各自的经济体制的形态。如果我们把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进行比较的话，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前者是健全成熟的，後者是残缺破碎的。全球的市场经济已经冲垮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原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旧的、靠本地的产品来满足的需求，被新的、从极其遥远的地带来的舶来品取代了，但是在那里能够应付全球市场经济的体制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面对滚滚而来的大工业产品，装备落後的第叁世界国家的本地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大量失业。面对财大气粗、声势赫赫的国际金融资本，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更是波浪起伏，惊恐万分。亚洲金融危机冲垮了刚刚起步的东南亚的一些新兴国家的金融业。西方发达国家凭籍其健全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实力，有能力对经济的周期变化和金融危机做出一定程度的预测和预防，而发展中国家常常手足无措，任其蹂躏。
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目前正处於从国家指令式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中国和俄国执行两种不同的过渡方案。中国执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它注意保持政治的连贯性和社会的稳定，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过渡；它一方面保持了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社会主义的理念，另一方面不排斥让一部份人先富裕起来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它在经济政策的同时注意人民的承受能力，把深化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险和退休养老金等制度)结合起来；它考虑到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提出了开发西部地区的新的发展战略。俄国则走以政治的民主改革为先导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道路，它寻求一步到位，采取震荡疗法。从迄今为止的效果看，俄国的模式不但没有使经济增长，反而比前苏联时代下降。所以至少从目前的成效看，中国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形态优於俄国的形态。
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形态处於相当长的过渡过程之中，并也包含着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市场经济的机制发育不健全、不成熟的特徵。中国至今只在少数几个大城市里建立了社会性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金制度。至少还要花五年时间才能在全国各城市完成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如若要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包括进来，不知还要等到何年。
建立社会的福利保障制度，除了政府有没有这方面的意愿以外，更主要的是经济实力问题。连英国、瑞典等工业发达国家都感到医疗保险费等社会福利的负担沈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此常感到心有馀而力不足。包括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一项防止社会过分二极分化的措施，在经济发生波动时则起防震作用，以免社会在动乱中分崩离析。对於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自然是希望建立这样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但是面对巨大的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常常以牺牲社会福利来降低劳动生产的成本，以便使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力。
总之，尽管发达国家存在叁种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尽管发展中国家也在讨论究竟学哪一种模式更好一些，但是发展中国家面对自己内部的困难条件和外部严酷的经济竞争的态势，正处於苦苦挣扎之中。它们的经济体制是不成熟、不完整和脆弱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把目前全球的经济体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选民」的经济体制，它是健全的，处於优势地位；另一种是「弃民」的经济体制，它是残缺破碎的，处於劣势地位。
选民的伦理态度
在这一节里，我们从宗教的维度谈选民的伦理态度。新教特别是加尔文宗神学的一个特色是区分选民和弃民。加尔文宗主张，上帝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有一部份人信上帝，并因而称义，乃是上帝的恩赐。上帝拣选了一部份人，使他们信上帝，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之是否成为上帝的选民，乃是上帝的预定，与人自己的努力是无关的。加尔文派的神学家代表於1618年11月13日起在荷兰的多特热赫特召开会议，於

1619年5月9日毕会，并通过《多特热赫特教条》。该教条是荷兰、美国、以及传至印度、日本和中国的加尔文宗的信仰纲要。该教条之於加尔文主义，有如「协和信条」之於路德主义，都是从其最高领袖的观点而有的合乎逻辑和必然的发展。该教条的第一项教理为「论上帝的预定」其中第六条的内容如下：
有些人从上帝接受信的恩赐，其他人不接受，这都是出於上帝的永恒旨意。「因上帝从创世以来所行作的万事，都是由他预定的」(徒15:18；1:11)。他按这旨意施慈爱，使选民无论多麽刚硬的心变为软弱，而且相信；却施行公意的审判，任凭非选民受他们自己邪恶和硬心的果报。这就特别表现那在同样陷入败坏的人中间所施行深奥的、慈爱的、公义的分野，就是在圣经中所启示或蒙拣选或被定罪的预定， 这预定，虽然由谬妄、不洁、不坚固的人加以强解，自取沈沦，但是对圣洁和虔敬的人，却给予不可言形的安慰。4
需要强调的是：加尔文在此所说的预定是就某些人是否接受上帝的启示和恩宠，乃至最终进入天国和得到永生这些神学问题而言的，而不是就某些人是否命中注定富裕或贫困而言的。马克斯．韦伯论证新教的这种预定论的神学有助於培养在宗教实践和现实生活中采取一种更加积极进取的态度，而不像某些人所担心的那样，由於放弃了在接受恩赐问题上的自由意志，而变得消极无为。
按照加尔文的预定论，既然上帝的拣选是早就预定的，那麽现世人的一切作为对上帝的预定毫无影响，一切苦修、禁欲乃至赎罪券等善工活动都对成为选民毫无作用。加尔文宗信徒特别反对偶像崇拜，反对繁琐的宗教礼仪。真正的清教徒甚至还废除了墓前一切宗教仪式，他们安葬自己的亲友既不唱挽歌，又不奏哀乐，不让丝毫的「迷信」流露，也绝不相信巫术般的宗教仪式的效用。
加尔文主张预定论，但加尔文的预定论并不绝对排斥人的自由意志。加尔文的预定论的实质是在神与人之间划出一条绝对的界线。作为所造物的人的有限的精神是与神的无限精神是不容沟通的，人的自由意志在处理尘世的事务有用武之地，但在绝对地与尘世不同的神的层次上则根本无效。这样，加尔文的预定论间接地起到把人们的目光引向尘世，引向用人的理性可以

《全球化时代的「选民」和「弃民」(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