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选民」和「弃民」
按照加尔文的这种预定论，一个信徒是否是上帝的选民的身份是无法确切地知道的，因为这是上帝的事情，个人无法把握他是否进入无国的命运。加尔文主张：我们应当满足於知道一切都是由上帝决定的，应当坚贞不渝地信任基督，因为他是真正的信念的化身。加尔文在原则上摒弃了这样一种假设，即人们可以按照一个人的举止行为判断他是上帝的宠儿还是上帝的罪人，因为自以为能够洞察上帝秘密的人是极不审慎的。然而对於加尔文宗的许多信徒来说，出於一种并不合乎逻辑，但属於心理上的引诱力，他们想在这个世界上找出他们是否属於上帝的选民的徵兆，他们最终在世俗的成就中，特别是在经济的成就中，找到上帝选择的证据。许多加尔文派的教士也乐於作这样的告诫：自认为是上帝的宠儿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对这一点的任何怀疑都应被视为魔鬼的诱惑，都在摒弃之列，因为缺乏自信是缺乏信仰的产物，也就是恩泽功效不足的产物。
因此，加尔文的预定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利於激发人的道德责任心，但在实际上引向一种关注现世，重视个人的努力的责任感。尽管是否作为上帝的选民是预定的，但是人仍然应该为荣耀上帝而努力。在加尔文派最通行的教理问答《韦斯敏德小问答》中第一个问答就谈「荣耀上帝」：「一问：人首要的目的是什麽？答：人的首要目的是在荣耀上帝(林前10:31，罗11:36)，永远以他为乐(诗73:24 26，约17:22 24)」。5 通过勤奋工作，合理安排生产劳动，不在奢侈生活中耗用利润，不断扩大投资和创造财富，被加尔文宗的信徒认为是增添上帝荣耀的一项途径。
加尔文宗信徒以勤俭节约、努力工作和积极创造财富着称，他们把节省下来的钱用於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这有利於资本的积累。在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中，富有的人显示他们财富的方式是过奢侈的生活，建造庄园和别墅，在豪华的礼仪和社交活动中把金钱消费掉。加尔文主义推崇为繁荣经济和社会努力工作。一个人如有剩馀的财富，应一部份用於赠送，一部份用於新的投资。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好的方式是在投资上谋取利润和不断扩大再生产，而不是把财富在奢侈的生活中浪费掉。
按照韦伯的分析，这种伦理观有助於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论点常以19世纪西欧新教徒聚集的城市的经济繁荣和天主教徒聚集的城市的贫穷这一社会事实为印证。尽管我承认新教伦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确实促进了新教国家经济的繁荣，但对於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一定要由以预定论的神学为前提的伦理观念来推动的问题则持保留意见。我认为关键在於是否能真正培养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责任感。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如果离开了对上帝的虔敬，那麽就容易堕落为唯利是图的人生态度。这不是在为上帝增添荣耀，而是不择手段地为自己增添财富。离开了虔敬意识的个人主义就蜕变为一种不关心他人，只关心自己的利己主义。
全球的普遍繁荣是人类的共同责任
纵然我们承认新教伦理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西方主要的工业国家的经济繁荣，我们也没有理由把落後国家的贫困归咎於那里的人的懒惰和愚笨，并无视当今世界的贫富两极分化。少数人的富裕和多数人的贫困，一边是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另一边是流离失所的难民苦难，这毕竟不是在荣耀上帝。全球普遍的繁荣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
当前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秩序毕竟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如果说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不少政府考虑到维护社会的安定，通过等差的税收和社会福利政策对财富和收入进行再分配，用政治的手段对市场经济有所调节的话，那麽在全球的范围内，市场经济则不受管制，任凭其自身的规律发挥作用，到处横冲直撞。有的经济学家主张，市场的自发的治愈力，从长远来看将导致市场的平衡；自由的市场经济的机制不仅导致个人的自由，而且从长期来看也导致社会正义。我看不到这样的前景，至少目前的趋势是导致中心化和边缘化的加剧发展。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姑且假定市场经济导致均衡的可能性，但指出其代价是不堪忍受的：
让我们暂且假定，一个完全自由化了的世界经济，以其完全不受限制的(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因素的流动，终将有一天实现全球的生产所在地的效益平衡和劳动分工对称的目标。即使在这一前提下，为完成这样的一个过渡时期，在民族的和世界的范围内，不仅要付出社会不平等的急剧扩大和社会分裂的代价，而且也要付出道德堕落和文化瓦解的代价。从时间的角度考虑，将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要延续多长时间「泪谷之水」才能淌平呢？到那时为止将付出多大的牺牲代价呢？将有多少落於边缘化的不幸命运中的人躺倒在它的路边呢？将有多少不可再生的文明成就沦陷於这场「创造性的摧毁」的洗劫呢？6
为了避免这样的浩劫，哈贝马斯设想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疆界，在全球范围内从政治上着手解决问题的构想，即在社会福利、劳动市场和税收政策诸方面进行平衡协调，实施能产生再分配效果的调节，以致为实现社会正义能做出纠正市场的决定。他根据欧盟目前的发展情况，主张分两步实现他的构想：(1)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进一步推进欧盟的一体化，建立欧洲
联邦，(2)以此为出发点，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合作，以一种政权网路的形式建立「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他展望「世界公民」的前景，把欧洲联邦视为一个跨民族的政权网路发展的出发地，希望能在一个经过改革了的世界组织的框架内，首先缔结成一个较为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跨民族的政权的网路，从而能在这样的一种方式上使用这个网路，以致有可能转而发展成为一种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这样的一种政治必须以寻求和谐而不是以强迫一致为指导方针。它的长远的目标是逐步克服世界社会中的社会的分裂和分层，同时又不妨碍各自的文化特性。它能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为推进世界内政做出贡献。」7
在孔汉斯为芝加哥世界宗教议会起草的《全球伦理宣言》中，也谈到为建立公正的经济体制需要各国的参与和国际组织的权威：
要改善这个星球上亿万人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赤贫的苦境，就必须更为公正地建构世界经济。个人的善行和单个的援助计划虽然不可缺少，但却是很不够的。建立公正的经济体制需要所有国家的参与和国际组织的权威。8
人们也许会认为哈贝马斯和孔汉斯太理想主义了。在今天，大部分政治活动家的眼光仍然停留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他们考虑首先是如何面对全球化的态势采取更有利於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应对措施的问题。较为虚弱的经济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不得不通过降低工资来弥补竞争中的弱势地位，而那些较强的经济则担忧廉价劳动力产品的倾销。有的人担忧失去劳动生产花费少的优势，有的人则担忧在经济拉平的过程中生活水准下降。然而，所有这些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生效的措施，至多只能提高民族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而不能解决全球化时代的各种重大问题。这包括经济发展的中心化和边缘化的加剧，国与国之间，居民与居民之间贫富分化的扩大，以及全球的生态危机、难民潮和战争的危险。
如果说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建立一种合理的政治和经济的体制，既发挥自由竞争的经济效用又不忽视分配的公正是可能的话，那麽为什麽在全球的范围内建立这样的政治和经济的体制就不可能呢？关键还在於人们的伦理态度。处於选民地位的地球村的居民常常忘记了或不愿意考虑处於弃民地位的地球村的居民的处境。实际上新教的选民的伦理精神不是只顾为自己增添财富和享福，而是勤奋工作，合理安排生产劳动，为荣耀上帝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自认为是上帝的宠儿本身就是一种责任：一个人如有剩馀的财富，不应在奢侈生活耗费钱财，而是应一部份用於赠送，一部份用於新的投资，不断扩大再生产。处於弃民地位的国家和人民要靠这种伦理精神首先想到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贫困，处於选民地位的国家和人民也要以这种伦理精神真心诚意帮助别人，因为实现全球的普遍繁荣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
注释：
1 以上资料引自Rob van Drimmelen, Faith in a Global Economy, Geneva：WCC Publications, 1998, 页14-15。
2 见“Social Unrest to Come”,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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