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选民」和「弃民」

我在这篇文章中有意在宗教和经济的两个不同的维度上使用「选民」和「弃民」的概念。在基督教中，特别是在加尔文宗中，「选民」和「弃民」具有专门的神学涵义，粗略地说，是指一部份人蒙受上帝的特别的恩典，另一部份人则不然。在经济的领域中，一部份人蒙受市场经济特别的恩惠，另一部份人则不然。马克斯．韦伯论证新教伦理有助於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我乐於承认这一分析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在许多方面仍然有效用。然而，我更加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选民」如何承担起对「弃民」的伦理上的责任，毕竟只有一小部份人富裕不是真正「荣耀上帝」。

全球化加速了中心化和边缘化

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好比一股旋转着的向上冲的气流。处於这股气流中心的仍然是少数几个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於这股气流的外层，随着旋转向外的离心力，时刻面临着愈来愈被抛到更远的边缘和更深地沈沦下去的可能性。处於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少数几个国家，处於特别有利的地位，它们凭藉资本、技术、人才的优势，左右着世界的经济秩序，正在变得愈来愈富裕和强大。大多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处於世界经济运转圈的周边，在边缘化的过程中变得愈来愈贫困。
如果说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西方列强为扩大其势力范围和赢得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主动地把第鸂瓞世界的国家拉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去的话，那麽在後殖民主义和後资本主义的时代，少数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则是根据其资源、市场、资本输出所能带来的利润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有选择地与发展中国家建立经济联系。在这种态势下，所谓全球化实际上等於中心化加边缘化。全球的经济运行形成一个中心区和边缘区。在这中心区中形成一个北美、西欧和东亚间的叁角关系。北美的一角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核心(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西欧的一角以欧盟为主；东亚的一角以日本为主，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和中国奋力挤进去，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则踏进半只脚，在经历了亚洲经济危机後有被抛出去的危险。
而且，这种中心化和边缘化的趋势愈演愈烈。在当今的世界上，80的国际资本流通发生在这个叁角形的中心区域中。在20世纪八十年代，全世界102个最穷的国家的外贸出口加起来共占全世界外贸出口的7.9，进口占9。十年以後，这个比例分别下降到1.4和4.9。而这个叁角中心区的外贸出口则从八十年代的54.8上升到九十年代的64，进口则从59.5上升到63.8。1993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共计23万亿美元，其中只有5万亿美元是由发展中国家生产的，而在那里居住着约80的全球人口。在全球33的居民中，即在十叁亿人口中，劳动者的收入少於每天一美元。而全球358个最大的亿万富翁的资产总额达7600亿美元，相当於全球最穷的二十五亿人的年收入的总合。
总之，全球化使经济的发展形成一个快车道和慢车道。处於这个叁角中心区的国家进入快车道，而边缘国家则进入慢车道。与此同时，富国与穷国间的鸿沟进一步扩大。
这种中心化和边缘化的趋势，不仅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而且也可以发生在一国内部。拿中国来说，某些沿海城市，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处於参於全球经济合作的有利地位上，而广大内地城市则处於不利的地位上。这些沿海城市是交通便利的通商口岸，容易吸引外资，建立生产技术相对来说先进的工厂，一方面有利於从事外向型的加工生产，另一方面把具有一定技术优势的产品推销到内地城市，淘汰内地工厂生产的技术相当来说落後的产品，迫使许多内地工厂破产和工人大量失业。愈是处於优势地位上的城市，愈容易集聚资本、技术和人才的优势，愈是边远地区，愈容易受冷漠和遗弃。
当今的生产技术已使得少数几家大企业能生产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大部份同类产品。如少数几家钢铁公司、汽车公司、电脑公司能占有大部份同类产品的份额。企业愈大，愈能形成规模效应，迫使边远地区的小企业处於十分不利的竞争地位。

全球化时代的「选民」和「弃民」的分野

生活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人能立即感受到自己的「选民」或「弃民」的处境。一个生活在西欧、北美的儿童，一般不愁衣食，并能指望他们会获得良好的教育和施展才华的机会；一个出生在黑非洲的儿童，等待着的是忍受饥饿和感染疾病的命运。根据联合国最近发布的统计资料，在南部非洲的许多国家25的居民感染艾滋病，许多儿童从母胎中就带着这种「绝症」出世。而在瑞典、加拿大等着名的福利国家，那里的居民从小到老，从上学到就业和养老，都由政府妥善安排好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活在富裕发达国家的人是「选民」，生活在贫困落後国家的人是「弃民」。他们出生在哪个国家，不是由他们自己的选择决定的，彷佛在出生之前就由命运「预定」的。 
选民与弃民的分野不仅发生在富国与穷国之间，而且也发生在一国内部。美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但是在那里贫富差距悬殊。在七十年代美国最富的1的人控制了美国私有财产的18，而到了九十年代末已控制了40。2从1979年至1994年美国儿童贫困的人数从350万人上升到治理发愣功万人。今天在美国每四个六岁以下的儿童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中。3美国为青少年提供的教育机会也是不均等的。富人的孩子能进私立学校，那里教学水平高，将来有机会进一流的大学；穷人的孩子一般只能就读於公立学校，那里通常教学质量低，纪律差，因而高中毕业後很少能考上好的大学，将来的就业前景也就渺茫。这样，大部份穷人的後代将继续贫穷，富人的後代将继续富裕。贫富的命运似乎在出生的一天起就已经预定了。
即使在分配均衡和社会福利受到普遍重视的欧盟国家，选民与弃民的分野也随处可见。在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居住过一段时间的人都容易发现，那里干低等的体力劳动的人往往是外来的劳工，建 工、修路工、清洁工往往是南斯拉夫人、义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等，说日尔曼语的人似乎高人一等，从事高等的职业。
在中国也有这种情况。内地农村的青年人到沿海城市去打工，干低工资的体力活。上海本地的居民称外来的人为「乡下人」，自视高於外地人一等。具有城市户口的人在就业、医疗保险、子女上学、退休养老等方面较能得到政府的保障，而外来人口常常被忽视。
全球化时代经济体制的分类
过去人们常把经济体制划分为两种类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自1989年苏联和东欧解体後，中央指令式的计划经济已经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世界上现在通行的其实都是市场经济。然而市场经济有着不同的形态。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目前存在着叁种典型的市场经济的形态：
(1)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形态。
(2)以瑞典为代表的福利国家的市场经济形态。
(3)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的市场经济形态。
美国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19世纪的老自由主义发展到20世纪後半叶再度热门起来的新自由主义。在本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弗里特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走红起来。弗里特曼不仅为当时的美国总统雷根，而且也为前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作顾问。他认为，国家的干预必然导致国家权力的膨胀(大政府)，这样，或迟或早要导致国家的失灵，这正如在一切国有经济中一再表现出来的低效率

一样。国家对经济节奏的调控政策，由於资讯和调控手段的缺陷(常常放马後炮和作用不大)，往往不是有助於经济运行的稳定，而是造成不稳定。由此可见，国家尽可能给予私有业主不受限制的活动空间，让他们自由地竞争，是促进经济的最有效的办法。国家的职能是保卫祖国和维持秩序，保障公民的权利，使经济的发展不受干扰。这样，市场自发的治愈力，从长期来看，将导致经济的平衡，并通过经济的快速增长来提高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平。
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经济的措施有以下四个要点：(1)低税收率；(2)低国家成分比例；(3)尽可能以自由市场的机制取代国家对经济的调节；(4)稳定和有节制的货币数量的增长。据弗里特曼自己的评价，雷根政府实际上只认真贯彻了第四个措施，即中央银行在稳定和有节制地发放货币和根据市场的经济指标确定主导利率方面下了功夫，而鄙弃了削减政府开支的苦药。老布希政府面对财政赤字猛增、政府债务压力沈重，经济疲软的困境，开始注意认真削减政府开支，精简政府机构，降低国家债务。这些经济改革措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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