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如何在欧洲产生”系列之九

通婚。直接导致新教改革的则是教会出售赦罪券
，教会声称：购买了赦罪券后，购买者在现世和死后的罪过都可得到赦免。路德对此义
愤填膺，他说：“教皇今天比最富有的克拉苏家族更富有，为什么他不自己掏钱来盖圣
彼得教堂，而要向穷苦的信徒伸手呢？”11 
第二，这一运动符合当时的民族国家兴起的需要。民族国家兴起这一政治态势的发展，
必然要求、而且能够把教皇看作是一个“外人”，不想让这个“外人”再来干涉自己的
事务。新兴起的专制主义的国王们要求自己在国内的绝对权威，而且，他们希望不再让
教皇在自己的领土上征税，希望自己能对教会财产征税，甚至攫取教会的财产。所以他
们倾向于支持路德的思想。
第三，新教改革去除了很多传统基督教中愚昧、形式主义的成分，使其能适应文明程度
已有提高的欧洲人的需要。
罗马教会不同意新教的观点。面对新教的挑战，他们在16世纪中叶召开宗教会议，坚持
认为教会拥有在解释圣经上的决定权。以后虽然又不断经历各种挑战：哥白尼、布鲁
诺、伽利略的天文学，培根的经验论，英国的自然神论，法国的自然主义，公开的无神
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宗教的客观的社会学研究，等等，但罗马教会并没有动摇和妥
协。在1864年教皇颁布的《邪教提要》中，列举了80种邪说，包括：泛神论、自然主
义、唯理主义、信仰淡漠主义、放任主义、共产主义、自由教士会、政教分离说、现代
自由主义邪说、关于基督教伦理道德的邪说、关于教皇世俗权利的邪说，等等。并宣称
：教皇乃最高权威，是永远不会错误的。从罗马帝国后期到中世纪的中期，传统基督教
在欧洲占有绝对优势，反对者寥寥无几，所以不需要建立宗教裁判所；可到了中世纪末
期，异端份子到处出现，罗马教会就建立了宗教裁判所，用火刑的方式来维持思想的统
一。
较量的结果是：新教以其摆脱罗马教会思想桎梏的精神，以其对罗马教会盘剥腐化的反
抗，以其对民族国家兴起的迎合，在欧洲获得很大成功：法国、苏格兰、瑞士、尼德兰
以加尔文思想为国教；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则以路德的思想为国教，英国的国教
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混合体，但大体上可以归到路德的思想体系中；由罗马教会所坚持的
传统基督教只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几个国家仍占统治地位。
16世纪既是宗教改革的世纪，又是战乱和暴动层出不穷的世纪。在宗教改革的旗帜之下
，涌动着的是各种利益的争斗：各国国王和罗马教会的斗争，各国国王和国内贵族的斗
争，农业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斗争，被压迫压榨的农民、工人和权势者的
斗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斗争中，新教人士和传统基督教人士一样的残忍凶
暴，决不心慈手软。直到17世纪，战乱和暴动才渐渐平息下来，互相对抗的各种社会势
力才取得一个相对的妥协和平衡。
虽然路德和加尔文本人都主张统一思想，但宗教改革却使得欧洲在事实上向着宗教宽容
迈出了一大步。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罗马教皇站在一边，对抗信仰路德教
的诸侯，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最后达成妥协：“在谁的领地，信奉谁的宗教。”
在法国，信仰加尔文教的胡格诺教派——他们中间包括商业和金融业中最能干的一批人
，和信仰传统基督教的人爆发内战，最后法国国王颁布敕令，保障新教徒的信仰自由。
在今天的西方，宗教信仰自由已成为普遍共识，但我们应该知道，欧洲人民的这一共识
，是通过血与火的历程换来的，就像今天美国和南非的种族平等，同样是经历了血与火
的洗礼。人们尊重自己的利益、信仰当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可是要自觉地尊重他人
的利益和信仰，却是一件再困难不过的事。
如果说在中世纪欧洲，对基督教的统一信仰是维系欧洲人民团结的一根纽带，到了宗教
改革之后，这根纽带似乎断裂了。约翰·麦克说：“路德教、加尔文教以及其他新教教
派的兴起，各个新教对罗马教皇的敌视，导致了作为一个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的欧洲的破
裂。”12在这根纽带断裂之初，欧洲人民是不适应的，这也是当时的欧洲宗教战争不断
的一个原因。后来欧洲人慢慢接受了各种信仰的人和平共处的现实，他们开始学会在分
工合作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这就是涂尔干所说的，人们由机械团结过渡到有机团结。
这一点在商业发达的荷兰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当时的欧洲人还未接受宗教宽容理念的时
候，荷兰人已经在17世纪实行了宗教宽容。荷兰欢迎任何信仰的人来荷兰，这在那个将
统一信仰等同于爱国主义的时代，是异乎寻常的。虽然荷兰的大部分人信奉加尔文教，
他们却选出一位信奉正宗罗马天主教的人做总督。结果，荷兰的工商业吸引了大量的外
国资本，荷兰的银行吸引着来自欧洲各地的客户，而不同民族和信仰的商人则云集阿姆
斯特丹。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荷兰建立，是毫不奇怪的。
下面我们将分析传统基督教和新教与欧洲工商业发展的关系，说明在学术界普遍认为的
“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观点，是对韦伯原意的一种误读。

二、传统基督教对工商业发展的态度和立场

不论是古代中国还是中世纪的欧洲，工商业都是在农业文明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那时
，在社会上占控制地位的道德是农业文明的道德；农业文明道德的奉行者们，站在道德
的立场上，对于人们利用经济方式明目张胆地追求财产、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对于各
种 “专属于工商业的社会规范”，有一种发自本能的反感乃至敌视。
中国的儒家有句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董仲舒则说：“明明求仁义，君
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像李嘉诚、刘永行这样的富商，要是早生500年，
都是被人看不起的“小人”，就像70年代末中国人看待第一批个体户一样。《大学》里
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去追逐财富

的话，人民之间的团结就没有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
所以，那时提倡的是这样的行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董仲舒语
）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农业是“本”，商业是“末”，历代王朝的一个基本国
策是“重本轻末”。中国古代有四个传统的阶层，按社会地位的顺序排列为：士、农、
工、商。商人们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从来没有获得过较高的社会地位，连他们想炫耀一
下自己财富的要求都要加以限制，钱穆说：“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
，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2
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道德的集中体现，那么基督教就是欧洲农业社会道德的
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对商业的反感主要是通过儒家表现出来，而在欧洲中世纪，对
商业的反感则主要是通过基督教表现出来。
圣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外来的客商会使任何人民的道德受到腐化的影响。如果市民
专心于做生意，他们有作出许多恶事的机会。因为当商人想要增加他们的财富的时候，
其他的人也会充满着贪婪心理。商人······离开手工劳动，享受舒适生活，因而
身体软弱，心灵委靡，为了这个原因，一个国家对它的商业活动，应加以限制。”3
阿士力在《经济史导论》中说：“《福音》······一次又一次地警告人们要防止
追求财富，因为那将使他们抛弃对上帝的服务并将使良好的种籽枯死。······基
督神父由于有着这类教训，对异教世界的自私自利行为，曾起着一种有益的反感，那引
导他们整个地谴责了追求财富。那还引导他们更向前进——乃至否认一个人有权以自己
的东西来做他所愿做的事，甚至奢侈地享用他自己所有的财产。······然而，如
果说一个人的力求致富行为是有罪孽的，那么难道贸易本身可以有正当的理由来辩护吗
？这一问题，在中

《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如何在欧洲产生”系列之九(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