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如何在欧洲产生”系列之九
中西方的不同命运,并不是由文化的不同造
成的。那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余英时认为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度造成的:
“明清商人所遭到的主要阻力是什么呢?有些学者已注意到明清的‘君主独裁’或‘国
家与官僚’对商人的影响。以盐商为例,他们一方面固受君主专制下官僚体系的保护,
但另一方面这个体系又构成他们发展的终极限制。······试看专制的官僚系统有
如天罗地网,岂是商人的力量所能突破?”28
第三,任何一种思想观念,都有一个被接受的问题。比如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后期之所以
能得到广泛传播,就因为它切合了当时欧洲人悲观主义的心态。如果加尔文主义具有某
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决定性魅力,能令听者——不管是谁——无不动容、无不动心、无不
接受,原来都觉得经商赚钱是一件不那么光彩的事,现在听了加尔文主义的一番教导,
恍如醍醐灌顶,立马改变观念,认为经商赚钱实乃天经地义,那么资本主义当然会由此
走上平坦大道。可是,事实上,加尔文主义并没有这般魔力,愿意接受它的只是一部分
人。伯恩斯说:“加尔文主义不仅在瑞士受到大众的欢迎,它还传到了贸易和金融已经
成为主要事业的大多数西欧国家。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英国的清教徒、苏格兰的长老
会教徒和荷兰的新教教派的成员,都是加尔文派的教徒。加尔文主义主要是资产阶级的
宗教,虽然它必然也从别的阶级吸收信徒。它对现代伦理道德的形成和鼓励中产阶级的
革命勇气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29因此,是先有资产阶级,然后才是:从事贸易和
金融的资产阶级决定接受加尔文主义;而不是加尔文主义以自身的思想魅力,把人变成
资产阶级。
韦伯在这里似乎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他把社会观念看成了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似乎观
念一经产生,就会固定不变,然后就用自身的倾向,决定着社会运动。比如印度教、佛
教、孔教、伊斯兰教等。可是,人们是能够改变社会观念的,欧洲人民可以改变传统的
基督教,把它从贬斥工商业活动改造为支持工商业活动,那么,其他民族的人民为什么
不能改造自身的社会观念呢?既然儒家学说贬斥经商活动,我们中国人也可以改造儒家
学说,令它赞同经商活动,或者中国人民另外再造出一个支持经商的社会道德学说(比
如本书前面提到的张维迎1982年发表的“为钱正名”的文章),不就行了?究竟是一种
学说重要,还是大家的现实利益重要?大活人岂能被尿憋死?中国“天朝大国”的优越
感固然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但真的面临西方文明的强大挑战,大清朝不也是连祖宗之
法都顾不上了,而要进行种种变革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富国强民,不也可以打
破一系列的思想观念的教条吗?
人们既能造出木船、也能造出铁船;西方人既能造出传统基督教,也能造出加尔文教;
中国人既能搞出计划经济,也能搞好市场经济。所有这些产品——物质的、经济组织
的、社会观念的,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是人的创造物。虽然人的创造物既
尔文教就帮助了资产阶级)、也会限制人,但它们归根到底是为“一个社会的控制性总
体利益”服务的,而且当初也是为了服务于社会的控制性总体利益才把它创造出来;如
果当一个社会在总体上感觉自己的某个创造物对自己弊大于利、限制大于帮助,那这个
社会一定会改造这个创造物、或者干脆把它扔掉;同时,如果社会感到需要创造一个东
西出来服务于自己的某种需要,它就会千方百计地把它创造出来——除非条件实在不许
可或不具备。
既然上述创造物都可以被人创造出来,那就蕴涵着我们对人的一个基本判断:人——不
论东方西方——都具有创造各种物质和精神产品的能力,这种能力有的可能已经表现出
来了,有的可能还没有表现出来,但它一定存在。
但是,也许,我们对韦伯的上述批评都是出于对韦伯的误解,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
主义精神》中这样说: “在这样一个研究中,······我们仅仅是试图说明在我
们的当代世界文化中,在无数的历史因素的复杂的交互作用中,宗教力量扮演了一个什
么样的角色。我们只是想考究,这一世界文化的一定特点在什么程度上应归因于以新教
为代表的宗教改革的影响。······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并不想支持这样一个如
此愚蠢而教条的理论,那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只能作为以新教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
的一个结果而产生;甚至说,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系,是这一宗教改革运动的产
物。以下事实就是对这一论调的充分驳斥:在这种宗教改革出现很早以前,资本主义经
济组织的一些重要形式就已经出现。我们只是想确定,在资本主义在质上的形成和量上
的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宗教力量是否或者在什么程度上起到了什么作用,以及资本主
义文化的什么方面可以追寻到某种宗教上去。”30
所以伊恩·罗伯逊说:“韦伯的理论经常遭到误解和歪曲,甚至在大学教科书中也难于
幸免。韦伯理论的意图既不是要反驳马克思关于‘通常是社会造就信仰体系,而不是信
仰体系造就社会’的观点,也不是要证明‘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的‘起因’。韦伯只
不过想表明新教的教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他只是将这种思想作为一种尝
试性的假说提出来。”31
今天的西方社会——工商业的、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化的、福利化的社会—
—是如何从欧洲产生的?
它产生自人们永恒的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产生自人们进行分工合作的意识,产生自人
们从事工商业生产的能力,产生自人们组织起来改造坐寇式国家的勇气和能量。它既产
生自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的坚决斗争,又产生自人们不断结成的整体共同利益以
及对这种整体共同利益的自觉认识,产生自人们为了整体共同利益而自我克制的妥协精
神,产生自人们对某些社会规范的自觉自愿的认同和遵守。它既产生自对传统的一定程
度的珍惜和继承,更产生自对传统的改造和扬弃,对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精神的充满智
慧的创造。它既产生自人们对人际关系规则的艰难改造,也产生自每个人同样艰难的自
我改造。它既是一个自发自然的进化历程,又包含了每一个人从未放弃的主观努力。这
个历程充满了无数的泪水、汗水和鲜血,充满了无尽的困惑、希望和憧憬。终于,人们
从古罗马直到中世纪的残暴、愚昧、专制、压迫压榨、贫穷中走出,发展建设出一个相
对富裕和文明的新欧洲。
还有一点就是:中世纪欧洲分散的多政治中心的格局,以及这些政治中心之间互相竞争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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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那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余英时认为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度造成的:
“明清商人所遭到的主要阻力是什么呢?有些学者已注意到明清的‘君主独裁’或‘国
家与官僚’对商人的影响。以盐商为例,他们一方面固受君主专制下官僚体系的保护,
但另一方面这个体系又构成他们发展的终极限制。······试看专制的官僚系统有
如天罗地网,岂是商人的力量所能突破?”28
第三,任何一种思想观念,都有一个被接受的问题。比如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后期之所以
能得到广泛传播,就因为它切合了当时欧洲人悲观主义的心态。如果加尔文主义具有某
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决定性魅力,能令听者——不管是谁——无不动容、无不动心、无不
接受,原来都觉得经商赚钱是一件不那么光彩的事,现在听了加尔文主义的一番教导,
恍如醍醐灌顶,立马改变观念,认为经商赚钱实乃天经地义,那么资本主义当然会由此
走上平坦大道。可是,事实上,加尔文主义并没有这般魔力,愿意接受它的只是一部分
人。伯恩斯说:“加尔文主义不仅在瑞士受到大众的欢迎,它还传到了贸易和金融已经
成为主要事业的大多数西欧国家。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英国的清教徒、苏格兰的长老
会教徒和荷兰的新教教派的成员,都是加尔文派的教徒。加尔文主义主要是资产阶级的
宗教,虽然它必然也从别的阶级吸收信徒。它对现代伦理道德的形成和鼓励中产阶级的
革命勇气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29因此,是先有资产阶级,然后才是:从事贸易和
金融的资产阶级决定接受加尔文主义;而不是加尔文主义以自身的思想魅力,把人变成
资产阶级。
韦伯在这里似乎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他把社会观念看成了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似乎观
念一经产生,就会固定不变,然后就用自身的倾向,决定着社会运动。比如印度教、佛
教、孔教、伊斯兰教等。可是,人们是能够改变社会观念的,欧洲人民可以改变传统的
基督教,把它从贬斥工商业活动改造为支持工商业活动,那么,其他民族的人民为什么
不能改造自身的社会观念呢?既然儒家学说贬斥经商活动,我们中国人也可以改造儒家
学说,令它赞同经商活动,或者中国人民另外再造出一个支持经商的社会道德学说(比
如本书前面提到的张维迎1982年发表的“为钱正名”的文章),不就行了?究竟是一种
学说重要,还是大家的现实利益重要?大活人岂能被尿憋死?中国“天朝大国”的优越
感固然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但真的面临西方文明的强大挑战,大清朝不也是连祖宗之
法都顾不上了,而要进行种种变革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富国强民,不也可以打
破一系列的思想观念的教条吗?
人们既能造出木船、也能造出铁船;西方人既能造出传统基督教,也能造出加尔文教;
中国人既能搞出计划经济,也能搞好市场经济。所有这些产品——物质的、经济组织
的、社会观念的,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是人的创造物。虽然人的创造物既
会帮助人(加
尔文教就帮助了资产阶级)、也会限制人,但它们归根到底是为“一个社会的控制性总
体利益”服务的,而且当初也是为了服务于社会的控制性总体利益才把它创造出来;如
果当一个社会在总体上感觉自己的某个创造物对自己弊大于利、限制大于帮助,那这个
社会一定会改造这个创造物、或者干脆把它扔掉;同时,如果社会感到需要创造一个东
西出来服务于自己的某种需要,它就会千方百计地把它创造出来——除非条件实在不许
可或不具备。
既然上述创造物都可以被人创造出来,那就蕴涵着我们对人的一个基本判断:人——不
论东方西方——都具有创造各种物质和精神产品的能力,这种能力有的可能已经表现出
来了,有的可能还没有表现出来,但它一定存在。
但是,也许,我们对韦伯的上述批评都是出于对韦伯的误解,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
主义精神》中这样说: “在这样一个研究中,······我们仅仅是试图说明在我
们的当代世界文化中,在无数的历史因素的复杂的交互作用中,宗教力量扮演了一个什
么样的角色。我们只是想考究,这一世界文化的一定特点在什么程度上应归因于以新教
为代表的宗教改革的影响。······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并不想支持这样一个如
此愚蠢而教条的理论,那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只能作为以新教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
的一个结果而产生;甚至说,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系,是这一宗教改革运动的产
物。以下事实就是对这一论调的充分驳斥:在这种宗教改革出现很早以前,资本主义经
济组织的一些重要形式就已经出现。我们只是想确定,在资本主义在质上的形成和量上
的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宗教力量是否或者在什么程度上起到了什么作用,以及资本主
义文化的什么方面可以追寻到某种宗教上去。”30
所以伊恩·罗伯逊说:“韦伯的理论经常遭到误解和歪曲,甚至在大学教科书中也难于
幸免。韦伯理论的意图既不是要反驳马克思关于‘通常是社会造就信仰体系,而不是信
仰体系造就社会’的观点,也不是要证明‘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的‘起因’。韦伯只
不过想表明新教的教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他只是将这种思想作为一种尝
试性的假说提出来。”31
今天的西方社会——工商业的、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化的、福利化的社会—
—是如何从欧洲产生的?
它产生自人们永恒的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产生自人们进行分工合作的意识,产生自人
们从事工商业生产的能力,产生自人们组织起来改造坐寇式国家的勇气和能量。它既产
生自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的坚决斗争,又产生自人们不断结成的整体共同利益以
及对这种整体共同利益的自觉认识,产生自人们为了整体共同利益而自我克制的妥协精
神,产生自人们对某些社会规范的自觉自愿的认同和遵守。它既产生自对传统的一定程
度的珍惜和继承,更产生自对传统的改造和扬弃,对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精神的充满智
慧的创造。它既产生自人们对人际关系规则的艰难改造,也产生自每个人同样艰难的自
我改造。它既是一个自发自然的进化历程,又包含了每一个人从未放弃的主观努力。这
个历程充满了无数的泪水、汗水和鲜血,充满了无尽的困惑、希望和憧憬。终于,人们
从古罗马直到中世纪的残暴、愚昧、专制、压迫压榨、贫穷中走出,发展建设出一个相
对富裕和文明的新欧洲。
还有一点就是:中世纪欧洲分散的多政治中心的格局,以及这些政治中心之间互相竞争
的关系。
注释
1~2.转引自 穆尔,《基督教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39页
3~4.Donald Kagan/Steven Ozment/Frank M..Turner, 《The Western Heritage》
Third Edition,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83,395页,399页。
5.转引自 穆尔,《基督教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46页。
6~7.转引自 John P.Mckay/Bennett D.Hill/John Buckler,《A History of
Western Society》,Third Edition, Houghton.Company,1987, 436页,437页。
8.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00页。
9.本段内容参见 穆尔,《基督教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93页。
10.参见拙文“基督教如何赢得古代欧洲人的心”。
11.穆尔,《基督教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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