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
官员都不愿进行改革。是否改革，取决于以下的不改革时的政府净收益zs和改革后的政府净收益zn的比较： zn （Jt）≥ zs （Jt） （4）
其中
zs （Jt）= （不改革情况下）国企所能提供的利、税收入（包括政府的非预算收入）
+ 国企提供的就业既工资收入
﹣ 财政补贴（包括企业发不出工资时的补贴）
﹣ 银行坏账
﹣ 管理国企、处理国企干部、职工日常矛盾的麻烦。。。。。。。
zn （Jt）= （改革情况下）非国有企业的税收收入
+ 出售国有资产的收入
+ 非国有企业提供的就业与工资收入
－ 为改革的债务支出（如清理坏账的财政支出）
﹣为安置下岗职工的支出
﹣改革在意识形态方面所承担的政治风险。。。。。。。
这里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也是政府决策是体制结构J的函数――当国有企业所能提供的利税收入越来越少，所需的财政、准财政（银行坏债）补贴越来越多，停产企业"开不出工资"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麻烦，而非国有企业提供的税收越来越多，所能提供的就业越来越多，以至可以由民营企业来并购国企，从而政府为安置下岗职工所需支付的补贴可以越来越少（平均到每人较少，不一定总量较少，因为下岗职工越来越多），改革就会越来越实际地发生。而这一切，都是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
以上的两个不等式，可以使我们在一方面表明，在Ws和Zs不变的情况下（至少国有企业职工的个人收入具有一定的"刚性"），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如何可能使改革发生；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事实也表明了以下这样一些道理：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非国有部门如何发展（即不等式的左边Wn和Zn如何变大），只有当国企状况越来越坏，坏到一定程度之后，改革才会发生，而且无论我们如何鼓吹应该"靓女先嫁"，但从逻辑上说，改革一般总是先发生在那些最先亏损、亏损最严重的国企，而不会最先发生在较好的国企，因为一定是那些最先"烂"掉的企业最先满足我们上面的不等式 。
图2描述的是是1978年以来中国体制结构（J）发生变化的趋势。图中有两个"交点"，一个是在1992年左右，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第一次超过50％。就在这一年底，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有关改革的"决定"，第一次将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写了进去。第二个"交点"是，1996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国有企业第一次发生全部门净亏损，1997年上半年又是这样。在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上，正式提出了"抓大放小"、"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等政策。用本文的理论模型加以观察，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是没有道理的。它们从实践中证明了：政府决策本身是随着经济结构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政府在某一时点上做出了什么样的决策，而在于政府政策变化的趋势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政府有关改革的政策走势，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决策本身不能说有多大的前瞻性，但至少具有务实性，能对现实条件的变化做出较为及时的反应。这有利于经济走出困境、持续发展。
2.5小企业改革：条件最先成熟
以上的理论分析也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国企改革先从中小（特别是小型）国有企业取得突破。根本的原因是：中小企业本来搞国有制就最缺乏经济理由，经营状况自然最先恶化；而非国有经济在夹缝中发展，从小开始逐步成长，最先对中小国有企业开展竞争，使国有中小企业的亏损面变得最大，最先成为政府的包袱（见图3）；同时，非国有中小企业的发展，又使它们最先有能力吸收中小企业的下岗职工；最先形成的一些小资本，得以并购（包括通过股份合作制而实现的产权变革）国有小企业。而大型国有企业一方面本身有国家的扶持，引进了许多先进技术设备，生产率较高，又在一些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所以亏损面一直相对较低；加上几万人、十几万人的企业改起来困难与阻力太大，经济中还没有形成大资本的情况下，很难实现根本上的改制。 1996年底，中国的中小国有企业在企业个数上占82%，但按职工人数算占28%，按产值占17.5%，负债总额中的所占的比例为13.8%（见图4）。由此可见，小企业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而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改革小企业的条件最容易成熟。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正式肯定了"抓大放小"的政策以后，1997-1998年两年小企业改革进展较快，据估计目前全国80%的小企业已经实现了改制（包括股份合作制）。从这个意义上说，1997年以后J值还在进一步缩小，速度还有所加快，这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个有利因素。
再往后，体制过渡能否继续，经济风险能否得到控制，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则将取决于非国有经济能否进一步成长，进一步为改革国有部门创
三、增长停顿以至发生危机的可能性：J值是否会逆转
前面我们在论证经济的体制结构逐步变化、实现体制转轨这一可能性的时候，全部立论基础是假定非国有部门增长率gn高于国有部门增长率gs。这应该说是一个相当现实的假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很容易得到证明。但这样一来，我们的理论模型似乎就只可以论证成功的过渡，而无法分析失败的可能，因为我们无论如何很难作出相反的假定，即gn < gs。
前面的理论模型所没有包含的内容，是两个部门之间的"收入转移"，也就是非国有部门对国有部门的补贴。而这是两部门之间经济关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
3．1 对国有部门的补贴及其各种形式
我们知道，国有企业接受国家的补贴。但补贴必须是"有出处的"，是经济当中存在的某种收入的转移；因此，在一个只把经济区分为国有与非国有两大部门的理论模型中，对国有部门的补贴，必然是非国有部门的一部分收入的转移，是对非国有部门以各种方式"征税"而来。即使在现实中，经过各种必要的折算，我们总是可以论证对国有部门（包括企业、银行、政府）的各种补贴其实最终要么来自个人（他们的财产也属于"非国有财产"），要么来自非国有企业。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种收入转移的各种具体形式：
第一，财政支出的企业亏损补贴。这一块在目前的政府收支账户中已经不大了，但仍然存在。
第二，企业欠银行的坏账。无论是国有企业向银行借钱，还是政府机构出于维持运转或提高公款消费标准而通过企业向银行借的钱 ，不能偿还的部分（加上应付利息），即所谓的"坏账"，都应视为社会（通过银行）对国有企业和政府的补贴。在现实中，非国有部门和个人将存款放进银行，然后银行借给企业或政府，由它们花掉，因不能尝还而形成坏账，最后或是银行"冲销坏账"，使存款事实上减少；或是由财政将税收的一部分拿出来清理坏账，或是用通货膨胀的办法使大家的货币、存款等都贬值，就完成了补贴即收入转移的全过程。正因如此，我们称银行坏账为"准财政赤字"（当年新增）或"准政府债务"（累积）。它表明除了财政补贴外，还有多少是通过银行而实现的收入转移。
这里的坏账，也应包括"坏掉了的外债"，除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外债以外，还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所欠下的外债。这些外债一旦不能尝还，最终也要由国家即中央政府来还，说到底还是要由一国的全体公民来还（想一想东南亚各国的情况），包括"还未被允许借外债"的非国有企业来还。这也相当于是社会对国有企业的补贴。
在这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平等"问题显得非常重要。如果银行部门能对国有企 《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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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zs （Jt）= （不改革情况下）国企所能提供的利、税收入（包括政府的非预算收入）
+ 国企提供的就业既工资收入
﹣ 财政补贴（包括企业发不出工资时的补贴）
﹣ 银行坏账
﹣ 管理国企、处理国企干部、职工日常矛盾的麻烦。。。。。。。
zn （Jt）= （改革情况下）非国有企业的税收收入
+ 出售国有资产的收入
+ 非国有企业提供的就业与工资收入
－ 为改革的债务支出（如清理坏账的财政支出）
﹣为安置下岗职工的支出
﹣改革在意识形态方面所承担的政治风险。。。。。。。
这里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也是政府决策是体制结构J的函数――当国有企业所能提供的利税收入越来越少，所需的财政、准财政（银行坏债）补贴越来越多，停产企业"开不出工资"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麻烦，而非国有企业提供的税收越来越多，所能提供的就业越来越多，以至可以由民营企业来并购国企，从而政府为安置下岗职工所需支付的补贴可以越来越少（平均到每人较少，不一定总量较少，因为下岗职工越来越多），改革就会越来越实际地发生。而这一切，都是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
以上的两个不等式，可以使我们在一方面表明，在Ws和Zs不变的情况下（至少国有企业职工的个人收入具有一定的"刚性"），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如何可能使改革发生；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事实也表明了以下这样一些道理：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非国有部门如何发展（即不等式的左边Wn和Zn如何变大），只有当国企状况越来越坏，坏到一定程度之后，改革才会发生，而且无论我们如何鼓吹应该"靓女先嫁"，但从逻辑上说，改革一般总是先发生在那些最先亏损、亏损最严重的国企，而不会最先发生在较好的国企，因为一定是那些最先"烂"掉的企业最先满足我们上面的不等式 。
图2描述的是是1978年以来中国体制结构（J）发生变化的趋势。图中有两个"交点"，一个是在1992年左右，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第一次超过50％。就在这一年底，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有关改革的"决定"，第一次将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写了进去。第二个"交点"是，1996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国有企业第一次发生全部门净亏损，1997年上半年又是这样。在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上，正式提出了"抓大放小"、"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等政策。用本文的理论模型加以观察，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是没有道理的。它们从实践中证明了：政府决策本身是随着经济结构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政府在某一时点上做出了什么样的决策，而在于政府政策变化的趋势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政府有关改革的政策走势，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决策本身不能说有多大的前瞻性，但至少具有务实性，能对现实条件的变化做出较为及时的反应。这有利于经济走出困境、持续发展。
2.5小企业改革：条件最先成熟
以上的理论分析也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国企改革先从中小（特别是小型）国有企业取得突破。根本的原因是：中小企业本来搞国有制就最缺乏经济理由，经营状况自然最先恶化；而非国有经济在夹缝中发展，从小开始逐步成长，最先对中小国有企业开展竞争，使国有中小企业的亏损面变得最大，最先成为政府的包袱（见图3）；同时，非国有中小企业的发展，又使它们最先有能力吸收中小企业的下岗职工；最先形成的一些小资本，得以并购（包括通过股份合作制而实现的产权变革）国有小企业。而大型国有企业一方面本身有国家的扶持，引进了许多先进技术设备，生产率较高，又在一些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所以亏损面一直相对较低；加上几万人、十几万人的企业改起来困难与阻力太大，经济中还没有形成大资本的情况下，很难实现根本上的改制。 1996年底，中国的中小国有企业在企业个数上占82%，但按职工人数算占28%，按产值占17.5%，负债总额中的所占的比例为13.8%（见图4）。由此可见，小企业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而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改革小企业的条件最容易成熟。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正式肯定了"抓大放小"的政策以后，1997-1998年两年小企业改革进展较快，据估计目前全国80%的小企业已经实现了改制（包括股份合作制）。从这个意义上说，1997年以后J值还在进一步缩小，速度还有所加快，这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个有利因素。
再往后，体制过渡能否继续，经济风险能否得到控制，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则将取决于非国有经济能否进一步成长，进一步为改革国有部门创
造条件。从逻辑上推断：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至今形成了一大批中小企业、中小资本、中小企业家，于是到了改革国有中小企业的阶段；再进一步发展，随着中小企业进一步成长，形成一些大资本、大企业家，改革大型国有企业的阶段才会真正到来。
三、增长停顿以至发生危机的可能性：J值是否会逆转
前面我们在论证经济的体制结构逐步变化、实现体制转轨这一可能性的时候，全部立论基础是假定非国有部门增长率gn高于国有部门增长率gs。这应该说是一个相当现实的假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很容易得到证明。但这样一来，我们的理论模型似乎就只可以论证成功的过渡，而无法分析失败的可能，因为我们无论如何很难作出相反的假定，即gn < gs。
前面的理论模型所没有包含的内容，是两个部门之间的"收入转移"，也就是非国有部门对国有部门的补贴。而这是两部门之间经济关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
3．1 对国有部门的补贴及其各种形式
我们知道，国有企业接受国家的补贴。但补贴必须是"有出处的"，是经济当中存在的某种收入的转移；因此，在一个只把经济区分为国有与非国有两大部门的理论模型中，对国有部门的补贴，必然是非国有部门的一部分收入的转移，是对非国有部门以各种方式"征税"而来。即使在现实中，经过各种必要的折算，我们总是可以论证对国有部门（包括企业、银行、政府）的各种补贴其实最终要么来自个人（他们的财产也属于"非国有财产"），要么来自非国有企业。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种收入转移的各种具体形式：
第一，财政支出的企业亏损补贴。这一块在目前的政府收支账户中已经不大了，但仍然存在。
第二，企业欠银行的坏账。无论是国有企业向银行借钱，还是政府机构出于维持运转或提高公款消费标准而通过企业向银行借的钱 ，不能偿还的部分（加上应付利息），即所谓的"坏账"，都应视为社会（通过银行）对国有企业和政府的补贴。在现实中，非国有部门和个人将存款放进银行，然后银行借给企业或政府，由它们花掉，因不能尝还而形成坏账，最后或是银行"冲销坏账"，使存款事实上减少；或是由财政将税收的一部分拿出来清理坏账，或是用通货膨胀的办法使大家的货币、存款等都贬值，就完成了补贴即收入转移的全过程。正因如此，我们称银行坏账为"准财政赤字"（当年新增）或"准政府债务"（累积）。它表明除了财政补贴外，还有多少是通过银行而实现的收入转移。
这里的坏账，也应包括"坏掉了的外债"，除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外债以外，还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所欠下的外债。这些外债一旦不能尝还，最终也要由国家即中央政府来还，说到底还是要由一国的全体公民来还（想一想东南亚各国的情况），包括"还未被允许借外债"的非国有企业来还。这也相当于是社会对国有企业的补贴。
在这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平等"问题显得非常重要。如果银行部门能对国有企 《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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