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

业和非国有银行按同等标准借贷，使其"坏债率"达到同样水平，那么，我们可能说银行的风险更大，而且仍可以说公众（存款人）在给企业补贴（象日本那样），但不能说非国有企业在给国有企业补贴。但是，在国有银行占居垄断地位（表3）、银行贷款向国有企业倾斜、非国有部门很难获得贷款(见表4)、也不允许上市直接融资或到国际上去借外债，而非国有部门创造着近70%的国民总产值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说事实上发生着收入的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银行对银行业的垄断，国有企业对资本市场"上市权"的垄断，事实上决定了金融部门在执行着为国有部门获取补贴所需要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
     第三， 各种为维持各级政府部门、行政机构运转及"高消费"而向企业和个人征收的正式税收之外的"税费捐贿"。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政府需要维持，公共物品需要提供，而在于旧体制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与新的市场体制不相容的政府部门。在这种情况没有改变的条件下，政府就需要取得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收入相比更多的"额外税赋"，才能维持。根据最近的一次调研（见樊纲1998），地方政府的"非预算收入" 的规模与预算内收入基本相等。我们不能说所有这些收入都是"额外税赋"，因为这种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地方公共工程或其他公共物品的供给，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对国有部门的补贴不是一回事，但其中毕竟也有一部分是为了维持过大的政府所需的收入。上述收入中还不包括由企业"报销"的政府人员与机构的各种实物支出，以及贪污腐败、滥用公共权力导致的企业和个人实际支出的增加。
     这里同样有一个"平等"的问题。政府可能向各种企业平均地"摊派"，甚至可能对国有企业的摊派更多一些。但是，只要国有企业可以有向银行借贷的方便（甚至借钱交税）并且借了可以不还、不还还可以再借，政府的同等"摊派"对于不同企业来说其效果就是不同的。而这一差别最终也就意味着"收入的转移"。
    第四， 直接融资情况下发生的"坏股"。随着财政资源枯竭、银行坏债膨胀，国有企业后来发展起来的一个融资渠道是资本市场。在国有资产占大头、政府控制企业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为了给一些企业注资、输血，就让它们上市融资。如果上市后的确能使经营、财务状况发生好转，则不能说发生了补贴；但若没隔几年这种企业的股就变成了"垃圾股"，则说明由"上市"而获得的资源也被浪费掉了，该企业也是吃了相当于上市融资量的"社会补贴"。
    由于以上的一些收入转移是在政府操作的情况下完成的，有时很难分辨哪些收入是用于公共支出，哪些是用于对国有部门补贴（包括对那部分"额外的政府"的补贴）。这也是为什么只要是国有制，"政企不分"就是必然现象的原因之一。但我们这里强调的是，只要我们看到国有部门（企业 、银行与政府机构）浪费了资源，那被浪费了的东西一定是"有出处的"，一定是来自经济中某处的经济收入，一定是某种收入的转移。在两部门模型中，它们只能来自非国有部门。
    不过，在两部门模型中，我们有必要计算国有部门的"净值"。比如，在国有企业还有"利润上缴"的情况下，在预算平衡表上的"对企业的亏损补贴"就不能都直接算作对国有部门的补贴，而要计算"利润上缴"与"亏损补贴"的净差额。无论如何，在现阶段对国有部门的补贴，主要的形式不是财政补贴，而是"坏债"、"坏股"之类的金融性收入转移。
    3．2 对非国有部门的"额外综合税赋"与"资源配置的结构"
    对国有部门的补贴，来自非国有部门的收入转移。我们就将以上的各种收入转移概括地称为对非国有部门的"额外综合税赋"。这里"额外"，指的是它是在支付了与国有部门同等水平的

用于社会支出（包括政府必要支出）税收之后额外的支出部分；而这里的"综合"，指的是：它不仅包含了一部分严格涵义上的"税"，而且包含着以上述其他种种方式转移的收入，无论是较为直接的部分（如"税费捐贿"），还是较为间接的部分（如银行坏账），或是较为隐蔽的部分。我们用Di代表各种形式（i=1,2,3,4,….）的额外税赋，定义
 
    为非国有部门的"额外综合税赋率",其中N仍代表非国有部门的产值。
相应地，我们可将公式（1）改写成公式（2）
 
    公式（2）的涵义已经不同于公式（1）。公式（1）只是表明不同部门的不同经济增长率所会产生的差别；而公式（2）则表明在两部门之间的收入转移所引起的资源配置的变化，公式（2）中的J其实已经表明的是"资源配置意义上国民总产值的结构"，而不仅仅是生产或产出意义上的国民总产值的结构：由于从非国有部门拿走了比率为d的一部分收入去补贴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可用于下一步经济增长的资源只有N（1＋gn－d）的部分，而不再是N（1＋gn） 。
    问题在于，公式（2）中所反映的收入转移和资源配置关系，最终也会影响到公式（1）中所反映的产出与增长的关系。这是因为：收入一方面是企业经济增长的动机，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因为较高的收入（"经济剩余"）是较高的投资率的源泉。因此，经济增长率g事实上是d的函数，特别可以认为是前期d 函数，即：
……）
    当d还不太大，从而还存在d < gn时，非国有部门还可以成长，经济就还会成长，体制结构也在向好的方向转化；但若国企不改革，政府不改革，补贴越来越多，坏债越来越多，出现d > gn，这时就会发生非国有部门的萎缩，体制结构就会发生逆转，经济风险就会加大。
因此，在分析长期问题时，公式（2）意义更加重要，因为公式（1）事实上是由它决定的。体现在d中的收入转移，是两大部门之间经济关系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由d 我们可以看出，国有部门不改革，社会对国有部门的补贴就难以减少，还会不断增加，不仅本身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还阻碍着非国有部门的成长和整个经济的增长。
    在这里，"综合补贴"的概念是重要的，因为在 的各个构成部分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替代关系。对于一个民营企业来说，如果税赋重了，但可以得到更多的贷款，它的日子还好过；如果贷款贷不到，但税赋轻了，它也还能扩大生产；但如果同时税赋也重了，贷款又更加难以得到，它一定难以增长，甚至发生萎缩。由此推断，1998年的情况特别值得警惕。在这一年，正式的税收增加1000亿，按实际值（物价在下降）财政收入相当于增加了14.4%，几乎是经济增长率7.8%的两倍；地方上"乱摊派"、乱收费的问题仍未见好转（如果不是恶化的话）；而与此同时，对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融资渠道更少了（原因见樊纲1998）。结果是在1998年非国有中小企业投资增长率为零，乡镇企业减员2300万（相当于近20%的原有就业），增长率大大下降。这里面显然有宏观波动的因素（总需求还未扩大），不完全是体制方面的问题。但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征兆。
    3．3 增长停顿或"危机"的可能性
    对于公式（2）来说，我们已不能确定它在t→∞时，是否能有J→0，因为当d > 0, （1＋gn－d）可能小于（1＋gs）。而一旦发生
d > gn - gs
从而导致 （1+gn - d）<（1+gs）
    这时经济的体制结构J就不再趋于0 ，而是趋于无穷大，即
（3）
    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增长停顿或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所在――经济结构趋于恶化，体制效率下降，增长率也会停顿下来。
在现实中，这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国有部门中各种反对改革的势力过于强大，而本身的状况又不断恶化，要想维持其生存，就势必利用自己对资源分配的垄断地位、利用国家强权，将大量非国有部门生产出的收入用各种方式转移到国有部门，使非国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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