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
门越来越难以增长，整个经济的增长率也就会慢下来，最后各种矛盾暴露，经济陷入危机，社会出现动荡。
当非国有部门还较弱小的时候，少量的收入转移就可能导致其无法增长（俄罗斯在未实行私有化前、私人部门很难成长）。但即使非国有部门已经很大，剩余收入量也较大，如果国有部门吃掉的补贴更大，这种情况同样可能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恶性膨胀的国有部门（企业、银行、各级政府）开销、苛捐杂税、各种贪污腐败等等问题潜在危害性极大的原因--当这些东西还没吃光作为非国有部门增长的动力和源泉的剩余收入时，我们还能不断增长，而一旦将"剩余"全部吃光，甚至"吃得更深"，吃到了"必要收入"，经济增长就会停止，社会就会陷入危机。
这种"危机的可能性"的政策含义自然是"改革的紧迫性"--旧体制不改，它就会继续吞噬资源；只有尽可能积极而及时地加快改革，防止收入转移的恶性膨胀，才能使经济结构的改善和经济增长持续下去。
3．4 国有企业的状况与"综合赋税率"的高低
显然，国有部门需要的补贴越多，d值越高，非国有部门增长越困难。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有部门状况和国企改革与d值相互关系的其他一些方面，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
1．在改革之初，也就是在非国有经济开始发展的时候，中国国有部门的情况还没有十分恶化，利润率还较高（见图1），本身还能有较高的增长（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当初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也就是说，从总体上看那时国有部门还不需要补贴。甚至，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如就业、农村收入提高等），政府还可以对非国有企业实行税收减免（d<0）。这与俄罗斯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在那里，国有经济发展了70年多年，矛盾积累，由高额补贴引起的高额通货膨胀可以使非国有经济的任何"剩余"都被挖走，使其难以在不彻底改革国有部门的条件下有所成长。这就是说：在改革之初，较好的国有部门状况有利于非国有部门的成长。
2．国有企业改革，一部分国企改制，不仅使gs 加大，而且因国有部门所需补贴减少而使d 缩小，也使非国有经济今后能更好地发展。所以说，国有企业的改革越快，反过来可以使非国有经济发展越快，经济增长速度也可以越快。
3．5 如何判断"增长"或"危机"的趋势
公式（1）和（3）分析的是两种极端的可能，现实中的情况是处于某种中间状态。但理论抽象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使我们抓住要点，对现实进行分析。上面的理论可以使我们对两大现实问题进行判断与分析：第一，经济是否在走向"危机"，或者，近期内是否会出现危机？第二，要想保持经济增长，并使体制实现过渡，我们需要在哪些环节上作文章？ 如果我们能
建立在本文以上分析基础上的一个观察经济变动趋势的简便方法就是观察经济的体制结构指数J。经济结构指数J，事实上有两方面的含义：当J→0（国有部门越来越小）时，不仅表明经济体制过渡在向前推进，也表明经济增长在持续进行，因为它表明资源配置在趋于合理，效率较高、增长率较快的非国有经济在进一步成长。J值变小的速度越快，经济在近期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越小。
反之，若J→∞，即国有部门比重在提高，或者，虽然J值仍在变小，但其变小的速度在下降，则说明改革发生一定程度的停滞，收入转移在加大，非国有经济增长的动机与资源在萎缩，经济增长速度也将下降，危机的可能性增大。
至少到1997年底，我们看到非国有经济每年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都在上升。最近几年至少在2个百分点以上；这反映出其增长率大大快于国有企业（见图3）。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尽管国有企业问题重重，但经济整体还在持续增长，并且短期内从国内体制的角度看，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危险。
对于今后的情况，我们也应密切注意J的变化趋势。比如1998年非国有企业中的中小企业投资活动因信贷萎缩而增长有所放慢，全年投资很可能是零增长。而与此同时1998年政府投资有所扩大，当然这些投资主要用于全社会都可利用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更多地用于建新厂，但国有部门更新改造投资还是有了较大的增加。这可能导致今后一两年内J值下降速度的放慢。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可能使经济增长率下降，经济风险也可能加大。
3．6 政府改革的重要性
以上我们的分析，主要是围绕国有企业展开的。但我们这里的国有部门不仅包括企业，还包括银行（我们在下一节要对其着重进行分析）和政府。在对d 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了过大、无效的、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政府以及官员腐败会对经济增长所造成的损害。当一个经济中的民间企业一方面拿不到贷款，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各个政府机构四处伸手从企业和个人收入中拿走的东西又越来越多，直到把可用于投资和发展的"剩余收入"全部拿走，这些企业一定不可能再实现增长，整个经济也不再可能增长。当"体制腐败"还没有超过"剩余收入"这个界限的时候，经济社会中的矛盾可能还不会引发大的冲突；而一旦经济增长停顿了来，危机就可能爆发。这种可能性提示我们的自然是政府改革以至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四、银行债务与金融风险
本节中我们把对国有部门补贴和对非国有部门征收"综合赋税"的问题进一步具体化，集中分析"综合赋税"中目前看来是最大的一项、也是人们谈论最多的一项，即企业欠银行的"坏债"。 1995年以来，国有企业平均负债率近70%。在金融机构的全部贷款中，国有企业贷款比重1997年底为54.4％ （见表3）。在这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变成"坏债"。一般估计在20-25%左右。199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在《经济日报》中发表的讲话中透露1998年一季度贷款的"付息率"为55%。也就是说，在全部贷款中45%不能按时付息。按国际上的经验看，中国的金融体系似乎面临很大的风险，中国正在走向金融危机，由此也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怀疑。
4.1 "国家综合负债"
在前面分析对国有部门的补贴问题时已经指出，对国有部门的补贴，在中国不仅是财政补贴，而是有多种形式，其中就包括对银行所欠的"坏债"。
中国国有企业负债率较高的原因除了效率低、预算软约束之外，还在于直接融资比重过低。自从1985年实行"拨改贷"以来，政府财政基本上很少对国有企业进行投资，企业的一切投资都靠银行贷款。所谓"国有企业"，很多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国家的投入。也就是说，政府将本该承担的对国企注资的责任，从财政转到了国有银行。也正因如此，尽管这些年财政收入在GDP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政府债务的比重却一直很低。
正因如此，在思考国有企业负债与金融风险的关系时，我们应该将财政负债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将国企对银行的坏债视为"准政府债务"（因为这在原则上应由政府对企业的财政补贴来偿还，否则便成了只能由银行冲销的严格意义上的"坏债"）。由于在传统体制下，政府、企业、银行三位一体，构成"国有部门"，而政府作为所有者代表原则上要为这一部门的"坏债"负责（国有制本身就意味着国家或政府对企业债务负有"无限责任"），以避免出现金融危机。因此，在进一步分析国有银行的风险之前，我们不防先来分析一下国家或政府所面临的金融风险问题，以及国家或政府运用政府权力来拯救银行、拯救企业的能力。
我们将一切不能再由国有企业收入支付的东西计入政府债务，由此形成"国家综合负债"，与我们理论模型中非国有部门的" 《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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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非国有部门还较弱小的时候，少量的收入转移就可能导致其无法增长（俄罗斯在未实行私有化前、私人部门很难成长）。但即使非国有部门已经很大，剩余收入量也较大，如果国有部门吃掉的补贴更大，这种情况同样可能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恶性膨胀的国有部门（企业、银行、各级政府）开销、苛捐杂税、各种贪污腐败等等问题潜在危害性极大的原因--当这些东西还没吃光作为非国有部门增长的动力和源泉的剩余收入时，我们还能不断增长，而一旦将"剩余"全部吃光，甚至"吃得更深"，吃到了"必要收入"，经济增长就会停止，社会就会陷入危机。
这种"危机的可能性"的政策含义自然是"改革的紧迫性"--旧体制不改，它就会继续吞噬资源；只有尽可能积极而及时地加快改革，防止收入转移的恶性膨胀，才能使经济结构的改善和经济增长持续下去。
3．4 国有企业的状况与"综合赋税率"的高低
显然，国有部门需要的补贴越多，d值越高，非国有部门增长越困难。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有部门状况和国企改革与d值相互关系的其他一些方面，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
1．在改革之初，也就是在非国有经济开始发展的时候，中国国有部门的情况还没有十分恶化，利润率还较高（见图1），本身还能有较高的增长（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当初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也就是说，从总体上看那时国有部门还不需要补贴。甚至，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如就业、农村收入提高等），政府还可以对非国有企业实行税收减免（d<0）。这与俄罗斯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在那里，国有经济发展了70年多年，矛盾积累，由高额补贴引起的高额通货膨胀可以使非国有经济的任何"剩余"都被挖走，使其难以在不彻底改革国有部门的条件下有所成长。这就是说：在改革之初，较好的国有部门状况有利于非国有部门的成长。
2．国有企业改革，一部分国企改制，不仅使gs 加大，而且因国有部门所需补贴减少而使d 缩小，也使非国有经济今后能更好地发展。所以说，国有企业的改革越快，反过来可以使非国有经济发展越快，经济增长速度也可以越快。
3．5 如何判断"增长"或"危机"的趋势
公式（1）和（3）分析的是两种极端的可能，现实中的情况是处于某种中间状态。但理论抽象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使我们抓住要点，对现实进行分析。上面的理论可以使我们对两大现实问题进行判断与分析：第一，经济是否在走向"危机"，或者，近期内是否会出现危机？第二，要想保持经济增长，并使体制实现过渡，我们需要在哪些环节上作文章？ 如果我们能
够在统计上测量出d ，我们就可能对经济结构变动的趋势进行较为精确的分析。但是显然，d在实际中是很难度量的，特别是因为它在经济中会和其它许多经济因素混在一起决定着一些实际的统计指标。因此，我们事实上必需间接地观察它的影响。
建立在本文以上分析基础上的一个观察经济变动趋势的简便方法就是观察经济的体制结构指数J。经济结构指数J，事实上有两方面的含义：当J→0（国有部门越来越小）时，不仅表明经济体制过渡在向前推进，也表明经济增长在持续进行，因为它表明资源配置在趋于合理，效率较高、增长率较快的非国有经济在进一步成长。J值变小的速度越快，经济在近期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越小。
反之，若J→∞，即国有部门比重在提高，或者，虽然J值仍在变小，但其变小的速度在下降，则说明改革发生一定程度的停滞，收入转移在加大，非国有经济增长的动机与资源在萎缩，经济增长速度也将下降，危机的可能性增大。
至少到1997年底，我们看到非国有经济每年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都在上升。最近几年至少在2个百分点以上；这反映出其增长率大大快于国有企业（见图3）。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尽管国有企业问题重重，但经济整体还在持续增长，并且短期内从国内体制的角度看，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危险。
对于今后的情况，我们也应密切注意J的变化趋势。比如1998年非国有企业中的中小企业投资活动因信贷萎缩而增长有所放慢，全年投资很可能是零增长。而与此同时1998年政府投资有所扩大，当然这些投资主要用于全社会都可利用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更多地用于建新厂，但国有部门更新改造投资还是有了较大的增加。这可能导致今后一两年内J值下降速度的放慢。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可能使经济增长率下降，经济风险也可能加大。
3．6 政府改革的重要性
以上我们的分析，主要是围绕国有企业展开的。但我们这里的国有部门不仅包括企业，还包括银行（我们在下一节要对其着重进行分析）和政府。在对d 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了过大、无效的、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政府以及官员腐败会对经济增长所造成的损害。当一个经济中的民间企业一方面拿不到贷款，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各个政府机构四处伸手从企业和个人收入中拿走的东西又越来越多，直到把可用于投资和发展的"剩余收入"全部拿走，这些企业一定不可能再实现增长，整个经济也不再可能增长。当"体制腐败"还没有超过"剩余收入"这个界限的时候，经济社会中的矛盾可能还不会引发大的冲突；而一旦经济增长停顿了来，危机就可能爆发。这种可能性提示我们的自然是政府改革以至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四、银行债务与金融风险
本节中我们把对国有部门补贴和对非国有部门征收"综合赋税"的问题进一步具体化，集中分析"综合赋税"中目前看来是最大的一项、也是人们谈论最多的一项，即企业欠银行的"坏债"。 1995年以来，国有企业平均负债率近70%。在金融机构的全部贷款中，国有企业贷款比重1997年底为54.4％ （见表3）。在这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变成"坏债"。一般估计在20-25%左右。199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在《经济日报》中发表的讲话中透露1998年一季度贷款的"付息率"为55%。也就是说，在全部贷款中45%不能按时付息。按国际上的经验看，中国的金融体系似乎面临很大的风险，中国正在走向金融危机，由此也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怀疑。
4.1 "国家综合负债"
在前面分析对国有部门的补贴问题时已经指出，对国有部门的补贴，在中国不仅是财政补贴，而是有多种形式，其中就包括对银行所欠的"坏债"。
中国国有企业负债率较高的原因除了效率低、预算软约束之外，还在于直接融资比重过低。自从1985年实行"拨改贷"以来，政府财政基本上很少对国有企业进行投资，企业的一切投资都靠银行贷款。所谓"国有企业"，很多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国家的投入。也就是说，政府将本该承担的对国企注资的责任，从财政转到了国有银行。也正因如此，尽管这些年财政收入在GDP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政府债务的比重却一直很低。
正因如此，在思考国有企业负债与金融风险的关系时，我们应该将财政负债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将国企对银行的坏债视为"准政府债务"（因为这在原则上应由政府对企业的财政补贴来偿还，否则便成了只能由银行冲销的严格意义上的"坏债"）。由于在传统体制下，政府、企业、银行三位一体，构成"国有部门"，而政府作为所有者代表原则上要为这一部门的"坏债"负责（国有制本身就意味着国家或政府对企业债务负有"无限责任"），以避免出现金融危机。因此，在进一步分析国有银行的风险之前，我们不防先来分析一下国家或政府所面临的金融风险问题，以及国家或政府运用政府权力来拯救银行、拯救企业的能力。
我们将一切不能再由国有企业收入支付的东西计入政府债务，由此形成"国家综合负债"，与我们理论模型中非国有部门的" 《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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