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
综合赋税"相对应。现实中的复杂性在于：政府不仅是国有部门的所有者代表，而且执行政府的公共职能，因此一部分政府债务不能算作国有部门的债务。不过只要记住这一点，我们就仍可以继续在较为抽象的理论框架中集中分析我们这里所关心的问题。
我们假定企业必须支付基本工资、劳保（包括养老与医疗）住房等，若无力用自己的收入支付，则要么向政府要补贴，要么借债进行支付，由此形成一部分"坏债"。而只要企业还能用自己收入付息还本，其负债则不构成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综合负债"的组成部分。只有"坏债"才构成政府负担，才被算作"国家综合债务"的组成部分，必须运用某种国家权力（税收、国债、货币发行、国际融资等）加以处理。
国内银行坏债和政府国债余额，无疑是上述"国家综合负债"的一部分 。我们假定25%的银行贷款为不良贷款。同时，为"保险"起见，我们将所有外债，计入这一范畴。这是因为，迄今为止绝大多数非政府外债，也都是国有企业借入的，借钱时很大程度上靠的也是国家信誉；而且事实上一旦面临无法偿还的问题，最终也都要由国家负责（想一想最近的一些例子）。这样，我们将以上三部门加总，计算出"国家综合负债"，将这一国家综合负债占GDP的比率，称为"国家综合负债率" （NCL）：
政府内债余额＋银行坏债＋全部外债
NCL ＝ －－－－－－－－－－－－－－－
名义GDP
1997年底，中国的国家综合负债率为47
国家综合负债率这一概念以及上面的国际比较似乎首先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国有企业（以及一些集体企业）负债率如此之高、国有银行体系内坏债率如此之高，金融及整个经济仍能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与增长，其原因就在于政府在过去15-20年的时间里，在"放纵"企业向银行借钱的同时，采取了一个相当保守的财政政策和外债政策，从而使政府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应对风险的能力，还可以用发行国债或借外债来扩大公共支出来使银行国内债务或是被冲销或是被贬值。
用上述尺度来衡量，中国尽管银行坏债已是一个大问题，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已经临近金融危机的边缘。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可保持经济的稳定，使经济增长不被金融危机所打断。其中关键的问题在于能否利用这一段风险尚可控制的时间，抓紧改革与调整，使问题不至进一步恶化。
4.2 银行坏债如何消除：重要的问题仅在于增量而不是清理存量
现在我们集中来分析一下银行坏债问题。这其实是以银行坏债为例来分析走出"困境"、实现体制转轨和经济增长的一般思路，因为如果我们假定一切对国企的补贴都是通过银行坏债实现的，假定与NCL相关的只是银行坏债，则前面分析的一切问题都必须通过解决银行坏债来可以解决（在这上述假定下，我们在理论模型中事实上可以有d = NCL = B）。
以D代表"银行坏债"，以gd代表坏债的增长幅度，g代表名义GDP的增长率，以B代表"坏债/GDP比率"，我们有以下关系式：
在动态过程中，当 gd < g 我们有
关系式（5）表明，给定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只要使坏债的增长率得到控制，使之低于经济增长率，长期看，坏债的问题就不会趋于"爆炸"（Bt → ），而是会逐步得到缓解，并随着改革的进展而逐步消除。
这一关系有以下两个重要的政策含义：
第一， 解决坏债问题根本上要着眼于控制增量，也就是要着眼于体制改革，使坏债今后减少发生。只有坏债的增长得到控制，问题才可能解决，才能走出困境，否则便是陷入恶性循环，最后发生金融危机。这里的改革，首先重要的是企业的改革和政府的改革，也就"花钱者"的改革，坏债问题的根子将不会被拔除。银行本身的改革当然也很重要，从短期内看首先要加强风险管理，尽可能减少坏债；从中长期看，要从根本上改变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金融体制，鼓励非国有银行的发展，从产权关系上进一步加强对风险的控制。
第二，"清理已有坏债"是不重要的。现有的坏债存量，是已经花出去了的钱，再清理也是收不回来的。而当前面对的D0再大，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也是微不足道的。在这种情况下，以其用政府支出的办法去清理坏债，不如使它们继续保持在企业和银行的平衡表上，反倒有利于保持对企业和银行的一种"改革压力"。否则，体制没有改，今天清理了明天又会冒出来。不清理现有的坏债，而是着力于控制增量，存量的问题到日后会更容易地得到解决。
正因如此，在加强银行风险管理的问题上，应将"坏债率"B的缩小作为目标，而不是将减少坏债的绝对额作为目标。
用增量标准来衡量，中国经济在近两年来坏债的增长率应该说是在缩小。这表现在：受不良信贷资产困扰的银行，哪怕是国有银行，也因自身利益（利润下降、亏损增大）和中央政府为防范金融风险而采取的控制手段，而采取了对国有企业减少贷款的做法，"惜贷"成为普遍现象，原来银行的"贷款额度"总也不够用，而现在是用不完。1998年尽管政府因为急于扩张经济，放松了对信贷的控制政策，银行对企业贷款的增长率却仍然呈下降趋势（见樊纲1999）。这里当然有宏观波动的因素，在经济本身紧缩的时期，贷款增长率下降也不一定意味着坏债增长率的下降。但银行体系防范风险意识和措施的加强，总是一个进步。同时，企业的改革，本身也会使坏债减少。至少，我们目前无法判定银行坏债与GDP的比重在迅速加大，临近危机。当然，从中长期看中国的金融风险是否加大。就要看今后几年银行业及整个国有部门改革的力度了。1996年，中央银行曾经把"坏债率"每年降低2个百分点作为银行业的目标。如果中国银行业在今后几年内能实现该目标的一半，即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中国就有可能"走出困境"，而不会陷入危机。
五、小结：改革与增长
现在我们可以把以上分析的基本逻辑线条概括如下：
经济的持续增长取决于改进资源的配置，使其从利用效率较低的部门体制下释放出来，转移到利用效率较高的体制中去；
而这种资源配置的改进，在转轨经济中就表现为非国有部门在经济结构中比重加大而国有部门的相对缩小；
这两个部门效率的差别，最终体现为其增长率的差别；非国有部门较高的增长率gn，支撑着国民经济整体的增长，并使国有部门的问题造成相对较小的危害。正因如此，经济的"体制结构"（J）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意义重大；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支撑了整个经济的增长，而且改善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条件与环境，使改革的阻力逐步缩小；在这一过程中，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由小到大，因而国有企业也必然是小企业改革的条件最先形成。
国企改制（破产、拍卖、合资、股份制改造、股份合作制等）和国企职工的离职、下岗，意味着"资源的释放"，并且使公式（1）中的gn更大而gs更小，从而加快着体制结构J的改变；
同时，国企的改革，由于使今后对国有部门的补贴减少而使d减小；银行业、金融业的改革以及银企关系的改革，能使反映在d中的银行"坏债"增量的增长速度缩小，从而使社会对国有部门的补贴缩小；
政府改革因能使（用 《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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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定企业必须支付基本工资、劳保（包括养老与医疗）住房等，若无力用自己的收入支付，则要么向政府要补贴，要么借债进行支付，由此形成一部分"坏债"。而只要企业还能用自己收入付息还本，其负债则不构成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综合负债"的组成部分。只有"坏债"才构成政府负担，才被算作"国家综合债务"的组成部分，必须运用某种国家权力（税收、国债、货币发行、国际融资等）加以处理。
国内银行坏债和政府国债余额，无疑是上述"国家综合负债"的一部分 。我们假定25%的银行贷款为不良贷款。同时，为"保险"起见，我们将所有外债，计入这一范畴。这是因为，迄今为止绝大多数非政府外债，也都是国有企业借入的，借钱时很大程度上靠的也是国家信誉；而且事实上一旦面临无法偿还的问题，最终也都要由国家负责（想一想最近的一些例子）。这样，我们将以上三部门加总，计算出"国家综合负债"，将这一国家综合负债占GDP的比率，称为"国家综合负债率" （NCL）：
政府内债余额＋银行坏债＋全部外债
NCL ＝ －－－－－－－－－－－－－－－
名义GDP
1997年底，中国的国家综合负债率为47
.07%。这一比值比起其他国家来说不能算是高的。亚洲各国的这同一比率在1997年底都比中国高(见表5，6)。而欧洲货币联盟要求各成员国达到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标准为60%；美国的同一指标也长期高达近60%（请注意这些国家银行坏债较少，而且由于政府不干预银行信贷活动，出了坏债政府的责任也较小）。
国家综合负债率这一概念以及上面的国际比较似乎首先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国有企业（以及一些集体企业）负债率如此之高、国有银行体系内坏债率如此之高，金融及整个经济仍能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与增长，其原因就在于政府在过去15-20年的时间里，在"放纵"企业向银行借钱的同时，采取了一个相当保守的财政政策和外债政策，从而使政府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应对风险的能力，还可以用发行国债或借外债来扩大公共支出来使银行国内债务或是被冲销或是被贬值。
用上述尺度来衡量，中国尽管银行坏债已是一个大问题，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已经临近金融危机的边缘。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可保持经济的稳定，使经济增长不被金融危机所打断。其中关键的问题在于能否利用这一段风险尚可控制的时间，抓紧改革与调整，使问题不至进一步恶化。
4.2 银行坏债如何消除：重要的问题仅在于增量而不是清理存量
现在我们集中来分析一下银行坏债问题。这其实是以银行坏债为例来分析走出"困境"、实现体制转轨和经济增长的一般思路，因为如果我们假定一切对国企的补贴都是通过银行坏债实现的，假定与NCL相关的只是银行坏债，则前面分析的一切问题都必须通过解决银行坏债来可以解决（在这上述假定下，我们在理论模型中事实上可以有d = NCL = B）。
以D代表"银行坏债"，以gd代表坏债的增长幅度，g代表名义GDP的增长率，以B代表"坏债/GDP比率"，我们有以下关系式：
在动态过程中，当 gd < g 我们有
关系式（5）表明，给定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只要使坏债的增长率得到控制，使之低于经济增长率，长期看，坏债的问题就不会趋于"爆炸"（Bt → ），而是会逐步得到缓解，并随着改革的进展而逐步消除。
这一关系有以下两个重要的政策含义：
第一， 解决坏债问题根本上要着眼于控制增量，也就是要着眼于体制改革，使坏债今后减少发生。只有坏债的增长得到控制，问题才可能解决，才能走出困境，否则便是陷入恶性循环，最后发生金融危机。这里的改革，首先重要的是企业的改革和政府的改革，也就"花钱者"的改革，坏债问题的根子将不会被拔除。银行本身的改革当然也很重要，从短期内看首先要加强风险管理，尽可能减少坏债；从中长期看，要从根本上改变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金融体制，鼓励非国有银行的发展，从产权关系上进一步加强对风险的控制。
第二，"清理已有坏债"是不重要的。现有的坏债存量，是已经花出去了的钱，再清理也是收不回来的。而当前面对的D0再大，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也是微不足道的。在这种情况下，以其用政府支出的办法去清理坏债，不如使它们继续保持在企业和银行的平衡表上，反倒有利于保持对企业和银行的一种"改革压力"。否则，体制没有改，今天清理了明天又会冒出来。不清理现有的坏债，而是着力于控制增量，存量的问题到日后会更容易地得到解决。
正因如此，在加强银行风险管理的问题上，应将"坏债率"B的缩小作为目标，而不是将减少坏债的绝对额作为目标。
用增量标准来衡量，中国经济在近两年来坏债的增长率应该说是在缩小。这表现在：受不良信贷资产困扰的银行，哪怕是国有银行，也因自身利益（利润下降、亏损增大）和中央政府为防范金融风险而采取的控制手段，而采取了对国有企业减少贷款的做法，"惜贷"成为普遍现象，原来银行的"贷款额度"总也不够用，而现在是用不完。1998年尽管政府因为急于扩张经济，放松了对信贷的控制政策，银行对企业贷款的增长率却仍然呈下降趋势（见樊纲1999）。这里当然有宏观波动的因素，在经济本身紧缩的时期，贷款增长率下降也不一定意味着坏债增长率的下降。但银行体系防范风险意识和措施的加强，总是一个进步。同时，企业的改革，本身也会使坏债减少。至少，我们目前无法判定银行坏债与GDP的比重在迅速加大，临近危机。当然，从中长期看中国的金融风险是否加大。就要看今后几年银行业及整个国有部门改革的力度了。1996年，中央银行曾经把"坏债率"每年降低2个百分点作为银行业的目标。如果中国银行业在今后几年内能实现该目标的一半，即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中国就有可能"走出困境"，而不会陷入危机。
五、小结：改革与增长
现在我们可以把以上分析的基本逻辑线条概括如下：
经济的持续增长取决于改进资源的配置，使其从利用效率较低的部门体制下释放出来，转移到利用效率较高的体制中去；
而这种资源配置的改进，在转轨经济中就表现为非国有部门在经济结构中比重加大而国有部门的相对缩小；
这两个部门效率的差别，最终体现为其增长率的差别；非国有部门较高的增长率gn，支撑着国民经济整体的增长，并使国有部门的问题造成相对较小的危害。正因如此，经济的"体制结构"（J）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意义重大；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支撑了整个经济的增长，而且改善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条件与环境，使改革的阻力逐步缩小；在这一过程中，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由小到大，因而国有企业也必然是小企业改革的条件最先形成。
国企改制（破产、拍卖、合资、股份制改造、股份合作制等）和国企职工的离职、下岗，意味着"资源的释放"，并且使公式（1）中的gn更大而gs更小，从而加快着体制结构J的改变；
同时，国企的改革，由于使今后对国有部门的补贴减少而使d减小；银行业、金融业的改革以及银企关系的改革，能使反映在d中的银行"坏债"增量的增长速度缩小，从而使社会对国有部门的补贴缩小；
政府改革因能使（用 《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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