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感·罪感和底线伦理
无法接受的事实，就觉得是一种奇耻大辱。
许多伟大文明都通过强烈的耻感意识来维系基本的文化价值，其中犹以中华文明为典型。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种耻感文化。我们一向以"礼仪廉耻"为"国之四维"，其中又以"耻"为最。中国传统文化有两种最基本的区分，并因此划出"文明人"的道德底线：人禽之别和华夷之别 。前者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后者是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别。如果你的所作所为表明你与"禽"、与"夷"没什么区别，那就是可耻的。
在中国伟大的先哲们看来，知耻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起码，一个连起码的羞耻都不知道人就不是人了。孟子云："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朱熹解释道："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有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甚大。" 陆九渊也云："夫人之患莫大乎无耻，人而无耻，果何为人哉？"
因此，道德和文化价值的建构，就是要在人们内心深处唤起这样的警戒意识：为人之举而不为兽之举，有知耻之心而不是无耻。只有这样，人们才有自觉的价值意识。在儒家伟大先驱孔子看来，用惩罚的手段，人也许因为害怕而不越轨，但那只是被迫和无奈；只有当人知耻了，才会自觉地不去做那些可耻的事。所谓"有耻且格" 、"行己有耻" 是矣。
人有了知耻之心，无论做人、办事、从政，就不会乱来了。如果人不知羞耻，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那社会就不可想象了。顾炎武云："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如果社会一旦失去廉耻，"则祸败乱亡无所不至"。 龚自珍云："士皆知耻，则国家用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 康有为亦云："人之所以不为，皆赖有耻心。如无耻，则无事不可为矣。"
中华文明能维系几千年，昌盛几千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民族强烈的耻感意识延绵不绝。从耻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到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的项羽；从耻为亡国奴的文天祥，到拒绝美国救济面粉的朱自清……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无数铮铮傲骨的人物，都源自中国文化的耻感意识。我们的文化中，表达这种耻感意识的语言比比皆是："难以启齿"、"无地自容"、"令人汗颜"、"不耻于人类"；"报仇雪恨"、"卧薪尝胆"；"士可杀而不可辱"、"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大丈夫头可断而志不可屈"……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耻感意识如何支撑着我们的文化价值。
但是，这种意识正在受到普遍嘲解，普遍的腐蚀！
罪感是因经历和体验到了违背基本价值的行为、事件而从我们的人格深处蒙生的一种敬畏意识与忏悔意识。主体的价值意识告诫人们，我们的人性和文化中有一些基本的禁忌和规约，它规定人至少应该作为（如有起码的同情心，把人当人）或不作为（如不能乱伦，不能滥杀无辜）的下限、底线。违背了这一禁忌和规约，就是一种罪过、罪孽。
罪感也包含自我谴责的成份，但更主要的表现为因害怕惩罚而产生的一种负罪感、内疚感和忏悔心态。人类文化的底线伦理与禁忌、罪感和忏悔意识的确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意识又以宗教为甚。例如基督教文化是典型的罪感文化。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了原罪，这注定了他们的子孙后代永远带着罪的"基因"，忏悔和赎罪永远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意识象紧箍咒一样时时警醒人们趋善避恶。一旦人们做了有违道德和教规的事，人的罪感意识就达到了难以名状的地步。是的，宗教的确起过人们"精神鸦片"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也是通过激起人们普遍的罪感意识，来设置一道确保人类底线伦理的森严的"防火墙"。
具体到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似乎一开始就没有很盛的罪感意识。殷人敬天崇帝，但主要为了祈求福祉 。周人的宗教改革把"天"和"帝"虚化，代之以世俗的德行，罪感意识就更淡薄了。但是这不是说先民没有罪感意识。孔子云："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墨子》有《天志》、《明鬼》诸篇，我们从中能领略到当时人们对天地鬼神的敬畏，以及作了出格的事情后的负罪感和忏悔心。
在中国文化中，罪感意识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潜意识存在于民间的原始宗教、巫术和迷信中。佛教传入中国后，这种意识便借佛教之躯还魂，这就是因果报应思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了伤天害理的事，会遭报应。这种报应分几类，现世报应：为非作歹者不得好死，会遭天打五雷劈；死后报应：作恶造孽，死后会下地狱，那里有牛头马面等着你，有无数阴森恐怖的惩罚等着你；来生报应：行善者来生做人、做贵人，作恶者来生为畜生。在这个巨大的因果链条中，一切善行和恶行都无所逃匿。冤孽这辈子饶过了你，下辈子、下下辈子也会找来。
中国文化中的另一罪感意识出于对"名"的维护。在古人看来，名是人的生命的延续，甚至比生命更重要。生时可以仗势欺人，无法无天，但谁能保你死后的遭遇？所以人怕留骂名于后世，怕遗臭万年，怕死后人家刨他的坟；所以有"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
这种宗教和道德意识维系了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底线：人因为背负不起心灵的十字架而不敢亵渎基本的伦理价值。否则人们就恐惧，就内疚，就有负罪感，就要忏悔。罪感意识就这样在我们的人格深处构筑了一道防线，从而保障一个民族基本上能按文化和价值标准而行。
但是现在，这种价值意识也处在明显的消亡之中！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就开始关注中国的道德和价值危机。主流话语对这种危机的分析可以归为四类：（1）"四人帮"或"文革"的破坏；（2）、"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3）、改革开放或"市场经济"带来的；（4）、社会的现代转型导致价值的失范。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说法没有一点道理，但是深究起来，问题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 。
"四人帮"，或者更深一点说，十年"文革"把人心搞乱了，把文化搞乱了，这没错。但"四人帮"难道是天外来客，"文革"难道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特务秘密烧起来的？"四人帮"这类人物、"文革"这类政治运动为什么只在并且总在中国当代这一特殊的时空存在？还有，为什么"文革"结束二十多年，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我们难道不应该检讨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的社会基础和民众基础吗？
把价值危机的根源归诸"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多半是一个望文生义式的想象。究竟西方资产阶级的哪些文化在哪些方面怎样影响了我们？那些被认为是"西方"的东西真的是西方的吗？以常见的几个说法为例：
（1）、"个人主义"。 摧毁我们的道德基础的究竟是任何文化中都有的（在中国，当然是中国本土的）私利行为，还是西方所谓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我们知道，私利行为具有普遍性，而Individualism则有特定的含意：它强调个人是社会的基础，鼓吹个性解放、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得到保护与尊重等等，这显然与我们所谓"个人主义"相去甚远。因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践踏底线伦理的极端非道德行为，其特征是，根本不把他人当人，何谈尊重他人的个性、权利与尊严？
（2）、"利己主义"。西方的利己主义（egoism）也有特定的含义：利己或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与权利， 《耻感·罪感和底线伦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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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伟大文明都通过强烈的耻感意识来维系基本的文化价值，其中犹以中华文明为典型。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种耻感文化。我们一向以"礼仪廉耻"为"国之四维"，其中又以"耻"为最。中国传统文化有两种最基本的区分，并因此划出"文明人"的道德底线：人禽之别和华夷之别 。前者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后者是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别。如果你的所作所为表明你与"禽"、与"夷"没什么区别，那就是可耻的。
在中国伟大的先哲们看来，知耻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起码，一个连起码的羞耻都不知道人就不是人了。孟子云："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朱熹解释道："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有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甚大。" 陆九渊也云："夫人之患莫大乎无耻，人而无耻，果何为人哉？"
因此，道德和文化价值的建构，就是要在人们内心深处唤起这样的警戒意识：为人之举而不为兽之举，有知耻之心而不是无耻。只有这样，人们才有自觉的价值意识。在儒家伟大先驱孔子看来，用惩罚的手段，人也许因为害怕而不越轨，但那只是被迫和无奈；只有当人知耻了，才会自觉地不去做那些可耻的事。所谓"有耻且格" 、"行己有耻" 是矣。
人有了知耻之心，无论做人、办事、从政，就不会乱来了。如果人不知羞耻，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那社会就不可想象了。顾炎武云："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如果社会一旦失去廉耻，"则祸败乱亡无所不至"。 龚自珍云："士皆知耻，则国家用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 康有为亦云："人之所以不为，皆赖有耻心。如无耻，则无事不可为矣。"
中华文明能维系几千年，昌盛几千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民族强烈的耻感意识延绵不绝。从耻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到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的项羽；从耻为亡国奴的文天祥，到拒绝美国救济面粉的朱自清……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无数铮铮傲骨的人物，都源自中国文化的耻感意识。我们的文化中，表达这种耻感意识的语言比比皆是："难以启齿"、"无地自容"、"令人汗颜"、"不耻于人类"；"报仇雪恨"、"卧薪尝胆"；"士可杀而不可辱"、"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大丈夫头可断而志不可屈"……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耻感意识如何支撑着我们的文化价值。
但是，这种意识正在受到普遍嘲解，普遍的腐蚀！
罪感是因经历和体验到了违背基本价值的行为、事件而从我们的人格深处蒙生的一种敬畏意识与忏悔意识。主体的价值意识告诫人们，我们的人性和文化中有一些基本的禁忌和规约，它规定人至少应该作为（如有起码的同情心，把人当人）或不作为（如不能乱伦，不能滥杀无辜）的下限、底线。违背了这一禁忌和规约，就是一种罪过、罪孽。
罪感也包含自我谴责的成份，但更主要的表现为因害怕惩罚而产生的一种负罪感、内疚感和忏悔心态。人类文化的底线伦理与禁忌、罪感和忏悔意识的确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意识又以宗教为甚。例如基督教文化是典型的罪感文化。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了原罪，这注定了他们的子孙后代永远带着罪的"基因"，忏悔和赎罪永远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意识象紧箍咒一样时时警醒人们趋善避恶。一旦人们做了有违道德和教规的事，人的罪感意识就达到了难以名状的地步。是的，宗教的确起过人们"精神鸦片"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也是通过激起人们普遍的罪感意识，来设置一道确保人类底线伦理的森严的"防火墙"。
具体到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似乎一开始就没有很盛的罪感意识。殷人敬天崇帝，但主要为了祈求福祉 。周人的宗教改革把"天"和"帝"虚化，代之以世俗的德行，罪感意识就更淡薄了。但是这不是说先民没有罪感意识。孔子云："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墨子》有《天志》、《明鬼》诸篇，我们从中能领略到当时人们对天地鬼神的敬畏，以及作了出格的事情后的负罪感和忏悔心。
在中国文化中，罪感意识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潜意识存在于民间的原始宗教、巫术和迷信中。佛教传入中国后，这种意识便借佛教之躯还魂，这就是因果报应思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了伤天害理的事，会遭报应。这种报应分几类，现世报应：为非作歹者不得好死，会遭天打五雷劈；死后报应：作恶造孽，死后会下地狱，那里有牛头马面等着你，有无数阴森恐怖的惩罚等着你；来生报应：行善者来生做人、做贵人，作恶者来生为畜生。在这个巨大的因果链条中，一切善行和恶行都无所逃匿。冤孽这辈子饶过了你，下辈子、下下辈子也会找来。
中国文化中的另一罪感意识出于对"名"的维护。在古人看来，名是人的生命的延续，甚至比生命更重要。生时可以仗势欺人，无法无天，但谁能保你死后的遭遇？所以人怕留骂名于后世，怕遗臭万年，怕死后人家刨他的坟；所以有"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
这种宗教和道德意识维系了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底线：人因为背负不起心灵的十字架而不敢亵渎基本的伦理价值。否则人们就恐惧，就内疚，就有负罪感，就要忏悔。罪感意识就这样在我们的人格深处构筑了一道防线，从而保障一个民族基本上能按文化和价值标准而行。
但是现在，这种价值意识也处在明显的消亡之中！
四
导致中
国文化的道德底线行将崩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就开始关注中国的道德和价值危机。主流话语对这种危机的分析可以归为四类：（1）"四人帮"或"文革"的破坏；（2）、"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3）、改革开放或"市场经济"带来的；（4）、社会的现代转型导致价值的失范。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说法没有一点道理，但是深究起来，问题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 。
"四人帮"，或者更深一点说，十年"文革"把人心搞乱了，把文化搞乱了，这没错。但"四人帮"难道是天外来客，"文革"难道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特务秘密烧起来的？"四人帮"这类人物、"文革"这类政治运动为什么只在并且总在中国当代这一特殊的时空存在？还有，为什么"文革"结束二十多年，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我们难道不应该检讨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的社会基础和民众基础吗？
把价值危机的根源归诸"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多半是一个望文生义式的想象。究竟西方资产阶级的哪些文化在哪些方面怎样影响了我们？那些被认为是"西方"的东西真的是西方的吗？以常见的几个说法为例：
（1）、"个人主义"。 摧毁我们的道德基础的究竟是任何文化中都有的（在中国，当然是中国本土的）私利行为，还是西方所谓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我们知道，私利行为具有普遍性，而Individualism则有特定的含意：它强调个人是社会的基础，鼓吹个性解放、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得到保护与尊重等等，这显然与我们所谓"个人主义"相去甚远。因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践踏底线伦理的极端非道德行为，其特征是，根本不把他人当人，何谈尊重他人的个性、权利与尊严？
（2）、"利己主义"。西方的利己主义（egoism）也有特定的含义：利己或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与权利， 《耻感·罪感和底线伦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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